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博士便道：“客官要寻王教头，只问这个提辖便都认得。”史进忙起身施礼，便道：“官人请坐拜茶。”那人见了史进长大魁伟，象条好汉，便来与他施礼。两个坐下，史进道：“小人大胆，敢问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洒家是经略府提辖，姓鲁，讳个达字。敢问阿哥，你姓甚么？”史进道：“小人是华州华阴县人氏，姓史名进。请问官人，小人有个师父，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姓王名进，不知在此经略府中有也无？”鲁提辖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么九纹龙史大郎？”史进拜道：“小人便是。”鲁提辖连忙还礼，说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你要寻王教头，莫不是在东京恶了高太尉的王进？”史进道：“正是那人。”鲁达道：“俺也闻他名字。那个阿哥不在这里。洒家听得说，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俺这渭州，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那人不在这里。你既是史大郎时，多闻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吃杯酒。”鲁提辖挽了史进的手，便出茶坊来。鲁达回头道：“茶钱洒家自还你。”茶博士应道：“提辖但吃不妨，只顾去。”

小学五年级时第一次读《水浒传》，读到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不明白这个“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到底是个什么“种”（zhǒng）。前段时间不知道在什么书里看到《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这个书名，又勾起了这个疑问，于是在也闲书局购入。草蛇灰线，时隔三十五年，终于“史海钩沉”算是大概弄明白了——

种（chóng）氏将门的先人种放，本是钟南山的隐士，在山中过了三十多年的隐居生活。宋真宗因为他很有名望，特地将他召至京师，以示优礼文士，厚加宠遇，成为一时佳话。种放本以擅长经学和诗词著称，往来于嵩少、终南之间，出入朝廷，名气就更大了。但他无子嗣，侄儿种世衡在他的恩荫下晋身仕途。

赵匡胤依靠禁军的支持做了天子，思革五代武人跋扈之弊，于是宋初重文轻武。重要的武将，或其本身就是被制裁的对象，受扶植的又不见得有什么过人之处，稍有威望又马上面临制裁，如何选用将帅，可谓困难重重。同时北与契丹，西与李氏，以太宗时战斗力最强的禁军的实力，仍然大败者再，因此整个宋朝廷无法维持不信任武将而又同时对外作战的局面。外敌强大，不能不用武，用武便要有将，但又不敢太信任武人，文人知军事遂成为一种解决办法，既可免武帅跋扈，又仍可用智略继续与外敌周旋。

到宋夏战争爆发，宋兵屡败，兵将再次都成为问题。种世衡虽未经大战，但通过招抚番部建立了威信，又颇能运用智谋，于是从文人转为武将，并成为名将。他为种氏将门建立了良好名声，日后他的子弟继起为将，历仁、英、神、哲、徽、钦六朝，由此形成了三世将门，在北宋中叶以后的军事上担当着重要角色。

《水浒传》中“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指的应该就是种世衡的儿辈和孙辈中某两位，或许就是种世衡的儿子种谔与孙子种师道。但《水浒传》毕竟只是小说，考据起来，也未必就是如此。不过总算是填上了这三十五年来读书的一个大坑。所以读书这件事，一个人在什么时间遇到什么书，都是注定的。

《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已故学者曾瑞龙（1960—2003）研究宋代对外关系和战争史主要著作之一，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1版，2021年6月2印。总阅读量第1484本。

据说，《水浒传》书名出自《诗经·大雅·緜》：“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在我看来，这书名就是来自“大雅”而入大俗的《在水边》，或者文艺一点的《水边发生的故事》。这不是我的恶趣味。《水浒传》在19世纪传入欧美，最早的德文译名是《强盗与士兵》，法文译名是《中国的勇士们》。英文译本有多种，最早的70回译本名为《Water Margin》(中文意思就是“水边”)，后来美国女作家、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克夫人（她的中文名叫赛珍珠）在1933年将《水浒传》翻译成英文时定名为《All Men Are Brothers》(即《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传说中最蛊惑人心的译名，则是《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

