2019年夏天，我这个临济宗居士在净土祖庭东林寺进行人生首次闭关，日诵“阿弥陀佛”佛号十万声。禅宗居士甚至僧人在净土祖庭闭关，我肯定不是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人。因为禅、净虽各开宗立派，但自唐始，禅僧普遍已将习禅与念佛紧密结合为“禅净双修”。

这次闭关，让我有一个很深的疑问——“阿弥陀佛”的“阿”字，正确读音到底是[ē]还是[ā]？在此之前，我一直是读[ē]。但一进净土祖庭，见到人人都是念[ā]弥陀佛。早晚课，殿中僧人居士百人齐声念佛，也是[ā]弥陀佛。是我错了吗？这个是极其重要的大事，关系到我的修行和闭关是否得法。为此专门请教了祖庭中居士和僧人，得到的答复是：之前读[ē]是错了，就是读[ā]。

我不甘心。《佛说阿弥陀经》，402年鸠摩罗什就译出了，是净土宗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虽然650年玄奘重译了该经，并另名《称赞净土佛摄受经》，但现在广为流传的仍旧是鸠摩罗什译本。难道这一千六百多年无数高僧大德都读错了？闭关后就想考证这个字到底读什么，一直机缘不到。

前天开始读郑僧一《观音——半个亚洲的信仰》，“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到底“阿弥陀佛”这个“阿”字要怎么读？在禅宗和净土宗里，这个字是否有不同的读法？这次要弄个明白——

龙树菩萨（公元前后）在《十住毗婆娑论》中首倡佛法修行有难行、易行二道——在此土长久勤行精进而获不退转地，为难行道；而同在此土称念东方善德等十方十佛及阿弥陀佛、世自在王等诸佛名号者，能疾得不退，为易行道。

从师承法脉上说，庐山慧远（334—416）和竺道生（？—434）一继道安，一承罗什；但从佛教中国化的视野看，他们一重践行，一悟圆义，代表了中国佛教的两大主流，分别开出了净、禅二宗。

昙鸾（476—542）对难行、易行二道极感兴趣，他在《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中开宗明义即立难行、易行二道为主题，但他的易行道却迥然不同于龙树所说。昙鸾认为：第一，唯有往生（对立于此土的）净土方为易行道。第二，唯有专念弥陀一佛，方能疾得不退。这两点正是净土宗之所以吸引人的原因所在，也是历代净土宗大德所讨论和宣传的最重要焦点。就此而言，昙鸾于净土宗有开宗之功。

隋大业年间，研究空理，尤精涅槃的道绰（562—645）归心净土。史传掐数珠念佛，创自道绰。道绰对净土之影响，随《安乐集》而流传千年。

达摩传慧可，以《楞伽经》印心。而道信（580—651）既是“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要“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文殊说般若经》共有三译，道信所用的，是梁曼陀罗仙（503—？）所译，全名为《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二卷）。该经一言点穿“一行三昧”的实质，即在于“诸佛法身与众生身等”（语出《大乘起信论》：“依是三昧故，则知法界一相，谓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等，平等无二，即名一行三昧。”）——法界无差别。这与《楞伽经》视如来藏为“一切众生身中本来具足的自性清净心”之主题心心相印。

要协调群体成圣与个体开悟的矛盾，唯一的道路就是佛教生活化——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之中。道信援引《般若》，引进了般若法门信念：在一切不可得寂灭（空）中，直觉到不可思议的真性；由性空而移入真常妙有，理解般若即为空的妙有，这样就真正做到了圣凡平等、妄真归一。缘此法门，道信禅法开通了把人生与成佛联系起来的大门，从教理上直接开通了高深的佛法生活化的道路。成佛即在获得人生之真谛，这恰是中国化佛法的风格。

即使禅、净二宗在开宗立派的历史潮流中分道扬镳，但中国净土宗的实际开创者昙鸾，与禅宗的实际开创者道信，前后相续，同奉大乘般若学，一倡念佛三昧，一倡一行三昧，同源异流，形神相契。另外在世俗中，禅宗因与中国士大夫文化投缘，在雅文化层次上得以独占佛教这一席位，净土宗却发挥自宗优势，在俗文化层次上，成了佛教的一大代表。

