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读书，很多人认为看的书越多越好，比如，我今年读了两百本书等等。看书越多越厉害这种想法，我觉得是错的；是否看完一整本也不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一本书里面的某一部分的文字一直留在你心中，和你一体化那种感觉。说白了，我们看完一本书，里面的内容多多少少都会忘记的，不然也没办法看下一本。据说格伦·古尔德去世时，他枕边有两本书，《圣经》和夏目漱石的《草枕》。据说他看《草枕》二十多年，看一次，又看一次。《草枕》是一篇小说，也是一篇艺术论，他那么喜欢看《草枕》，也是这样的原因吧。我觉得他和《草枕》这种关系，是很幸福的读书状态。

——吉井忍《东京书房》（《读库》1603）

枕边书翻《读库》，1603册只喜吉井忍《东京书房》一篇。

夏目漱石的《草枕》，两年前读过。忘了说的什么。想找出来再看一遍。

翻完《读库（1601）》，在豆瓣做标记时一度不太确定要不要点“读过”，因为这一本本《读库》虽然是书，但其实是双月刊杂志，没人会标注看过的每一期杂志嘛——这有什么好标注的。

这一期有文章八篇，只读了两遍美国汉学家施吉瑞的《晚清诗人郑珍》，因为正好一年前的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我在也闲书局前身的二十四书香书店攒了一套七册《郑珍全集》，但一直没开始读。这篇文章，梳理了郑珍求学又贫困的一生，算是为读《郑珍全集》做了个铺垫。也只是做了个铺垫。每天神志不清，记忆减退，读不了这种大部头的学术典籍，只是把这套全集第一册从书房又请到床头，读个序以助眠。

手上这套《郑珍全集》，为“遵义沙滩文化典籍丛书”之一种，蓝色布面精装，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一版一印，黄万机点校，印数一千三百套。繁体竖排，四百二十余万字，超过四千六百页，包括《巢经巢经说》、《仪礼私笺》、《轮舆私笺》、《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汗简笺正》、《遵义府志》、《荔波县志稿》、《巢经巢诗钞》、《巢经巢文集》等十六种，定价七百八十元。

每个月固定要加三箱油才能维持。一箱400元左右，三箱在1200元上下。两箱汽油饮车，半箱饮我——每个月买书的钱大概也是半箱油钱。

受疫情影响，年前买的书，今天还没发出来。还好家里有“存货”，否则就要等米来下锅。手边三本“古诗十九首”的书，都是这几年东一本西一本不知道怎么就闲散来的，还派上了正经用场。看完“古诗十九首”，就要到唐诗，书架上王力的《诗词格律概要》和《诗词格律十讲》，不晓得能不能读懂，之前随便翻了翻，困难。金圣叹选批的唐诗六百首和杜诗，还有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是必须要读的；还有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伦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也有必要读。读不完！怎么办？

最好先读点其他的缓解一下紧张和焦虑。

法里德·扎卡里亚《为人文教育辩护》，新星出版社2015年11月1版，2018年6月2印。我把读库出品的这种10万字以内，小巧轻便一册，半天就可以翻两遍的“通勤口袋书”叫做“读库本”。前段时间还看过另一本“读库本”——莉迪亚·派恩《书架》。读库出品的“读库本”，知识性、趣味性和思想性兼顾，而且比“企鹅小黑书”还要更“冷”，我会留意旧书市场。话说，淘到的三辑“企鹅小黑书”通勤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货。

之前看过一本书，好像是《大书特书》，乔·昆南说有的出版商和作者反感旧书市场，因为旧书的买卖让出版商和作者无利可图，甚至利益受到损害——这笔钱本来会用去买新书。现在我很难去分析清楚到底是先有读者再有的作者和出版商，还是反之，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但我知道的是，旧书交易让更多的人读到了更多的书，也让更多的书被更多的人读到，这好事一件。当然，在这一点上，电子书也做得很好。

现在读电子书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读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抵制电子书常被视为守旧、不合时宜。不过还是有两点让人欣慰：也是在前段时间看的一本书里写的，虽然看电子书的人越来越多，但总体的比例并不大，没有超过20%，纸质书仍然大有市场；老的死掉了，年轻的加入了，看书的人数大概还是维持在一个数字上下，但因为人口总量变大了，所以显得好像这个群体的人数变少了。以前一条巷子里住了10家人，怎么样都会碰面点个头打个招呼，见面次数多了偶尔也会聊一聊。现在还是那一条巷子，但层层叠叠住了200家人，就谁也不认识谁了。

