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2020年02月

你在读什么书

元宵节,“绝对贵州”的设计师们推出了“我们都是一家人”的系列海报,声援武汉。据说他们是贵州最厉害的设计师。但这种口号式的宣传,除了无谓的煽情和掩盖事实,什么实际用途都没有——我是我,你是你,我们怎么就是一家人呢?是谁让无辜的人失去了生命?什么样的人会对自己家人隐瞒事实,并看着他们被折磨?这个现状是不可避免的吗?谁应该对这事负责?除了武汉,其他地方就不是疫区了?我和带来此次灾难的人,不是一家人;我和那些愚蠢、不作为而导致这次疫情蔓延的人不是一家人;我和那些无知、自私,到处散播传染疾病的人不是一家人。无辜的人“他们不明白发生的事,他们愿意相信科学家,相信有学问的人,就像神父一样。而他们一直被告知‘一切正常,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只要记着饭前洗洗手就可以了。’那是在犯罪。”(S·A·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祭祷》P.259)

两天,看了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两遍,六十万字。《切尔诺贝利的祭祷》和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是我迄今为止记忆里看过的最好的纪实文学作品。

和加缪的《鼠疫》一样,《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我也一边看一边把其中的句子读给太座和女儿听,几乎每一页都说的是当下,都能见证当下,而见证的代价,都是生命。

太座说楼上的表妹在微信里向她抱怨,自己怀孕5个月,老公整天就陷在沙发里看手机,什么事也不做,儿子也不管。“你会不会抱怨我每天都抱着书在看?”“有一点。不过你洗衣服、帮我做饭,带女儿学习。再说,天天这样隔离,又能做什么呢?”“书里有这句‘这是被隔开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隔离区,另一个是其他地区。’还有这句‘隔离区,是独立的世界。’”

“为什么几十年前和十几年发生的事,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在我们老百姓看来都那么相似?” 太座问我。

“因为历史不是‘惊人的相似’,而是不断重复上演。”

女儿放下手里的书说:“爸爸,我觉得读书没有什么用。还不是被隔离在家?又不能改变世界。”

“我的女儿,你一定要记住”我对她说,“一辈子都要记住——读书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被这个世界改变;因为只有不被世界改变的人,才有可能去改变世界。”

书念得好,你读过的每本书都融在你的身体中。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你的谈吐、你的行为,并为你打开通向这个世界的一道道门,一扇扇窗。就像当下,书念得好的人,就知道1300多年前,日本天武天皇之孙长屋王在赠送大唐的千件袈裟上绣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十六字偈语。鉴真大师被此偈打动,六次东渡,此偈也被视为中日交流的象征。鉴真抵达日本后,开创日本律宗成为“传戒律之始祖”,日本律宗也成为南都六宗之一,流传至今。763年6月6日,76岁的鉴真在奈良唐招提寺圆寂,被日本人称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比喻高峰、最高成就)。这段历史,除了在历史课本,还可以在真人元开于779年撰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和日本作家井上靖初版于1957年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甍》中读到。在1300年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凶猛的今天,日本友人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达对用“汉字”、写“汉诗”的“梦幻般的国家”敬仰和物质与精神上的援助和祝福。如果书念得不好,你就只会说: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我们都是一家人!

索尔仁尼琴、契诃夫,索尔仁尼琴、沙拉莫夫、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索尔仁尼琴、普拉托诺夫,索尔仁尼琴、布哈林……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这两天总是看到“索尔仁尼琴”这个名字。从手边书架上抽出和契诃夫、《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一起的,群众出版社1996年12月2版2印的“内部发行”版《古拉格群岛》。随便翻开一页,梅列日科夫斯基、恰尔诺夫斯基、诺沃鲁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好多“老司机”让人根本分不出谁是谁,上中下三册共2000多页150多万字里面,恐怕姓名就占去了20万字吧?!最后还是放了回去,抽了《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集》下来换换脑筋,后面还有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我还是想你,妈妈》和《锌皮娃娃兵》。

另外,在看到“我甚至无法理解,有人会认为我的自由不是自由”这句,我不由自主向书架上米尔顿·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瞟了一眼。


