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列出了十四条什么是经典的定义。第一条就是：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时隔四十年二刷，120万字用时八天。还是用卡尔维诺的话来说，在青少年时代，每一次阅读跟每一次经验一样，都会产生独特的滋味和意义；而在成熟的年龄，一个人会欣赏（或者说应该欣赏）更多的细节、层次和含义。这种青少年的阅读，可能（也许同时）具有形成性格的实际作用，原因是它赋予我们未来的经验一种形式或形状，为这些经验提供模式，提供处理这些经验的手段，比较的措辞，把这些经验加以归类的方法，价值的衡量标准，美的范式：这一切都继续在我们身上起作用，哪怕我们已经差不多忘记或完全忘记我们年轻时读的书。当我们在成熟时期重读这本书，我们就会重新发现那些现已构成我们内部机制的一部分的恒定事物，尽管我们已经回忆不起它们从哪里来。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基于这个理由，一个人的成年生活应有一段时间用于重新发现青少年时代读过的最重要作品。即使这些书依然如故（其实它们也随着历史视角的转换而改变），我们也肯定已经改变了，因此后来这次接触也会是全新的。

重读《战争与和平》，是想在九月开始的第三期也闲谈，和诸位初中的学者共读。这对他们来说或许有点难，但如果人生中要读一部世界名著的话，那就选一部值得的——哪怕是装，也装一个大的。所以也让我借此重新发现了自己青少年时代读过的最重要作品。

昨天，即将上八年级的女儿和她妈妈讨论以后要不要结婚，我脑子里跳出来的竟然是安德烈公爵对好朋友皮埃尔说的这段话：“永远，永远不要结婚，我的朋友。这是我对你的忠告……到老得不中用的时候再结婚吧……不然你身上一切美好、高尚的东西都会毁灭掉的。一切都在琐碎小事上消磨掉了。真的，真的！别这么吃惊的望着我。”或许这就是卡尔维诺所说的，“发生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一部经典作品的文本‘起到’一部经典作品的作用，即是说，它与读者建立一种个人关系。”

刘辽逸译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7月1版，2022年9月26印。总阅读量第1586本。

早餐后，刚陪二娃去对面喊出小伙伴来玩，就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大家只好又分头回家。“推云童子今天可又有得忙了。”我说。

女儿的语文暑假作业，要完成一封给自己的信。写了两句，觉得实在是不知道还能写些什么。我从她身后的书架上抽出海莲·汉芙的《查令十字街84号》，递过去说，这是一本书店和读者之间的往来书信集，你可以看看，也没有什么多不得了的信念和多美丽深邃的文字，就是絮絮叨叨的生活，但是真实，所以吸引人。

为开学做准备，把我和女儿的书包洗了。写了8日就读完的儒勒·凡尔纳《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的读书记，拖了半个月，是因为一直没理顺这次二刷的收获，但总这么卡着也不是办法，就随手记一笔，算是有个交代。

四十年来，第二次读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第一次读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凡尔纳选集”之一种，范希衡译，一套三册七百多页。这一套“凡尔纳选集”都是木版画封面，现在看来也是极为精美。我外国文学一架底层还有《海底两万里》和《气球上的五星期》两套，只是半个世纪了，纸张发黄变脆，只能留个念想，不堪翻阅。

这次读，是为九月“也闲谈”小学班与诸君共读做准备。四十年前读的是故事，觉得好看。这次读，手边放着一本世界地图册，先从地理到历史，再到文学与写作，尝试去解释和说明哪里好看，为什么好看。47万字，647页一巨厚册读下来，又有新收获。

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林出版社2020年10月1版，2022年9月3印。总阅读量第1585本。

“天呐！拿破仑竟然成为了独裁者！”在读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的女儿喊了一嗓子，然后像是自言自语，“要开学了。”我边从盆里把衣服拿起来抖开，用衣架撑开挂起来边想，还没开学啊。

中午，女儿问我：“暑假作业有一篇作文，让写自己在生活中有成就感的三件事。收拾房间、炸土豆这样的事可以吗？”我说：“我们家的家训是‘健康’、‘常识’和‘成就’这六个字。成就感首先是自己的感受。你觉得什么让你有成就感，那就是什么。话说，你这个暑假里读完了第一千本书，这个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太座带着二娃睡午觉，女儿看书写作业，我翻7月31日从“多抓鱼”9元淘来的二手书《下乡养儿》。

一对有社交障碍的北漂夫妻带着一个不能融入社会的女儿的生活记录。絮絮叨叨，琐琐碎碎。这样的记录就像我敲日志，要觉得有用，它就有用；要觉得没用，也就没用。不过有没有用，还是记录者自己的事。看豆瓣上有人评论，说这样的内容有什么必要出书。这书2014年出过1版，2016年出过增订版，这就是答案——存在即是合理——“它呈现了文字的另一种可能。我们从小所受的写作训练，莫不以记流水账为末流，觉得好文章应该详略得当，纵横捭阖，偏偏这文章是那种事无巨细的细密文风。这种原生态的生活流，因因相袭，环环相扣，自有它的内在逻辑和情节驱动力”（老六《附录：生活还在继续，问题层出不穷》）。

冯丽丽《下乡养儿》，新星出版社2014年5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83本。我们也是在“下乡养儿”。