719年，慈愍慧日（680—748）从西域归返长安，提出禅教一致、禅净合行、戒净双修。其《净土慈悲集》开创了禅净合一的念佛修行。

从净土宗把经论所说观想念佛变成口称念佛，再进一步创出临终念佛后，净土宗对广大老百姓的吸引已无人能敌。因为照此法门，哪怕酒沽狗屠，毕生无缘于佛道，只要临终悔过，一声佛号即能往生西方。

而对禅宗来说，净土宗那可行可证简洁统一的佛号——“南无阿弥陀佛”，正好填补了禅宗的空缺，成为禅宗那无可言传、无法印证之悟境的最佳载体。

因此，在净土三祖法照（747—821）（按《乐邦文类》所立净土六祖说）制订五会念佛之仪规前，禅宗五祖弘忍（602—675）所传东山门下，已几乎全体念佛。但与法照只由缓至急、从低到高的程序相反，东山门下宣什宗、净众宗所取为由有声至无声。

所以在唐代，除了“血缘关系”所造就的禅净二宗的感应道交之外，内外相凑，因缘交会，禅净合一终水到渠成。

至宋初，永明延寿认为念佛不仅不碍修行，而且还有助于禅定。他把禅净双修列为最高的修行层次。受延寿影响，宋明时代的禅僧纷纷仿效，贯彻推广禅净合一。其集大成者，当数晚明的云栖袾宏。

近现代佛教，则进一步沿着“禅净合一”的道路展开，禅僧普遍将习禅与念佛紧密结合。由此可见，并不存在一部经典在禅、净两宗有二解。那这个至关重要的佛号，到底怎么读？

原载香港佛教青年协会出版《雷音》杂志第134期，《台州佛教》2009第3期（总190期、双月刊）转载，P.13《应该把”阿弥陀佛”的读音纠正过来》一文载：“自古以来，我们汉人所居住的地方，凡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都是读“阿（音[ē]）弥陀佛”，在佛经里凡是遇到“阿”字也读成“[ē]”的音……华严字母四十二字陀罗尼也是以“[ē]”字音开始的。俗话说“家家阿（[ē]）弥陀，户户观世音”，可谓老幼皆知，都如是念。但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净空老法师在香港讲经时，给大众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有人在梵文经典中发现‘阿（[ē]）弥陀佛’的梵文是Amitab，所以要念‘阿（音啊）弥陀佛’才对，而且A字发音是元音，是楷口音，气流顺畅……等等。”当时的通愿老法师、黄念祖老居士也这样宣传，因此，在众位大德的大力推动下，形成了把‘阿（[ē]）弥陀佛’改念成‘阿（啊音[ā]）弥陀佛’的概念。几年以后，念佛机也跟上了新形式的发展。到目前为止除一些老法师和一般家居老人没改变，台湾广钦老和尚的道场承天寺也没改，一般都改念‘阿（啊）弥陀佛’了，就连佛经中遇到“阿”字都统统读为“啊”子音了。”

以会性法师（1928—2010）《佛说阿弥陀经讲录》的历史观点看，“翻遍辞典字典，如中文大辞典、辞海、中华乃至康熙字典，“阿”本音皆[ē]非[ā]。本经译于一千六百年前，五胡十六国至东晋姚秦时的长安，当时北方“阿”字，尚未出现[ā]音，鸠摩罗什法师在北方翻译，读[ē]才对。”

2017年11月巴蜀书社注音版鸠摩罗什译本中，“阿弥陀佛”的“阿”字音为[ē]。由此可以确定，“阿弥陀佛”的“阿”字应读为[ē]。

【参考书目】

1995年莆田广化寺版繁体竖排鸠摩罗什译《阿弥陀佛经》折页版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1月1版1印顾伟康《禅净合一溯源》