S·A·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中信出版社2018年8月1版,2019年7月4印)读书笔记23则:

1、见证的代价是生命。(P.31)

2、胜利日这天,来了一个将军。我们列队欢迎,接受节日的祝贺。队列里一个小子大胆发问:“为什么要隐瞒这里的辐射?我们受到多少剂量的辐射?”将军走了以后,他被部队指挥官叫去,挨了一顿训斥:“你这是在挑衅!你在制造紧张气氛!” (P.101)

3、我从阿富汗回来,我知道自己活下来了!而在切尔诺贝利,一切都相反:在你回家后,才慢慢地被杀死。(P.101)

4、有多少人受到了伤害,可没人为此负责。把领导关进监狱,这就完了。在这种体制里……(P.139)

5、我以国产纪录片的优良传统拍摄了:推土机手正在读《真理报》——标题字写得斗大:“灾难中的国家不会放弃。” (P.147)

6、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才是最可怕的。辐射检测员说的是一组数字,我们在报纸上读到的则是另一组。(P.147)

7、您亲眼说见,我这里满满一条走廊的病人,他们在等待。我一整天都能听到电视里那些声音。您就这样转告当官的,他们是一群废物。(P.157)

8、我想弄明白,这一切是谁的错?他是谁?我们该如何在这里生活?我们应该知道:这是谁的错?(P.163)

9、索尔仁尼琴的书出现在书架上,紧接其后又有沙拉莫夫、布哈林……就是不久之前,藏有这些书还是要被逮捕,会被判刑的。(P.177)

10、地方行政机关的人,他们怕的是上级领导。而那些上级怕的是链条上更高的上级。权力的金字塔就是这样建造的,领导就是国王。(P.180)

11、所有的病患资料都印有“秘密”和“最高机密”。他们让医学和科学卷入政治。(P.186)

12、我的妻子是一名语言学家,从来对政治、对体育不感兴趣,而现在总是要问我同样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能做什么?接下来该做什么?”于是,我们开始谈论那些从正常思维角度不可能理解的事情。当局在沉默,而我们不会再保持沉默。而且……很快……非常快……一个志同道合的圈子马上就聚集起来。口令是:“你在读什么书?是索尔仁尼琴,普拉托诺夫?来我们这里……”(P.187)

13、大多数领导根本不想知道什么物理、数学,他们都是在高级党校毕业的,那里只教给他们一门课。(P.196)

14、我可以向你证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责任不在科学,而在人,不在反应堆,而在人。至于政治问题,不是我这里要说的。(P.198)

15、我的丈夫受过高等教育,是一名工程师,他认真地想让我相信,这是一场恐怖袭击,是敌人的破坏活动。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育的。(P.228)

16、这就是我对你问题的回答:为什么我们知道了实情,却还要保持沉默?为什么不去广场,不去呐喊?我们写了报告……我已经说过,我们有工作笔记。但是我们保持沉默,并且绝对服从命令,因为有党的纪律——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们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信仰。(P.251)

17、他们把美国的机器人派到顶上,工作了五分钟就停下来了;又派去日本的机器人上去,干了九分钟就停止工作了;最后派去俄罗斯机器人,足足工作了两小时。这时对讲机里说:“伊万诺夫列兵,你可以下来抽根烟了。” (P.287)

18、报社记者飞到我们这里,给我们拍了合影,但完全是摆拍。他们拍摄了留下来的房子和窗户,再把小提琴摆到前面……他们命名为“切尔诺贝利交响曲”。(P.296)

19、我们被告知我们是幸福的……我甚至无法理解,有人会认为我的自由不是自由……我正在读索尔仁尼琴,我在思索……(P.2311)

20、土地上散布着数千吨,总共四百五十种放射性核素。它们的总量相当于三百五十颗投在广岛的原子弹。我们应该谈论的是物理问题,物理定律。他们却在谈论敌人,在寻找敌人。(P.325)

21、他们害怕上级发火胜过害怕原子。每个人都在等电话,等指示,但自己什么也不去做,害怕承担个人责任。(P.326)