除了《水浒传》全本，还有其中人物故事的各译本。如：意大利把《水浒传》中花和尚鲁智深的故事取出译成《佛牙记》。后来，德国人又把《佛牙记》翻译成了德文，译名成了《鲁达上山始末记》。德国人还翻译了《水浒》中杨雄和潘巧云的故事，译名是《圣洁的寺院》（这哪跟哪啊）。而《水浒传》中武大郎与潘金莲的故事，德国人则译成了《卖炊饼武大的不忠妇人的故事》。德国人还翻译了《水浒传》中晁盖、吴用等人智取生辰纲的故事，译名有《黄泥冈的袭击》和《强盗们设置的圈套》两个，颇为传神。英国翻译了《水浒传》中林冲的故事，译名是《一个英雄的故事》。

《水浒传》究竟是怎样一部书？历来言人人殊，歧义迭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之列入“讲史小说”，其实并不妥切。梁山泊一百零八人仅宋江一人见于史书，整个故事与北宋末年实际事况关系不大，只是附会历史风俗的纯虚构作品。郑振铎早年称之“英雄传奇”，应该说是相当准确的命名（《水浒传的演化》，收入《中国文学论集》，开明书店1934年版）。但是到了一九五四年，郑先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水浒全传》撰写序言，却用了“农民起义”的说法。五十年代以后，文学研究者普遍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学说，《水浒传》即被认为是一部描写农民武装斗争的小说，更有“农民起义教科书”之称。

诚然，林冲、杨志、武松一类人物带着冤情与忿恨上山落草，为《水浒传》定下了反抗的基调，梁山泊的形成和发展贯穿着跟官军的周旋与对抗，更显示出英雄史诗的气质。然而，由此联系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像是指鹿为马，似是而非，终究不是，因为这部小说根本不涉及农民的生存与诉求。在《水浒传》里，不但没有描述百姓的生存艰难，古人所说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压根未见，相反各处都是一派丰饶富足的图画。

《水浒传》历来被称作“官逼民反”，这种看法实为大谬。其实书中更多的情形是“官逼官反”，是上层官僚逼得下层官僚走投无路，是文官逼得武官铤而走险，最后都上了山，落了草。按小说家叙事意图，造反的动因根本不在于民生疾苦，而是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失衡失序，亦即所谓纲纪废弛、礼义尽失，其实就是缺乏公平与正义。

《水浒传》竭力以兄弟之谊建构梁山泊内部关系，自然是要打造一个可以作为礼治标本的儒家理想国。从帝子神孙到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通常以为其中必然有着互为主体的阶级鄙视链，但恰恰相反——《水浒传》不仅将这些人组合成一个和谐社会，而且“随才器使”，各尽所能，这简直超越了古代先贤构想的大同世界。在儒家经典中，“大同”只是一个理论概念，而《水浒传》则在某种程度上勾勒了一幅趋近完美理想的具体图景。然而，梁山泊的悲剧也在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同时也暴露了儒家先圣设计的礼治社会之虚妄。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纲常的制度安排看上去很美好，但现实情况多半是“君不君，臣不臣”的失序状态，以致反抗与杀戮一直反复延续。儒者所谓礼治之道，最要命的是缺乏必要的纠错机制，贫瘠的土地上只能是野草疯长。最终，宋江到头来仍是一事无成，天子身边那班奸佞依然一个不少，征方腊归来被朝廷打发去楚州做个无所事事的安抚使，多少有些嘲弄意味。旧小说中被人崇敬的英雄，不是豪迈爽直的勇武之辈，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厉害角色，宋江却不然。其一生忍辱负重，终竟未成大业，梁山泊由辉煌到寂灭只瞬息而已。可是宋江认了，他早有盘算，上山就是为了下山。

李庆西《水浒十讲》，文汇出版社2020年8月1版，2023年3月3印，17.5万字。一天读完，总阅读量第1348本，继近年王学泰《“水浒”识小录》、孟超《水泊梁山英雄谱》、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鲍鹏山《江湖不远：<水浒>中的那些人》、马幼垣《水浒人物之最》和王峰《水浒摸鱼》后又一本《水浒》周边，收获不少新知。又想从头再读一遍《水浒传》。两年前，花卷刚上五年级时，和她一起以一天一回的进度读了几回，但还是因为她兴趣不在这里，没能进行下去。再读《水浒传》的机缘在哪里，就不知道了。想读的书那么多，要读的书也那么多，时间又这么少。