巴蜀书社2017年11月注音版鸠摩罗什译《阿弥陀佛经》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繁体竖排版民国丁福保《阿弥陀佛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月版印光法师鉴定本《阿弥陀佛经白话解释》

禅是什么？大珠慧海说“饥来吃饭困来眠”，六祖惠能说“循指见月”，赵州从谂说“吃茶去！”《五灯会元》读了五年，读完估计还要再五年。

2014年买《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以为也是一本能够让我停不下来读个十几遍的，1996年3月18日在安顺市新华书店买的德国人欧根·赫里格尔《学箭悟禅录》（现译名《弓与禅》）由习弓而习禅的修行之路那样，充满了禅趣的，学习摩托车修理而悟出禅机的，油污而不油腻的机修工修行手册。或者是切·格瓦拉《摩托日记》那样，生命因旅行而改变的。啃了大概一个月，现实和想象之间的距离还是几个光年，现在还只剩得一句：我们常常太忙而没有时间好好聊聊，结果日复一日地过着无聊的生活，单调乏味的日子让人几年后想起来不禁怀疑，究竟自己是怎么过的，而时间已悄悄溜走了。这本书和禅有没有关系，我说不好，但肯定和摩托车维修没有关系。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不是一本历史书。是一部获得2005年波灵格大众伍德豪斯喜剧奖的小说。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版。买的新书。我笑点太高？都已经看到五十二页了，八十四岁的尼古拉都要和三十六岁的瓦伦蒂娜结婚了，我还没有找到值得一笑或笑得出来的点——如果这场婚礼就是的话。通常，一本书，要是我给了它十页的机会都没能虏获我，它就会被放逐，插回架上好几年、十几年或终其一生都吃灰。所以，我已经忍这本书够久了。

一天的翻书时间用掉了一半，换一本没看过的“新”书开得了头收不了尾，影响睡眠。就再看一遍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上一次看起码是在十年前，香格里拉至今未到，计划过一次，结果病在了半路，转道大理和腾冲。还记得在腾冲，客栈老板闲聊问我是不是老师，我说是之后，他一副“一切早已被我看穿”的表情，然后疑惑地指着我的耳环和手上的佛珠，问：“学校允许你这样？”我说：“我是先成为自己，然后才是老师。”

手上这本《消失的地平线》吴夏汀、朱宏杰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也是旧书，定价20元，4.8元淘来。后素环衬角上有一枚蓝色“文轩连锁眉山书城售书章”，三苏家那里。167页，12万字，刚好。

“乐府”有双璧：《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中国文学有双璧：《诗经》和《楚辞》；史学有双璧：《史记》和《资治通鉴》；清代戏曲有双璧：《桃花扇》和《长生殿》。我的书架上也有双璧，不是毛边签名本，不是佛经《古兰经》《圣经》，也不是古籍。一是美国人罗伯特·M.波西格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一是英国人玛琳娜·柳薇卡的《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只靠书名就可以在豆瓣三星半打底。

阅读是旅行，有时很好，有时很糟。

月初网课初开时，我和学生一起尝试完成的第一项“课题”，是用一句诗给此次疫情中援助我们的日方友人回信。

选哪一首的哪一句？有选《诗经》的、唐诗的、宋词的，都还不错，学过的诗词都还在，在课堂上大家互相分享。轮到我时，也分享了我的回信：

天武天皇之孙长屋王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句，我回信选“俳圣”松尾芭蕉的“如今可闻，布谷鸟啼了。”以两国虽隔海相望，但季节到了，不管海这边还是海那边，布谷鸟都会啼叫为应。

《诗经·无衣》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句，我回信选的是种田山头火的俳句“添柴火更旺，雨雪今晨来。”雨雪为疫情，意为感谢日本友人这雪中送碳的义举，众人拾柴火焰高，疫情的“寒冷”终会过去，迎来春花开。但我认为“与子同袍”或比“与子同裳”佳，因“裳”为下衣，战友、兄弟或朋友为“同袍”。