22、他们嘲笑乌克兰人——他们在克里姆林宫跪着乞求资金、药物和辐射剂量检测设备,而我们只用了十五分钟报告情况:“一切正常。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对付。”他们赞扬说:“好样的!”多少人的生命换来这一句赞语?!(P.327)

23、我们读索尔仁尼琴、沙拉莫夫、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我们互相请客,在厨房里说个没完,饥渴地诉说……晚上打开电视:“不要轻信挑拨离间!”(P.336)

23、这是被隔开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隔离区,另一个是其他地区。(P.338)

重新发现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手上这本淘来的旧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6月1版1印,9.6万字,硬面口袋本,我喜欢这样的开本,便于携带。切口红色,书脊裂开一指长的口子,因为是硬面,还不知道怎么处理,或者不处理。里面还有两幅整页的黑白版画,怀旧的风格让这本旧书更像旧书。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写的是主人翁公舒霍夫在劳改营里的“一天”:“舒霍夫的被关押,是由于他在1942年2月的西北战场上全军被围而“在森林里当了两天俘虏”,而且这还是他事后自己主动“坦白”的。而他周围的人几乎全都是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来的:海军中校布伊诺夫斯基因为收到了曾一同作战的英国海军军官寄来的礼物,还未成年的戈普契克因为往森林里给宾杰里人送过牛奶就被判了‘跟成年人一样的刑期’,阿廖沙则仅仅由于他信仰上帝而被抓……他们的刑期或为十年,或为二十五年,他们的每一天都将这样缓慢地熬过!”(刘文飞《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代前言《“一天”长于百年》2007)

昨天以前,我不知道自己读过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书,并且那书就在我手边的书架上。

外国人的姓名,如果我没有专心读上个十遍八遍,甚至认真写下来过,就根本记不住。意大利人的名字,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的名字,还有爱尔兰人、德国人、波兰人,他们的名字看起来都一样,都好像是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是“外国人”。但如果外国人里面有俄国人就很容易发现,因为俄国人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外国人的名字,除了特别长,还有男的通常是司机(斯基),女的通常都带“娃”,所以俄国人是不一样的外国人。但这也不绝对,例如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和伊塔洛·卡尔维诺,我以为“她”们都是俄罗斯或白俄罗斯或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哪个国家的,于是还没有读过的《树上的男爵》就一直是和《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死魂灵》《我们》排在一起的。

昨天整理书架,重把所有外国的书都按作者国籍来归类,这才发现,伊塔洛·卡尔维诺是“他”不是“她”,而且是意大利人,并且在另一个书架“社会学”类别里找到了他的中篇小说《看不见的城市》,竟然和《孤独的城市》、《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一起。在我这小小的书房里,同一个作者的两部作品竟然花了好几年时间才终于走到一起,但我怎么也想不起这两本书是什么时候在哪里买的。类似的笑话还有一大把,例如我一直把玛琳娜·柳微卡的《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和《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集》排在一起的,昨晚它终于回归到了英国组团。还有第三排和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在一起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与第二排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又是一对失散多年的好兄弟。

昨晚日志写到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才发现《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本书应该和《古拉格群岛》在一起,因为都是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我知道索尔仁尼琴,两年前读过《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但在昨晚之前,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哇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厉害了,2008年死后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作品嘛……很多。《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嗯,读过,平淡描写中的触目惊心,作者……这不重要,反正也记不住。奇妙的错位。书架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是群众出版社1996年12月2版2印的“内部发行”版,上中下三册共2000多页150多万字,定价96元,去年以定价三倍的价淘来。要不要继续读?读完应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就过去了罢?