“兴儒本只是刘彻和王太后向窦太后夺权的幌子，终其一生刘彻对儒学并无特殊的兴趣，但借着这次失败的变革，后世不断渲染汉武帝对儒学的推崇，最后发展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光甚至不惜模糊时间，把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时间定位在建元元年，将武帝接见董仲舒的情形含混地写成即位之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似乎他一登基就收到董仲舒的感召，可是董仲舒一生并未受到他的大用，只不过官至诸侯国的国相。”我在讲到这段历史时，选了《史记》和《汉书》相关章节来作比较，以证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这一段，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角度。初高中历史为什么“学不好”或“不好学”，最终以至于不得不靠死记硬背才能应付考试？这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教科书里从来都是只告诉结论，不去做分析，更不接受讨论和不同观点。

“‘李广难封’是有原因的。李广长期为边郡太守，匈奴‘避之，数岁不入界’，这其实是说明他长于防守作战。司马迁描写过他与匈奴射雕者的遭遇战，这只能说明他个人骑射技艺出众。但率领骑兵大部队，在草原荒漠中远距离奔袭，指挥数万人快速机动、运动作战，则不能单靠主将武艺高超，而是另有一套办法。李广这次脱离城塞进攻匈奴本土，作为主将竟然被俘。在此后卫青围捕单于的漠北之战中，李广又迷路失期。另外一位宿将李息，景帝时已为将，武帝时的马邑之战中为材官将军，无功；以后两次出征匈奴，皆无功。这些事例都说明，以李广、李息为代表的，成长于文景之时的老一代汉军将领，在同匈奴作战时，他们的军事知识结构已不适应从阵地战、防守战转向进攻战、运动战的这一时代变动。”关于“李广难封”的新解读，我认为极有道理。

“元狩六年（前117年），大农令颜异因白鹿皮币一事被诛，罪名是‘腹诽’。此法一出，从此恶政无人敢谏。”这让我想到《1984》里的“思想罪”。

“虽然中国人可能是全世界最热爱记录历史的民族，但古代历史的记载仍然不足以让后人弄清楚许多事情的细节，许多真相也就因此湮灭……古代史研究比的是谁能在现有材料中看出新意，以及在材料缺失的空白处提出有创见的、逻辑自洽的和当下可见材料难以推翻的推理和猜想……已经发生的历史具有唯一性，但如果只能依靠破碎的残片去还原它，它就具有了丰富的可能性……我希望本书能激起读者对历史想象的热情，焕发读者推理历史可能的冲动。在符合以上限定条件下，读者自己做出的推理与猜想的价值不必任何学术权威差。”因为历史学能够被证明是实证的、客观的科学这一点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谭木声《巫蛊乱长安：汉武帝晚年的夺嫡暗战》，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83本。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意义不在于它试图解决的冲突数量，而在于它运用的方法和观念……这些方法和观念致力于达成‘基督教的、普遍的和永久的和平’，并旨在在整个大陆建立持久的友谊……即使人口只下降15%，三十年战争也是欧洲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冲突。相比之下，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最为惨重，但其人口损失也不到12%……事实证明，疾病比火枪、刀剑和大炮更具有破坏力。一种被称为‘匈牙利热’的斑疹伤寒在1620年的战役中杀死了1.4万名天主教同盟士兵，相比之下，白山战役中的天主教同盟军队中只有200人死于枪炮或刀剑。”这让我又想读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成功不在于解决每一个争端，而在于提供和平化解冲突的指导方针。”我认为这是三十年战争的收获，但代价实在太大。

彼得·威尔逊《三十年战争史：欧洲的悲剧》，4月26日收到开读，到今天历时三个月艰难读完这本884页共83万字的，极其宏大又细节丰富的叙事史。除了众多人名与地名、国家地区与政权名称，翻译不知所云也是阻力。尤其是读到一半，一段一段的不知所云，只能反复结合上下文半蒙半猜。英文版应该是“在未来很多年中，关于三十年战争最权威的英文著作。”中文版就只能作为诘屈聱牙的教材来读了。需要很大的耐心。如——

第13章“拉罗谢尔围城战”一节，“法国人利用一个无月之夜向驻军运送更多的食物，第二天早上，驻军展示了钉在枪柄上的新鲜鸡肉。”新鲜鸡肉为什么要钉在枪柄上？

第13章“军队改革”一节，“帝国内的所有领地都要按照一个等级系统缴纳战争税，每年一共有96个罗马月，其中三分之一归帝国军所有，其余归天主教同盟所有。”为什么每年一共有96个罗马月？

第15章“瓦伦斯坦的秘密外交”一节，“两位将军共进晚餐时，霍尔克突然病倒了。他害怕被下毒了，但是得到保证说绝无此事，并被留在马车中与下属商议。现在很明显他得了鼠疫，他的下属拒绝见他。他独自死在路边，此前他的马车夫去找神父了。”典型的不知所云翻译腔。

还有如21章“复员”一节，“瑞典从10个行政圈中的7个获得了133.5个罗马月的税款（520万塔勒）……尽管萨尔茨堡表示反对，巴伐利亚行政圈的其他成员还是支付了125个罗马月的高额税款，筹集了753303弗洛林，清偿了军队的欠款。”520万与753303，精确到个位的数额在这里有什么实际意义？这样精确或大概数字的不明使用在全书中很常见，还有时不时出现的莫名“数学题”——德意志金钱不仅供养了军队总数四分之三至十分之九的雇佣军，而且还支付了1630年至1648年间每年花在瑞典和芬兰分队上的100万里克斯中的51%。”这么复杂的表述，除了考验读者的中学数学学得怎样外，我看不出任何意义。

不过即便如此，豆瓣评论认为这仍然是目前大陆能找到的关于三十年战争的最好出版物。“不要将权力交给那些认为自己蒙上帝召唤去打仗的人，或认为自己的正义感和秩序感是唯一有效的人，这样做非常危险。”这是全书的最后一句。

彼得·威尔逊《三十年战争史：欧洲的悲剧》，九州出版社2020年11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82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