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汉学在中国学术圈里是门显学，但在世界学术圈里并不是，于是一方面中国汉学圈内自己做自己的研究，自以为做出一些系统来；但另一方面我们做的系统与解释，很难与外界沟通。”在我看来这不只是学术圈的偏差，而是从中学就开始的。学中国历史时，不提世界变化；学世界史时，不谈中国的发展，于是同一个世界，两条互不相干的历史线索相火车铁轨一样永远平行推进，从不交叉比较，学习者除非自己能够在两者间建立联系，否则只能死记硬背，学得苦不堪言。

2、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归纳总结了若干古代文明的演变后指出，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索罗亚士德、犹太的以赛亚，以及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诸贤，几乎同时现身。他称这个时代为人类历史上的枢轴时代（或译轴心时代）。在这几个地区，中国、印度、波斯至希腊间的中东，人类的文化进入了文明，由此分化衍生，遂有后世的各种个别文明。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第一次突破，是人类历史的重要转机，几个文明都有人提出系统性的思考，对人类何去何从以及是非善恶问题，赋予了普遍性的意义。

3、历史上几大文明体系的主要贡献是在人文方面，在确定社会秩序与行为规范方面。

4、“愈是古时候，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就愈大，愈到后来，人文的影响就愈大。”所以我历来教学的实践都在于先建立地理认知，再到历史脉络，最后是文学的作品，三者互为影响，缺一不可。

5、“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在另一次文化突破的边缘，必须对这即将到来的第二次突破有所准备，有决心将未来由自己掌握。假如我们不这样做，将会看到的是冷酷、没有良知的国家机器，以及机械化的社会。在这里面活人会沦亡，因为那时活人已不会思考了。”

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鹭江出版社2016年1月1版，2016年2月2印，2024年10月13日购于也闲书局。总阅读量第1509本。

历史上曾经有一刻，当英国和中国因两种花木——罂粟和山茶——兵戎相见时，世界版图以两株植物的名字重新划分。

罂粟果实经加工提炼制成的鸦片，在18-19世纪的东亚作为麻醉毒品被广泛使用。鸦片的种植和加工均在印度——这片由诸多王公国家组成的次大陆，于1757年臣服在大不列颠的王旗之下。在英帝国的庇护下，印度鸦片的经销由东印度公司全权负责。

山茶叶经采摘加工可冲泡饮用，通称为茶。一直以来，中华帝国几乎完全垄断了这种“清澄碧玉”的所有产销环节：种植、采摘、加工、炒制及其他加工方式、批发、出口……一切一切，皆由此一国独享。
近二百年来，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出售鸦片并以所获利润购入茶叶；而中国反过来用在茶叶贸易中获得的白银，从印度的英国商人手中购买鸦片。

鸦片——茶叶贸易对于英国而言不仅仅是获利那么简单，它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取代的重要元素。英国政府每10英镑的税收中，就有1英镑来自茶叶的进口与销售，平均每个英国人每年要消费一磅茶叶。茶税被用于铁路和公路建设、公务员薪水支出以及一个蒸蒸日上的工业国家方方面面的需要。鸦片对于英国经济而言同样重要，它为印度——这颗维多利亚女王皇冠上闪耀的宝石——的经营管理提供了资金支持。尽管政府一直以来都希望印度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但19世纪中叶英国在印度西北边境发动的一系列扩张战争，却将它从这块富饶而辽阔的次大陆上所能获得的利益迅速消耗殆尽。植物商品的三角贸易是此时推动世界经济运转的原动力，帝国的车轮随作物的生长、加工与销售而转动：大不列颠从印度鸦片和中国茶叶中均分得一杯羹。

19世纪中叶的中英外交是一部不幸的悲剧。北京城内高高在上、贵为天子的皇帝于1729年下诏“严禁”在中国销售鸦片，然而持续了数十年的走私仍使鸦片得以流入(值得注意的是，不列颠诸岛的鸦片贸易亦遭维多利亚女王禁止，然而她的法令却得到了广泛服从)。鸦片销量迅速而稳定地增长着，从1822年到1837年，销量增加了5倍。终于，在1839年，统领广州港的宫廷大臣(钦差大臣林则徐——译者注)为这些外国人的目无法纪以及民众吸食鸦片上瘾后的病态所激怒，扣押了夷馆区内的所有外国人，并要求以300名英国人手中价值600万美元(约折合今日的1亿4500万美元)的鸦片为赎金。当鸦片贩子们被迫妥协、人质获得释放之后，这位大人命令500名中国劳力对将近300万磅的毒品用盐和石灰加以搅拌，将混合物倒入珠江。作为回应，年轻的维多利亚派皇家海军出战，以武力使获利丰厚的鸦片——茶叶贸易得以延续。