“在专政时代,在处于敌人四面八方包围的情况下,我们有时表现出了不应有的温和,不应有的心软。”——《古拉格群岛》克雷连科在审理“工业党”案件时的发言

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

19世纪中叶的英国收藏家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一个极端冷酷而贪婪的人,在生活中六亲不认,但是这个偏执狂的“菲利普斯藏书室”中的收藏,却是他那个时代乃至整个藏书史上最有价值的收藏之一。

每一个收藏家都渴望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收藏,热烈地期待着下一件藏品,但他们各有各的动机,而这尤其容易被人说成是病态欲望。精神分析学家将这看成是对生活中某种损失(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损失)的补偿行为,是唐璜式朝三暮四的欲望,有这种欲望的人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得到的,而只能在“下一个”中——就我们的情况而论,就是在购买下一本书的时候——获得片刻的满足。

书是超越生命的纪念品。除了文字内容之外,书的物资形态的存在,历史可以让我们想起那些曾经拥有它们的人,以及它们曾经经历的历史环境。所以美国图书管理员伯顿(J.H.Burton)曾经说过:“大型图书馆是建立不起来的,那是随着时间的积累发展起来的。”

上面文字,来自淘来的二手旧书乌尔夫·D·冯·卢修斯的《藏书的乐趣》。三联书店2008年5月1版,2009年5月2印。这本书不仅写藏书的乐趣,还有书的发展史、书的结构、书的装订、编目、陈列、保养、藏书票和所有者记录、欧洲的旧书店、史上最著名的藏书室及图书馆建筑,以及书籍拍卖要点、与旧书商打交道的注意事项等等,百科全书式地全面叙述及回答了收藏图书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和种种乐趣。今天一天看完,这本书我肯定还会再看第二遍,甚至第三遍,并让我蠢蠢欲动想在即将到来的下个学期,采用书里介绍的拍卖行编目的方式来管理学堂的图书区了。然而这面临两个问题——

学堂的图书馆是开放式的,也就是每每师生想看点什么,他都可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或几本书,在图书区随意翻翻或者带走,自助借阅登记簿就放在桌上。上个学期结束,我翻看借阅登记簿,发现登记借出的书籍数量远远少于书架上消失的。这是个好消息——书都是被看书的人带走了,从我图书管理员的角度来看,希望消失的书还要更多些才好;从图书采购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坏消息,新学期又要采购一批书补充进来。这也是我为什么偏爱普通版旧书的原因之一。

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更加凶猛,每天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000例,今天确诊总人数已经达到31260人;每天增加的疑似病例已经接近5000例,今天的疑似病例数字是26359人;死亡病例昨天新增73例,总数637人。封城封村封社区,高速路上外地的不准进城,本地的离开了就不许回来,什么时候疫情才能得到控制?什么时候才开学?并且对于每天公布的这个数字,渐渐变得只是数字。湖北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和政府的公信力流失到我怀疑他们是不是还有这个东西;“新冠八君子”之一,“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离世,直到咽气时都还是一位被训诫的“造谣者”。微信里武汉的在家隔离者因得不到及时救治,在家等死甚至病死,湖北官员也承认大量病人未收治,这些事实都淹没在了大量的正能量鸡汤里。这些正能量里,竟然有一家“领袖学院”发出的《不要恐惧!苦难是上天另一种形式的爱》这种让我汗毛竖立脊背发凉的毒鸡汤,这哪里是什么“上天的爱”,这不关上天的事,这是人祸,是人祸。所以每天这个最新疫情数字在我看来也变得可怀疑。

虽然我只看过《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一本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书,但他——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还有——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这两句话就像两口被大锤椎击的大钟,振聋发聩。今晚,我的枕边书就是再读一遍《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致敬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人啊,还是要多读一点书,多一点独立思考才行。知识增多了,眼界扩大了,心胸变广了,凡事多问几个“真的是这样吗”,这样才有可能明事理,辨是非,才可能不轻易被人蒙蔽愚弄,才有可能尽量活成一个普通人,正常人,而不是一个蠢货,一只黑暗中一点风吹草动就群起而吠,主人远远一吼就摇尾收声的村犬。