法里德·扎卡里亚《为人文教育辩护》，大概五万字，我翻了两遍，并且以后可能还会再读，并推荐给其他人（除非有人要求，否则我通常不会这么干）。这本小书读完，大体留下如下几句脚印：

1、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们，包括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就是追寻真理。

2、耶鲁大学于1828年发表了一篇报告，为经典科目辩护。报告指出，人文教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教授任何特定职业所需，而是为所有职业的共同点奠基”。

3、查尔斯·艾略特认为人文教育应该允许你选择自己的道路，激发自己的想象力，由此实现独特的自我。但很多人认为（学校里）有些科目不值得教授。艾略特的办法是，让教师提供学生所需，而学生则选取他们所爱。

4、要想了解一个问题，可以看书，或是直接用网络搜索。真正难以做到的，是学会用批判的眼光来阅读、分析、陈述自己的想法。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享受知性冒险，把思考作为家常便饭。

5、大部分事实，都可以在网络上搜索到，没有必要占用脑资源来记忆。最好的思考往往在不同的理念、领域和专业发生碰撞时出现。

这两周在拟新学期图书馆增补书单。现在疫情依旧紧张，百业凋敝，要不要把“企鹅经典小黑书”列入学堂新学期图书增补申请单里？什么时候能开学还是未知。

最近一周，晚上入睡时担心——我被潜伏了吗？早上醒来无症状，深深享受数次呼吸——我又多活过一天。

除夕了，发“新年快乐”祝福的人比往年少。下了几颗雨，响了两声雷。每天关注疫情，所有公共活动取消，人人自危“自我隔离”在家，怎么快乐得起来？偶有几位发来新年问候，我也只是回复“闭门读书，阖家健康，新年快乐。”这个时候，阖家健康才是真快乐。

想起六年前，刚搬到这个“荒凉”的小区过的第一个除夕，全家聊到“什么是幸福”，总结下来三条：监狱里没有关着自家人，医院里没有躺着自家人，能吃好睡大便畅通。越是简单实在的，往往越是难得，就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说来往往都无奇。

疫情继续发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昨天全国确诊632例（其中贵州确诊3例），死亡17例；今天确诊883例（其中贵州确诊3例），疑似1073例，死亡26例。目前全国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只有青海和西藏1省1自治区还没有“沦陷”。过完年，全国三亿学生就要陆续迎来开学季。我昨天在担心不知道新学期能不能按时正常开始，今天就看到教育部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延迟开学。

这场疫病，我想起三本听说过但没看过的书——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和让·吉奥诺的《屋顶上的轻骑兵》。这三本书都列入了我这个假期的书单——谁知道这个假期会延续到什么时候——29日二十四书香书店营业就去买。加缪的书，只看过《局外人》。

今天看完奚椿年的《书趣》和莉迪亚·派恩的《书架》两本，一天（24小时）的阅读量为20万字，因为都是不需要怎么动脑子的闲书。

奚椿年的《书趣》是淘来的旧书，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1月1版、6月2印，定价15元，书页老旧发黄，9.2元购入。《书趣》是一本谈书的专门之书，12万字的篇幅，记述了与书有关的诸多史实与逸闻掌故，是一本不错的趣味性读物——正如书名。

莉迪亚·派恩的《书架》是淘来的全新二手书，一本8万字的手掌大小“读库”本，新星出版社2017年7月1版1印，定价18元，14.4元购入。曾经断断续续看过一年《读库》，以书代刊双月出版的节奏也符合日常阅读速度，当然现在也喜欢，只是几乎不看了。翁贝托·埃科在《玫瑰的名字》后记中写道：“每本书都涉及其他的书。”这其实就是我看书的路径，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的蔓延。不再看《读库》不是因为不好看，是不想自己的阅读视野被某一家出版机构、某一个编辑所控制、局限和左右，即便他是无意识的。2020年，《读库》就会出版到历史性的100期，估计会出一套100本的百期纪念套装。如果那时我（多半）没有足够的钱买纪念套装，就买一本第100期。

莉迪亚·派恩在《书架》里说：“书架是人类历史中最具适应性、最持久的物质文化之一。” “没有书的屋子，就像是没有灵魂的躯体。”这是一句疑似假托古罗马诗人西塞罗的名言。此刻，外面响起零星的鞭炮声，我和女儿坐在书房的书架下，阅读，敲字，太座和爷爷、奶奶在准备将于1个小时后（18:00）开始的年夜饭。晚上一家人再看一场乏味但仪式感十足的春晚，这个简单的日常在这个非常时期，尤其珍贵，这就是生活。

