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的《经典之外的阅读》《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对泛政治只有普通兴趣的我这三碗“硬菜”口服下来，实在是有一点“消化不良”，需要一点舒缓清淡的调剂一下才行。就像我家的年夜饭，回锅肉、夹沙肉和盐菜肉（梅菜扣肉）三大碗上桌，后面就有一盆肉圆粉丝白菜汤，菜多肉圆少，清淡不寡淡。
闲看《清稗类钞》“时令类”数条，翻出一个已三百八十四岁的“新”传统的源流。
“太宗用大统法以推时宪”条，“崇德丁丑十月朔，太宗以汉文历书颁行满洲、蒙古，初用大统法也。大统法创于明，即元之授时，本西域扎玛里鼎所撰，而郭守敬等参改者也。”“太宗”即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崇德丁丑”是皇太极崇德二年，明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年。
“世祖颁新法时宪书”条，“顺治甲申七月，礼部言钦天监改用新法，推注已成，请易名颁行。”汤若望在说明了新历法与大统历、回回历相比更为精确后，也“请刊列时宪书。”世祖从之，颁行。
明末，徐光启主持编修新历法，结合西方天文知识编成《崇祯历书》，但未及正式颁行明朝就亡了。顺治甲申年，参与编修《崇祯历书》，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七年，历经明、清两朝，继利玛窦之后最重要的来华耶稣会士之一的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将之删改并改名为《西洋历法新书》进呈清世祖，睿亲王多尔衮定名为“时宪”，予以颁行。这次颁行新历法，是中国历法史上第五次亦是最后一次大改革。我们现在所用的中国传统历法农历（阴历）就是时宪历。
时宪历颁行的“顺治甲申”为大顺永昌元年、明崇祯十七年和清顺治元年的一六四四年。顺治是清朝的第三位、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即位的年号。李自成攻陷北京、三十三岁的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景山、清兵入关，都发生在这一年。这一年，顺治帝六岁。
“世祖圣祖命以西法推时宪”条，“康熙初，习大统、回回法者咸抵排之。”但顺治帝的第三子——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仍然沿用时宪历，因为“博访廷臣，屡命会同测验，惟西法所推一一符合。”
“圣祖授时废西洋新法”条，“康熙乙巳三月，徽州府新安卫官生杨光先进《摘谬论》、《选择议》各一篇，言汤若望新法十谬及选择不用正五行之误，下议政王大臣等集议。将汤若望及所属各员罢黜治罪，于是废西洋新法，用大统旧法。” 康熙乙巳是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年。新法颁行二十一年，“官二代”书生（官生即以官荫而得入国子监读书者）杨光先指出了汤若望修订的新历法的十处错误或不当之处，于是汤若望一众人等就被去官治罪，西洋新法也被废除，重新用回皇太极所推行的大统历。
“圣祖授时改回回法”条，“康熙戊申八月，圣祖以旧法不密，用回回法。”戊申年是康熙七年，即一六六八年。这一年，康熙帝因为大统历不够准确，而又重用回回历，即伊斯兰国家和世界穆斯林通用的宗教历法。该历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的一二六七年传入中国。至元十七年，元朝政府颁行的郭守敬“授时历”及明代在全国实行的“大统历”，均参考了该历。
“圣祖仍用西法以推时”条，“己西正月丁酉，是日立春。南怀仁预推午正太阳，六仪并测，一一符合”。“康熙己酉三月，复用西洋新法。”康熙己酉年是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和汤若望一样，都是来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他参与了汤若望的修订历法工作，后掌钦天监，制造天文仪器，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皇太极崇德二年的一六三七年颁行大统历，到康熙八年的一六六九年，三十二年里，国人的历法先后经历了大统历——西洋新历——回回历——大统历——西洋新历的五次调整，最终西洋新历成为“中国传统历法”一直沿用至今。
今天正月初四，在明末清初，历法“因时应变”，岁末年初过着过着就不一样了。那时什么时候过年，得看怎么个算法。现在什么时候是岁末新年的“传统”，在三百八十四年前，也是一个东西方智慧结合的新东西。儒释道打救不了当下，全盘西化也不是个办法。所谓的“创新”，不是把“旧”全盘的推翻、砸烂，辟出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新”；所谓的“传统”，也并不是一成不变、墨守成规，而是不断在传承中反省、调适和创新。知来处，才能知去处，否则“创新”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书架上还有一本徐贲的《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什么时候抽下来读，就又看书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