“狮子”咬住了“老班”的喉咙,“老班”用前爪撕扯开了“狮子”的肚子,肠子全都掉了出来。这时候布恩冲了上去,纵身一跃骑在“老班”的身上,随着刀的起落,“老班”像一棵树似的身上挂着一人一狗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起床开始看威廉·福克纳的《熊》。早餐后,家里几乎“弹尽粮绝”,一家三口去新添寨超市买菜。太座戴上一次性手套和口罩,独自进超市。我和女儿在车上等,又摸出《熊》继续看了一个小时,太座结账推着购物车出来,买了三大购物袋足够我们吃10天的蔬菜和肉。午饭后继续,但老实说,看到人、狗、熊最后决斗那小一千字不够精彩的高潮时,我才不再打瞌睡了。然后,同样作为旧时蛮荒生活的一个幻影、一个缩影与神化的典型,山姆也死了。所以,我什么都没有错过。

这本威廉·福克纳的《熊》,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月1版1印小藏本,所以我才能把它放进外套口袋随身带。12.3万字,《一次猎熊》《大黑傻子》《熊》《三角洲之秋》四章,忘了是在哪里买的。《熊》的旁边,还有一本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福克纳,哦,又是福克纳,关于我的阅读品味,还是先换一个作者再说吧。

和一帮老头老太混在一起

“它品味不俗、内涵丰富,在此地格格不入,因为这个工人阶级主导的小镇基本上没有什么品味和文化。居民们也读点东西,但读得不多——主要是路牌啊,自助洗衣机说明啊,麦片盒子这些,以及罚款单上的小字……这就好比某个爱恶作剧的神灵把一家昂贵的肉店安插在遍地是素食主义者的镇上。”

一看就知道这段尖酸刻薄的文字出自一副尖牙利齿自负顽固的嘴脸(就像二十四书香书店老板)。如果我说这段话就是对位于我大新添寨的二十四书香书店的处境的精确描述,连太座也会赞同——新添寨的主体居民就是几个三线号码军工企业工人,现在第一代“三线”人退休了,顶替父母进厂的二代“三线人”是这个地方的主流人群,常常会遇到渐渐也接近退休年龄的他们穿着工装逛超市,说着不知道是哪里口音的普通话,并且有着对说本地话的原住民不屑一顾不知来由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个书店近一年来在这里的经营是举步维艰,用老板的话说就是读书人太少了(所以买书的人更少)。

对我村这家书店如此了解说出这番话的,不是二十四书香书店老板,不是我,是美国评论家乔·昆南(Joe Queenan)。在他写的《大书特书》里。他说的当然也不是我村的书店,是他自己居住的柏油村先叫“书栈”后改名“书·物”最后倒闭了的书店。看来,全球化带来的“地球村”真的把全球都变成了村子。

今天看完乔·昆南(Joe Queenan)的《大书特书》。商务印书馆2014年12月1版1印,还是淘来的旧书。扉页上的售书章是“山西省新华书店”,前任主人写了购书日期:2017年3月17日。我没有旧书癖,如果有选择(钱),我也想买新书。

6年前刚搬到这新添寨外的山上时,现任孔学堂的总经理X先生顺路来过家里一次,看着当时我书架上稀稀捞捞百多本书说,没几本书嘛。我觉得他的意思是书架上就这么几本书,这也能叫书房?确实那时候就这么几本书。搬家前,我看书都是去图书馆借,去书店蹭。十几年前自学摄影,每个星期都去贵州省图书馆,两年时间把馆里面关于摄影的开架书都读了一遍。然后去大书店蹭各种书,人类学、社会学、建筑、历史、小说,甚至是旅行指南,什么都看,一看就是一下午。搬到这里以后,进城去一趟图书馆和书店公交往返三小时的时间成本太高了,新添寨中心倒是有一个区图书馆,但里面的书……简直下不了手从架上抽出来,所以我的阅读来源被掐断了,被逼无奈才开始买书。为了有限的预算能买到更多的书,二手书和淘旧书对我来说当然是个不错的选择。6年来,就这么断断续续买买读读,书架上渐渐充盈有了这1200多本。

现在,我每年至少读上50本书,100本也不难,借乔·昆南在《大书特书》里的话说:“但到了新年前夜,我还是觉得一事无成。”并且“如果你没读过《尤利西斯》,你就还是街头可悲的土包子,而且一直如此。”所以,如果有人跟我提起《尤利西斯》,我当然要告诉他,《尤利西斯》我一直在读啊,它就在我的右手边的书架上,和《都柏林人》,还有爱伦坡、哈耶克、茨·威格、梅尔维尔、福克纳,以及我讨厌的杜拉斯他们在一起。现在疫情凶猛,我每天不是在床上躺着,就是带着老婆孩子和这帮老头老太太混在一起。