《读库》前几年断断续续看过几本，这两年补偿心理作祟，忙着翻各种多年以前听说过或想看看不到、想买又买不起的乱七八糟的书，对《读库》的兴趣就淡了。

2020年《读库》就要出到100期，一定会推出全套纪念版，要买。《单向街》杂志书“单读”系列似乎应该不错，许知远这个名字常常在哪里看到，好像狠厉害。“2020年，省吃俭用也要买齐这两套书。”2019年11月的某天我这样想。后来觉得“单读”系列一本都没有看过就想收齐全套，太冒失了（主要是财力不济），于是原价六折淘来一本“单读”07《旁观者之痛》旧书。开本比一般书要小一点，内页不知道用的叫什么纸张，淡淡泛黄，轻而不薄，拿在手里，大小合适，轻重合适，舒服。两天读下来，觉得我这有限又宝贵的一点书资，还是买一点自己看得懂的书罢。

上周翻完胡洪侠/杨照/马家辉的《三生三世@1963》，本周一、二两个白天，顺藤摸瓜把胡洪侠的《非日记：2002年前后的书情书色》翻完。这也是最近一年看得比较多的“书之书”的一种。算了一下，2019年看过的“书之书”（关于书的书）有海豚出版社2011年10月1版1印挹彭的《东西两场访书记》、东方出版社2018年5月1版1印周振鹤的《藏书不乐》、中信出版社2012年11月1版1印王强的《读书毁了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版、2011年5月6印刘易斯·布兹比的《书店的灯光》、光明出版社2013年1月1版1印西尔薇娅·毕奇的《莎士比亚书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6月1版1印佩特拉·哈特利布的《我的奇妙书店》，而这个领域的阅读，始于三联书店2005年5月1版1印范用的《买书琐记》。以上“书之书”都是淘来的旧书。

手上这本《非日记：2002年前后的书情书色》是海豚出版社2015年6月1版1印，上下两册，新书，上个月在二十四书香书店入手。上册比下册有趣，跌跌不休的买书清单部分比中国足球的部分有趣。还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内容我也有经历，并且奇奇怪怪红不红粉不粉的布面硬装封面，几乎就是我当年对深圳这座海风咸湿的城市的感觉。那段时间我也在深圳，只是写书人在关内，我在关外，同一件事感受不同，例如“9·11”那天，街头报摊、报刊亭里，一报难求；非典（SARS）时期，大街上白大褂扑人像屠宰场里扑鸡……并且关内人当时也并不认为关外也是深圳——就像现在，我住在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寨乡下，从行政区域来说这里是贵阳市，但市区的人们不觉得这里属于贵阳，就连这里的村民也不认为自己就住在“贵阳”，以至于周末进城而说“上贵阳”。这个小城尚且如此，深圳就更不用说了。关于深圳那几年，我在2010年9月的日志《落荒而逃的青春》和2017年的日志《【回忆录】为了让生活更加美好》里说到一点，可见不论好记性还是坏记性也都不如写博客15年的烂笔头。

《非日记》下册里有一篇买书清单里提到高阳，颇为推崇。我知道“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这句话。金庸、古龙、梁羽生，小学时就开始看，2019年陆陆续续九成新半价竟然淘齐了广州出版社“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一套36册，也算淘旧书一大收获。但这套书有个瑕疵，毕竟是凑的，所以从2011年11月的1版1印到2013年4月2版、2015年11月4印的都有。如果不在乎版本，也是整整齐齐一套。但从来没看过高阳的书。以前想这么厉害的人和书，有机会（有钱时遇到合适的版本）也要凑齐一套高阳（90余部105册）才行。昨晚从书架上抽出华夏出版社2004年3月1版1印高阳的《风尘三侠》，睡前从9点到12点跨年看完。正好两年前看过后浪出版公司2016年8月1版1印汪辟疆校的繁体《唐人小说》，里面就有《虬髯客传》，是唐末杜光庭撰，据颜氏文房小说校录，广记校补，远比高阳的《风尘三侠》精彩传神得多得多。现在看来不但可以用这笔高阳预算买到其他喜欢的书，这本《风尘三侠》也可以捐给幸福学堂图书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