“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句，我回信选的还是松尾芭蕉的俳句“樱花浓灿如云，一瓣瓣的钟声，传自上野或者浅草。”辽河的雪融化了，富士山的花也开了，在这樱花浓灿如云的季节，一瓣瓣的落花，一件件的援助物资和一声声的问候，伴随着邈邈钟声，从上野还是浅草传来。上野和浅草都在东京，代指日本。

唐代王昌龄《送柴侍御》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句，我回信选的是小林一茶的俳句“欢欢喜喜，老树与新叶，做朋友。”老树指两国一脉相承的文化，新叶指的是两国在新时代的国和民，继续做朋友，仍然是朋友。

我没有选唐诗宋词而用俳句作为回信，是因为日本人用“汉诗”——我们中国人的诗来表达他们的问候，我们回信当然也应用日本人的诗句表达感谢，这才不算失礼。

昨夜枕边书，再读《只余剩米慢慢煮：种田山头火俳句300》，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12月1版1印。

不惑之年后，睡眠莫名开始变得浅而薄。枕上乱翻书，翻到困了歪头睡倒。常常又凌晨五点醒来，还有一个多小时才天亮，睡又睡不着，起又嫌太早。万般寂静，听着门外花园里的滴水声，真真是“欲寐还醒夜更长，流水响。”也是种田山头火的俳句。

俳句，这种最短的短诗，美就美在意境深幽。曹洞宗禅僧种田山头火（1882—1940），他或知晓，某个遥远日子的一件小事，日后会以一种鲜活的方式与当下结缘。所以当我们感慨人生的际遇时，通常都是基于某时某地与某的不期而遇。诗歌也是如此。或许是译者中文诗词功底厚，也可能种田山头火本身对“汉诗”有相当的研究，所以在他的俳句中，常常有与中国诗词呼应的妙处，甚至融为一体难分彼此，在出世与入世间，曲径通幽，落英缤纷——

“行到水穷处，春随溪声来。”唐代王维《终南别业》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山愈静来，花愈白。”唐代王维《入若耶溪》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啼哭稚儿返，灯明候汝归。”唐代王维《渭川田家》句“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悲烟一缕直，落日每浑圆。”唐代王维《使至塞上》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水田作底欲揽云，近黄昏。”宋代朱熹《观书有感》句“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大正十五年（1926年）四月，种田山头火“背负难解的疑惑，踏上行乞流转的行旅”。读书如行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因心中惑难解，未解，“行不尽，行不尽，一路青山。”北宋圆悟克勤禅师早有说过：“看脚下”。

“心绪恶劣，精神萎顿，只能看闲书。”淘来旧书毕树棠《螺君日记》，海豚出版社2014年1月1版1印，“海豚书馆”从书6大系列96种中红色系列（文艺拾遗）之一种。这套从书，我才凑到30种，慢遇慢读，人生不急，存个念想。

毕树棠，名庶滋，号树棠，也是个奇人。1900年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市文城镇河南村，16岁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1921年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边工作边自学外语，以英语为主，兼学法语、德语、拉丁语、俄语，被清华师生誉为“活字典”。抗战期间，毕树棠未随校去西南联大，在中国、辅仁等大学教中文，还曾任天津《民国日报》主笔。当时周作人聘他到北京伪教育部任职，辞不就。1945年抗战胜利后，毕树棠应清华文学院院长朱自清之聘，在文学院主讲《小说选》；还应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之邀翻译《建筑十书》，但未能付梓。1983年病逝于清华大学寓所。回头看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短短几十年里，“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人类学家克罗伯问。“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不了杰出人才？”钱学森也曾从相反的方向提出了相同的疑问。

《螺君日记》，为1932年1月4日至12月28日、1939年1月15日至10月18日、1940年1月8日至10月7日和1941年4月17日至11月1日这四段时间的日记。其内容主要为毕树棠个人读书记录和图书评论，以及文人间交往的轶闻趣事。“值此乍暖清寒之良夜，静室孤灯，读之亦正可消愁解闷，及至读毕掩卷，始闻窗外有微风细雨，鸡声已数唱矣。”