书影记/疫中读书记

18年前,我在深圳。当时的我和民工没有太多的不同,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都穿着材质低劣而不合身的西装,都住在城中村里的出租房,都没有暂住证所以都被关过小黑屋又50元把自己赎出来过,还有我们都喜欢唱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尤其是“我拿青春赌明天”这句。后来我学机灵了,把在市西路买的西装袖口标签撕了下来,以显示自己和天桥上卖盗版光碟的具有不同品位。

后来,非典(SARS)来了,只能自我隔离在屋子里,就像现在冠状病毒爆发一样。每天一个人百无聊赖,就不管什么年代、不管黑白彩色、不管东西中外,一部接一部看电影。没电影看了就看书。由于平时不怎么看书,就没什么藏书,于是把能找到的不多几本书都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然后在网上看各种垃圾小说。看完了就在电脑上写日记,写读书笔记、观影感受,写街上空无一人,写工业区封闭起来像一个囚笼上万人在里面作困兽斗,看到什么写什么,天天写。

2007年电脑中了“熊猫烧香”病毒,那几年的所有记录全部丢失了,就像从来没有过一样,干干净净,不留痕迹。然而,时光虽然没有了痕迹,但总会改变些什么。那段的自我隔离,让我开始面对孤独,开始真正静下来和自己对话——我到底是谁,我要做什么,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我被传染了,死了会留下些什么或是什么都没有——这无意间塑造了我的观影、阅读和记录的习惯,从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就是从那以后,买书、读书渐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买书,只买自己喜欢的、想看的,没有一定,也不论新旧,不成系统或门类。我读书,求的是尽情适宜。有的细细读,有的随便翻翻,有时细究详查,有时不求甚解,全凭喜好。《仙经》里面说,啃食书籍的虫子名为书蠹,又称蠹鱼。书蠹啃书的目标,就是“神仙”二字。说书蠹吃到三次书中的“神仙”二字,即成神仙。如果啃到乐谱,则化为鞠通藏进古琴里,古琴便会常常自鸣。如果啃到的是圣贤之书,书蠹就会化为玄灵,进入大脑控制人的思维,而如果书蠹吃到的是诲淫诲盗之书,则会化为无曹,进入人体后会使人纵欲暴虐。我没有多少圣贤之书,带“神仙”二字的也没有几本。有没有蠹鱼我不知道,但在我看来,每个看书的人,其实就是这书蠹,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成长史就是他的阅读史,读什么样的书,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像书蠹啃食到不同的书籍不同的文字而发生的变化。

这18年,日常阅读就像一把砍向我无知狭隘冰封内心的斧头。像我这样一无学历,二无背景的人,如果没有遇上一个时机,没有一个赏识我的人,没有一帮志趣相投的朋友,将永远一事无成,什么也不是。

我有时就喜欢站在书架前,也不读书,只是看着眼前一排排书籍,想我现在不仅可以买书,还可以读书、教书,真心感到幸福。

冈仁波齐转山

昨夜枕边看完张扬的《通往冈仁波齐的路》。淘来的三折旧书。图片不错,文字一般,就是《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两部电影的“副产品”——拍摄过程随手记。字太小,十几篇导演日记的字更小,我几乎要用放大镜才能看。两部电影都看过,喜欢,但看完这个电影的“副产品”一度有个疑问——这也算是“书”?我在豆瓣打了两星,最多4分,但总评分竟然达到了7.8。文艺的标准是什么?