马幼垣《水浒人物之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6月1版，2006年8月2印，定价12.8元。这本书是马幼垣研究《水浒》二十余年，在《水浒论衡》和《水浒二论》两书之外，于报纸副刊陆续刊出分析评点二十六位水浒人物的短文，并配以六十二幅《水浒》人物之经典插图的合集。角度新颖，新见迭出,找了好久的书，终于淘到二手旧书，13.2元溢价购得。半日读完，总阅读量第1333本。自小学时读《水浒传》，继近年王学泰《“水浒”识小录》、孟超《水泊梁山英雄谱》、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鲍鹏山《江湖不远：<水浒>中的那些人》后又一本《水浒》周边。

想读《水浒论衡》和《水浒二论》，二手书商溢价十倍不止，买不起。

本来这个学期出国留学预备班的“中文经典课”要讲《西游记》或《水浒传》。《水浒传》宋十回、林十回、武十回，一个六周讲一个十回，刚好一个学期。但学生兴趣不在此，选了《聊斋志异》。一篇一篇讲下来，现在学期过半，也已讲到第二十一篇《狐嫁女》。照此进度，这个学期大概也就讲三十篇了。

金圣叹曾用四个“遇”字说鲁智深：遇酒便吃，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鲍鹏山在《江湖不远：<水浒>中的那些人》的《鲁智深的高贵》一文中认为“遇酒便吃”冤枉了鲁智深，因为鲁智深固然好酒，但不贪酒，不酗酒，反而是有多次“遇酒不吃”——在桃花山，因为不喜欢李忠、周通的为人，满桌的酒他便没吃；在瓦罐寺，在极度饥饿中，面对着一桌酒菜和崔道成的邀请，他也没吃；在暗中尾随保护林冲的途中，他也一路不吃酒；在华州，急于就史进的他，面对着朱武等人杀牛宰马和美酒，他仍是“一滴不吃”。他是率性而为的人，又是内心极有分寸的人。

其实，鲁智深在桃花山并非没有吃酒（百回本第五回）。李忠、周通下山打劫，“只留一两个伏侍鲁智深饮酒”，鲁智深不满李、周二人的悭吝，“便唤这几个小喽啰近前来筛酒吃，方才吃得两盏，跳起身来，两拳打翻两个喽啰，便解搭膊，做一块儿捆了，口里都塞了些麻核桃。便取出包裹打开，没要紧的都撇了，只拿了桌上金银酒器，都踏匾了，拴在包里。胸前度牒袋内，藏了真长老的书信，跨了戒刀，提了禅杖，顶了衣包，便出寨来。”可见，酒是吃了两盏，只是不尽兴。

在华州，面对着朱武等人杀牛宰马和美酒，鲁智深也并非“一滴不吃”。“朱武等杀牛宰马，管待鲁智深、武松。饮筵间，鲁智深想到：‘贺太守那厮好没道理！我明日与你去州里打死那厮罢。’”（百回本第五十七回）既然是“饮筵间”，就必然有吃酒。

所以鲁智深在桃花山和华州，并非不吃酒，只是心中有事，吃得不尽兴，没有开怀畅饮。

同样，鲍鹏山在《江湖不远：<水浒>中的那些人》的《这个世界独缺莽撞人》一文中认为，“武松让人放心，只要他一出手，便能搞定一切。”“武松不打无把握之仗。”但恰恰逃犯武松的成名之战——景阳冈打虎，就是毫无准备之仗，并且也与酒有关。在景阳冈下，酒店里吃得口滑，前后十五碗“出门倒”落肚。酒壮怂人胆，何况是好汉，武松不顾店家劝阻，不信官府告示，行到冈上山神庙看见一张印信榜文才信了冈上确有虎。然而这时候因为怕回头被酒店伙计耻笑“不是好汉”，存想了一回，说道：“怕甚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地！”回不了头，也只得继续前行了。还好，英雄又侥幸，打得“手脚都疏软了，动掸不得”才将又饥又渴的吊睛白额大虫打死。（百回本第二十三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