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六日记：“应郑西谛君约，与友人至其寓宅观书。久闻郑君居沪时，已收藏甚富，多为文学珍本秘笈，今日一见，果然话不虚传，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尤以词曲小说一类之善本为最多。”郑西谛君，就是郑振铎。这篇日记中所记去郑宅观书，郑振铎藏书“甚富”到底是多少，前读《劫中得书记》，当中郑振铎有记“余聚书二十馀载，所得近万种。搜访所至，近至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然而这些书在“‘一二八’淞沪之役失书数十箱”，“‘八一三’大战爆发，则储于东区之书胥付一炬。所藏去其半。”最终“烬馀焦纸，遍天空飞舞若墨蝶。”痛哉！惜哉！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记：“晚间阅完老舍之《骆驼祥子》，写一青年洋车夫之失意与坠落史，以北平为背景。笔下较前尤见老练，可佳。余将草一短文评之，以‘奋而不斗’四字立意以解释祥子之性格。”《骆驼祥子》我先看的是凌子风导演的电影，张丰毅饰祥子，斯琴高娃饰虎妞，怕是三十几年前的事了，现在斯琴高娃已是70岁的老奶奶。后来也看过书，也有二十几年了，一直受“黑暗的旧社会”、“畸形社会”、“贫困的人民”、“压迫与苦难”所禁锢，没有新的感受和理解。一见“奋而不斗”这四字，觉着我这书，算是白读了，我这书又算是没白读，迷糊卅年一朝桶壁裂开透进一丝微光。

民国三十年七月八日记：“书店送来《离合剑莲子瓶全传》一部，乾隆丙午原本，道光壬寅新刻，共六册三十二回，绿云轩藏版。亦佳人才子派小说之一，昔有编入十才子书之内者。”前读苗壮《才子佳人小说简史》，知才子佳人小说产生于明末，盛行于清初，其余脉与尾声则延续至清末民初。康雍乾时期的才子佳人小说创作，争奇斗艳，异彩纷呈，是才子佳人小说的最高水平时期。书有相应，事有映证，读书又一快事。

民国三十年十一月一日记：“游旧书摊，购梁任公编《西学书目表》一册，光绪三十二年《时务报》馆印。”艳羡有旧书摊可游，也有好书可买。现在动辄就封杀作者封禁书籍，我架上的书，怕不过再三年，又要“禁书”新增数十种。疫情之前还可偶至万东桥下、贵钢花鸟市场两处旧书摊闲游，但基本没有什么值得买的书，有一两本似乎还值得一读的，摊主又自觉奇货可居，索价不菲，所以难有所获。梁任公父子的书，惭愧只读过东方出版社2015年2月1版1印《梁启超传记菁华》和《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艺术》，传记菁华中惟《三十自述》《李鸿章传》《南海康先生传》三篇还有点印象，梁思成的建筑两本，几已忘干净。后又看过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李鸿章传》，为据梁启超《李鸿章传》译的白话文，豆瓣五星我打了三星。能看梁启超的，还是不要看白话译文最好。

梁启超有《三十自述》，胡适有《四十自述》。梁启超三十岁时，胡适十二岁，在上海梅溪学堂读书。当时求知欲旺盛的胡适大量读“新书”，其中就有梁启超的著述。胡适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新民说》）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先生的书，读来费工夫。

有的书，不管写于什么年代，总像是在描写当下；不带色彩，不带情感，白描的一句一句，一页一页，不像是写于几十年前，倒像是落笔于几十天前，或是几十个小时前，几十分钟前。

三十年前，我上中学。应该也是春天，全班到区里集中考试两天。我学习不好，考试与我是互相放弃的，所以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当时为什么要从农场去区里考试，倒是清楚记得第一天考完，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书和一张电影海报。书是《第一滴血Ⅲ》，电影海报是施瓦辛格在《魔鬼司令》里一手拿枪一手握着手雷，肱二头肌比我腰还粗一脸冷酷瞪着我的招牌动作。当晚，全班同学在旅社里挑灯夜战——别人复习功课，我乒乒乒乓乓乓哒哒哒轰隆……跟着兰博去了一趟阿富汗从苏联兵营救出了特劳特曼上校。当时只觉得打仗精彩，好看，并没有去想过为什么美国和苏联士兵会都出现在阿富汗。阿富汗在哪里关我什么事？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三十年后的今天，也是春天，当年那本书早已不知去向，但我从另一本书里知道了阿富汗战争和那些真实的苏联士兵都是谁。