电影《皮绳上的魂》,改编自扎西达娃的短篇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和《去拉萨的路上》。看到扎西达娃这个名字,觉得有点熟悉,好像也看过他的书?架上一找,果然找出一本扎西达娃小说集《西藏,隐秘岁月》,花城出版社2013年7月1版1印,但想不起什么时候在哪里买的,内容也忘了个七七八八,又读了一遍。

张扬和杜家毅对《冈仁波齐》这部片子的理解和表达有几乎不可调和的分歧,于是杜家毅离开,去拍了我也很喜欢的西藏公路片《转山》。电影《转山》根据谢旺霖的同名小说改编,正好,书架上也有这本书,也是忘了什么时候淘来的旧书,一下午翻过,电影比书好。《转山》总是让我想起看过很多遍的一部台湾公路片——2006年陈怀恩的《单车环岛日志》(又名《练习曲》)。

鼠年之疫

要了解一座城市,简便的办法就是探索居民如何劳动,如何爱并如何死亡。

城里发现大批死老鼠。人们抽着香烟,聚精会神地观赏脚下、台阶上一只只老鼠垂死的抽搐。

给本城灭鼠办公室打了电话。职员对此一无所知。确实有人给他说过鼠患的事,但是,“我操心别的事呢。”他说。

市政府毫无打算,根本没有准备采取任何措施。

地方报纸专栏通常内容十分庞杂,现在整栏文章矛头都直指市政府:“我们的政府官员难道没有觉察出来,这可能带来多大危害?”

这事发生了,事关全体居民的生命。

死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从发病到死亡,只有四十八小时,另一个也才三天工夫。“我实在无能为力,这些措施必须由省里决定,我没有这种资格,我所能做的,也只是跟省长谈谈。”

在鼠患期间,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现在却不置一词了。这是因为老鼠死在街头,而人则死在家里。好在省政府和市政府开始反思了。只要每位大夫诊治不超过三个这种病例,谁也想不到要行动起来,这种状况就会持续下去。然而,只需有个人想到做一做加法,情况就大不一样。相加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

你会发现,愚蠢原来是常态。他们不相信灾祸,认为灾祸无法同人较量,灾祸不是真实的,只是一场噩梦,他们是人本主义者。于是过世的人首先是人本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采取防范措施。

力争召开的卫生委员会会议,虽然被认为不是时机,但省政府还是同意了。省长说:“你们要开会就赶紧开,但是不要声张,况且,这不过是一场虚惊。”医生们都了解,称这为什么都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应采取什么措施,阻止它屠杀全城半数居民。这不是把什么都描绘得一团漆黑,而是要采取防范措施,以及确认这些措施是否必要。余下的事情属于行政范畴,而我们的体制恰恰设置了省长这一职位,以便处理行政问题。

总算见到了省政府的布告,小布告匆匆张贴在最不显眼的角落,从内容上很难看出当局正视这种形势。

夜晚,街上熙熙攘攘,还是同样的人群,电影院门前照样排起长队。接着,疫情导致的死亡数字又像箭似的,骤然上升。

省长说:“宣布鼠疫流行,全城封闭。”于是成为鼠疫囚徒的人们很快明白,任何人都出不了城。疫情给人带来的第一种印象就是流放感。时刻压在心头的空虚,真真切切的冲动,即非理性地渴望回到过去,或者相反,加快时间的步伐,还有记忆这些火辣辣的利箭。即使是流放,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流放在自家中。如此一来,人人都得独自面对苍天,一天一天混日子。

卫生防疫工作组织糟透了。还像往常那样,老百姓都一直蒙在鼓里。行政当局穷于应付,已经焦头烂额。

鼠疫“胃口”倍增,平均每周要夺走五百人的生命。学校的防雨操场也不得不利用起来。

确诊疫病,就意味着必须尽快移走病人。于是患者家属知道,只有等待痊愈或者死掉,才能再见面了。在这看不见尽头的时期,医生的角色是作出诊断。发现病情,看到征兆,描述并记录下来,然后隔离。

正是这种斗争,在这个漫长的时期,构成了我们城市的全部生活。在这封闭而沉寂的城市里,这些时刻,猖獗的鼠疫驱逐了全部欢乐。

一次会议上,疲惫不堪的医生们和不知所措的省长面对面,他们既缺人手,又赶不及时间,请求并获准采取新的措施,以防止疫情的扩散。

外界通过空运和陆路,送来了救援物资。与此同时,也通过报纸和广播,给这座疫城送来呼吁和鼓励。陌生而友爱的各种声音,穿越数千公里的距离,从天涯海角传来,那种史诗般的,或者学校颁奖演说词似的腔调,相当笨拙地试图表示他们道义上的声援。这一点也确实做到了,但也同时表明他们完全无能为力。

物资匮乏,缺乏人力。外地派来了支援医生和护理人员,表面上看,人数很多,但是,照眼下的疫情,也只能勉强应付局面。

这一切与英雄主义无关,而是诚实的问题。这种理念也许会惹人发笑,但是同疫情做斗争,唯一的方式就是诚实。

疫情初起那段时间,人们为一大堆自己十分看重的小事而苦恼不堪,生活中丝毫不关心他人,一味体验着个人的生活;现在则相反,人们的兴趣完全放在别人感兴趣的事情上,头脑里只有公众的想法了。

疫情已经席卷了一切。因此,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个人的命运已不复存在,唯有一段集体的历史,即疫情和所有人的共同感受。

我们所有人,在印戳一下下敲出我们生死的节奏中,在一张张卡片中,在疫情的恐怖和行政手续中,我们都注定死得颜面尽失。

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这场灾难真的没有头了,于是同胞开始滥用预言了。“兄弟们,你们在受苦受难;兄弟们,你们这是咎由自取。”神父一来就抛出一句激烈的话。占星术士或圣徒的各种预言,就这样一手传一手。

疫情到达高峰,似乎筑了安乐窝,每天杀戮的人数,像一个称职的公务员的工作那样,准确无误而又均衡。依权威人士之见,原则上,这是个好兆头,疫情已经达到水平线了,从此往后,只能是往下降了。政府早就渴望平复公众的情绪,但是疫情总不给机会,这次打算召集医生开会研讨,不料大夫也让疫情夺走了生命。

公共场所无不改成医院或检疫隔离所,而政府大楼之所以没有轻易改动,也是因为总得保留个开会的场所。

记者问戴上口罩顶不顶事儿,回答说不顶事儿,但是能让人放心。

食品日益短缺,一般生活基本用品有人以天价倒卖。各家报纸接到指令,不惜一切代价宣传乐观精神。而读这些报纸,那便是民众表现出来的“平静而镇定的动人典范”,标志着当前的形式特点。

隔离的幸存者,生活把他们排除在外,但是在距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仍然继续,只是这是两个世界,彼此陌生的程度,并不亚于身处不同的星球。

大地上,还有灾难和受害者,一定得尽可能拒绝,拒绝跟灾难同流合污。

说到底,鼠疫到底是什么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


以上的2230字,是我两天里读了两遍加缪的《鼠疫》后,引用原文做的概要。或者可以看作类似现在流行的“五分钟读完《鼠疫》”的类似操作。

手上这本李玉民译加缪的《鼠疫》,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1版1印,附有李玉民对这本小说上万字的解析——《真理原本的面目》。瑞典轻型纸环保印刷,淡黄色的纸张,长时间阅读不伤眼,既薄且韧,十九万字三百七十五页厚厚一本却很轻盈,阅读感受很好。好书就要用好纸。

《鼠疫》是我迄今为止记忆里读过的最好的小说(我的记忆并不总是靠谱)。不论这部小说通常被认作象征小说还是哲理小说,我认为应该尊重作者的界定——这是一部纪事体小说。这部首版于一九四七年,距今已七十余年前长篇小说,我现在看来,竟然没有一页不是描写的当下,从武汉蔓延到世界的这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每有小说描述与当下现状契合处,我就折页做记号并用钢笔在相应句子下打点标记。等到读完这本书,折页处之多,让这本就像字典一样厚的书,厚度又增加了差不多五分之一。可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也想象不到、描述不出当下这场从中国湖北武汉蔓延开来的“鼠疫”——鼠年之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社会,远比他的小说更加魔幻的现实。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两天确诊增长了4745余例,今天总人数达到了14482例(其中贵州省确诊增至38例),平均2300例/天以上;疑似病例,两天又增加了4306余例,平均2100例/天以上,疑似病例总人数19544例。死亡人数也增加到30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