继《切尔诺贝利的祭祷》，这是我看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第二本。《锌皮娃娃兵》，九州出版社2015年11月1版1印，22万字，322页。这本是我一天的阅读量，用了三天才看完。每一个字都认识，就是看不快。全书没有一个中心人物，47个人物，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军人和他们的妈妈的陈述，共同构成了“中心人物”。可能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刻意为之，47个人物没有一个是士兵的父亲。这些士兵参战时大多二十岁上下，出发时被告知去“执行国际主义义务”，国内宣传这些士兵们在阿富汗为那里的人民修路种树，造福一方。阵亡士兵的尸体则被装在锌皮棺材里偷偷运回家。

今天在微信里看到，汉口殡仪馆领骨灰的家属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每一个骨灰罐子里装的，曾经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人，这些罐子里曾经的人和抱着罐子归家的人，也共同构成了新的一本书——由这次疫情幸存者和死难者家属共同构成“中心人物”的陈述，名为《罐中人》的书——如果会有这本书，如果能够印刷出版，而不是那本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就急忙出版的“红宝书”《大国战“疫”：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

“我们这儿的真理，总是为某人或某事服务的：为革命利益，为无产阶级政权，为党，为大胡子独裁者，为第一或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历届代表大会……我们早已习惯于生活在二维之中：报纸与书籍中讲的是一套，生活中完全是另外一套。但阿富汗治好了我轻信一切的病。过去我以为我国一切都正确，报纸写的都是真事，电视中讲的都是事实。有人劝我们：‘弟兄们，不要大肆传播所发生的事和你们所见到的一切，那是国家机密！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展示人光明、崇高的一面，而去揭露阴暗的一面，居心何在？’

“尤拉跟舅舅说：‘我想报考大学的哲学系’。舅舅不赞成：‘你是诚实的小伙子。我们这个时代，当一名哲学家是不容易的，既要欺骗自己，又得欺骗别人。你要讲真话，就可能会尝到铁窗的滋味，也许会把你送进疯人院。’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最后的力气喊出:‘真理高于俄罗斯。’”

双引号里引用的350个字，来自《锌皮娃娃兵》22万字里不同人物的几段话，我只是做了简单的编排。斜体字替换为当下的人名、地名和事件，会发现这些话表达的意思完全不受影响。

书架上还有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还是想你，妈妈》《二手时间》，但我不能立刻接着看下去，我需要缓一缓。

可能有一天，我会死于我曾经看过的书和敲下来的字。每一个罐子里，都装有一点我的骨灰。我的罐子里，也装有每一个人的一点骨灰。分不出来到底谁是谁的。

罗兰·巴特是谁？不知道。没关系。

《原样》，或者《太凯尔》、《如此》是一本什么杂志？不知道。没关系。

或许罗兰·巴特和《原样》都是一样的乏味。因为两者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认知领域，就在罗兰·巴特乏味的《中国行日记》里。感觉乏味的东西，当然没法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的读完。虽然这日记是了解1974年中国“批林批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下社会生产、生活和人物精神面貌的一个异域角度，但这并不能代表这日记就不乏味，何况还是碎片化的记录（自己的记录，自己明白就行了，本来就不是发表的东西）。

这本书，之前在二十四书香书店三楼的书架上，我见它过几次，也抽下来翻过两页。去年底买回来，想看看一个外国人眼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史是什么样的。果然，“集体听广播，在农业灌溉时阅读大字报”；“天真的中国中心论”；“车间里，都是妇女，都不漂亮，她们都不说话”；“阶级斗争每一天都在继续”，还有“不要拍大字报，那是中国的内政”。如果说哗哗翻完这本日记除了这些碎片还有什么的话，就是一个片段了：

“‘我们想参观白马寺。’

——不巧，正在维修。弗朗索瓦·瓦尔发火了。”

其实建于公元前68年（东汉永平十一年）的中国第一个佛教寺庙白马寺，此时不是在维修，而是已在文/革中被毁。1973年西哈努克想去白马寺“朝圣”，但此时的白马寺不但佛像已被砸掉，寺院也几乎是一座废墟。于是紫禁城慈宁宫大佛堂中的全部文物被调拨到白马寺。这个调拨搬迁工作持续了3个月，共有20多尊佛像（其中还包括一套元朝干漆造像），百来件暖阁构件等被从北京运到了白马寺。然而西哈努克却因为种种原因，没到。

语文课本里充斥了断章取义。一直如此。这导致了我在《四个男人一块墓碑》这篇日志里写的：“我的契诃夫，死在我的中学，和我的高尔基，我的普希金，还有我的鲁迅，四个老男人死在了一堆。托这个教育体制、语文教科书和语文老师的福。这死在一起的四个男人共用一块墓碑，上面刻了他们的死因——死于作品中揭露出来的——折磨、痛苦、阶级、敌人、剥削、斗争、虚伪、阴暗、寒冷、压迫，这些关键字围绕在碑中心‘意识形态’四个字周围。苦大仇深，一点也不可爱。”

其实，老师让学生一生都带着对作者和作品的偏见的又何止这四个。语文课本里的教材选取和解读，还是那么“毁人不倦”，例如我的马克·吐温早在三十多年前年也死在了语文老师手上，尸体至今还躺在课本里。

现在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节选自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百万英镑》里亨利在服装店买衣服那一段。我记得我小时候这篇课文就叫《百万英镑》，但现在改名叫《金钱的魔力》（或许我记错了）。在网上看到有的教师对课文的解读是：“作者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小市民以钱取人、金钱至上的丑恶嘴脸。并且通过资产阶级对于尊卑血统的执着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而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已然渗透进各个阶层的认知里，小人物更是最愚昧的趋附者和践行者。”这符合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政治倾向和“盖棺定论”标准答案式解读。可是，这个解读到底在说什么？五年级的小孩子怎么去理解什么是资产阶级？并且两个裁缝凭劳动挣钱这怎么就丑恶了？难道越穷还越有理了？这是个什么逻辑？

距离上次读马克·吐温，已经三十年。因为那篇课文，我对马克·吐温这位2006年被美国权威期刊《大西洋月刊》评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第16名的杰出人物抱有深深成见，以至于在我短短人生里，竟然有三十年的时间里，生不起任何去接触这位美国历史上优秀人物的优秀作品的任何念想，甚至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乏味透顶，乏味的名字，无聊的文字，我一辈子都不要再读。

阴差阳错，有一天看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6月1版1印，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觉得内容不错，书的口袋本大小和硬面精装也不错，切口刷了红色好怀旧，就找还有没有这个系列的其他书。年前在旧书里淘到了一本同系列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啊……又是这个恶心人的恶心作品”，当时心里第一反应。定价24元，旧书略有破损和污渍，特价9.6元。里面有九篇短篇小说，还有名篇，十一万字硬面精装，还有一幅马克·吐温黑白肖像和一幅手稿黑白照片，怎么都划算。再说，这人应该也没有那么糟糕吧？就算不好看，也才几块钱而已。翻来覆去抱着怀疑说服了自己入手。

今早看完这本书，尤其是看了完整的《百万英镑》后，我的马克·吐温复活了。他是继契诃夫之后，从我语文课本里复活的第二位作者。不管语文老师和课本是怎么理解的，也不管作者马克·吐温的意图是什么想表达什么，我看完《百万英镑》的感受，和课本、和百度百科里的作者作品简介、和这本书前言里的解读，都不同。这才是我的马克·吐温；这才是我的《百万英镑》。我忍不住还要再读一遍这篇小说。亨利正是一个诚实、敦厚并有一点冒险精神的人，他最后所得的，都是他应得的。小说里的每个人，都做了自己在那个角色上应该做的。现实生活不就是这样？回想过去三十年被蒙蔽，被误导，还是怪自己太蠢。不懂、不会自己独立思考，课本和老师说什么就信什么，习惯了被投喂后就以为学习和教育就是这样子，忘记了思考，连多问一句“真的是这样的吗”的念头都没有。真是可悲啊。

为了庆祝马克·吐温的复活，我准备慢慢淘慢慢买收齐这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朝内166人文文库·外国中短篇小说”共15种，或许还有我的谁会从这套书里复活也说不一定——当然，这六个月的购书额度已经用完，实施也要到九月了。

民国藏书家周越然曾说：“乞丐讨饭十年，必有他奇异的见闻。小贩挑担半世，也有他特别的经历。”陈晓维《书贩笑忘录》，十三个故事，十三个书人书事，读来更像是小说，而不是书话。

旧书贩王珅上大学时还不是旧书贩，在学校图书馆按照创作年表，把张承志、余华、池莉、苏童这些人的作品通读了一遍，得到的启示是：我们每个人都仅仅拥有一段平凡的人生，我们都是活在世间的升斗小民，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我们应该抛弃从小被灌输在脑子里的那种大而无当的英雄主义。我们要当普通人，做小事，挣小钱。这个道理我十年前才懂，然后用了十年时间安于做普通人、做小事、挣小钱。

陈晓维《书贩笑忘录》，中华书局2018年4月1版1印，定价42元，忘了在哪里买的，应该是在书店。因为网上有毛边本和作者签名盖章本，也没多多少钱，如果是在网上买的，我多半应该会买毛边本或签名本。网上这本书的宣传副标题用的是“二十年旧书业人物剪影，不可不读的书林传奇”二十个字，剪影符实，传奇就不当了。

太座看到这本书，我说无聊时看看，也蛮有趣的，都是些旧书的人事，其实旧书也是好多故事。有的书也不旧，只是保管不当有了污渍，价格就大打折扣了。就像前天在书店，有一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6开精装二册《全唐诗》，好像是据康熙扬州诗局本剪贴缩印本，时间仓促没仔细看，但因为浸了水，估计就要打大折扣低价处理了——“今天晚上吃稀饭”，我话还没说完，太座大人就冷冷看着我说。

“我只是打个比方而已嘛。”

“明天中午还吃稀饭。我也只是打个比方。”太座大人看着我说。

“我又不买。我《唐诗三百首》都背不全，全唐诗几万首，买来也看不过来嘞。”我赶忙说，否则晚上可能真的要喝稀饭了。

“时正奇窘，然终以半月粮购得之。亟付装潢，面目焕然若新刊。”在郑振铎《劫中得书记》“蓝桥玉杵记”一则看到这句。想起昨天在书店，改这句为“时亦窘，然终以半年粮够得之，亟待归家新书插架，灿灿有光，矜贵之极”也还正合，只是我当下之窘与郑振铎当年搜书聚书之窘，不可同日而语。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1版1印，定价29.8，18.6购入，虽是旧书，差不多是九五品。这个1版同样也不是这本书的初版，只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初版。如果要说初版，可能是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而初刊应是“新序”里所载：“《劫中得书记》和《劫中得书续记》曾先后刊于开明书店的《文学集林》里”。

书名《劫中得书记》中的“劫”，指的是日寇侵华之劫。“余聚书二十馀载，所得近万种。搜访所至，近至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然一书之得，其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然而在“‘一二八’淞沪之役失书数十箱”，“‘八一三’大战爆发，则储于东区之书胥付一炬。所藏去其半。”最终“烬馀焦纸，遍天空飞舞若墨蝶。”

后“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涤，我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所以又尽力搜购古籍“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惟得之维艰，乃好之益切。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

广西师大这个版本，除了《劫中得书记》，还收了《劫中得书续记》和《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清代文集目录序》《清代文集目录跋》三篇附录，共记载收得149种书的情况。这些书我十只闻其一，更是无一得见，借这本得书记大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