在战争中，英国一举打垮中国，清政府粗劣不堪的木制帆船根本不是女王陛下以蒸汽为动力的现代海军的对手。作为和平条约(实为不平等条约——译者注)的一部分，英国人赢得了经一个世纪的外交恳请而不得，以至于无人再抱希望的对华特权：香港岛，外加大陆五处新通商口岸，或是说贸易港口。

自马可·波罗时代起，鲜有西方人得以窥探中国内陆地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的200余年间，英国船只被限制停泊于广州，一个珠江口贸易城市的港口。英国人无法光明正大地涉足所居货栈以外的场所，许多人甚至从未见过离商馆区仅200多码远的、25英尺高20英尺厚的广州城墙。而现在，挟战争胜利之威，中国的内地终于向大英帝国开放了一条缝隙——仅限贸易。

《南京条约》签订、五口通商后，英国商人做起了美梦：堆积在中国内地的华贵丝绸、精美瓷器以及喷香茶叶正等着被他们销售到广阔的世界。商人们开始构思一种可能：绕过难缠的中间人和控制广州货栈的商行直接与中国的生产商打交道。银行家则在幻想着无以计数的财富、矿藏资源、粮食谷物、经济作物以及梦寐以求的开花植物——一个遍地都是待装载商品的巨大国度。

然而，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所建立起的新秩序并不稳固。在英国坚船利炮的压力下签订的无法忍受的条约，令中国这一曾经骄傲自满的国度蒙受了彻底的羞辱。英国的政客与商人们担忧受辱的中国皇帝可能借鸦片本土生产合法化颠覆由协议建立起来的脆弱平衡，进而打破印度（也就是不列颠对罂粟种植的垄断。

伦敦方面现在坚持着一种意见：应该且必须保障对英格兰的茶叶供应。距鸦片战争爆发、拿破仑战争结束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然而那些曾奋战在特拉法尔加(Trafalgar)和滑铁卢(Waterloo)的勇士们却依然强势左右着英国的外交政策与舆论。亨利·哈丁(HenryHardinge)，一位曾追随纳尔逊勋爵与威灵顿公爵，协助他们战胜拿破仑的名将，在担任印度总督期间，曾针对目中无人的中国可能带来的危机做出如下警告：依我看来，北京政府完全有可能在几年内将中国的鸦片种植合法化，这里的土地已被证明像印度一样适宜这种作物的生长，可能导致（英国）政府目前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彻底枯竭，基于这种推断，我认为最理想的对策是尽可能地鼓励在印度进行茶叶种植。依我之见，后者（在印度种茶）从长远来看很可能为国家提供同等收益，并且是比当下鸦片的垄断销售更加保险的财政来源。假若中国真的将鸦片合法化了，那么在三角经济上将留下一个非常致命的缺口：英国将再无资金进口茶叶、支付印度战场的军费或承担本土的公共建设项目。中国的鸦片种植业将为两大帝国耻辱性的经贸依存或“由两种花木交易包办的不幸婚姻”画上句号，这种“离异”是大英帝国所承受不起的。

印度境内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与中国最好的产茶地几无二致。除坐拥喜马拉雅山的高海拔和肥沃土地之外，云山雾罩的环境使茶树在享受露水滋润的同时又遮蔽了骄阳烈日。经常的霜冻气候更为冲泡出的茶水增添一份醇香浓厚，令其口感更加丰富、浓郁、可口。

随着植物商品贸易顶破东亚贸易的资产报表，它们对于世界格局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研究它们的人们——曾经被大众视作区区花匠之流的人——摇身一变以植物学家的身份受到众人瞩目。到了19世纪中叶，植物学家已不再被视为戴着工作帽，穿着钉靴，躬身伺候着他们的鳞茎、花卉和灌木的体力劳动者，而是以勇敢的冒险家与世界的改变者闻名。他们采集各种对英格兰乃至帝国各地具有科学、经济与农业潜在价值的异国植物。移植成活植物群的新技术也发展得更为先进，使职业植物猎人们得以采集、运输越来越多的异国植物样本。

不再受限于中国最南端的沿海口岸，如今英国得以深入到茶叶的种植与加工区域。但若要茶叶产业成功落户印度，英国需要从最好的茶树上采集最健康的样本、成千上万的茶种以及中国顶尖茶匠传承了千百年的工艺。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必须是一个植物猎人、一个园艺学家、一个窃贼、一个间谍。

这个担负着大英帝国希望之人，名为罗伯特·福钧。

——《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序

黄全愈《教育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08本。

出版一年了，这本书在豆瓣只有封面、书名和作为全书所有信息展示的ISBN码，连作者姓名都没有。作为这本书的第五个读者，我补充了作者、出版社、定价等版权页信息。由于只有5人标注“读过”，因“评价人数不足”而没有评分。黄全愈在自序中说“实际上，这本书（《教育的基础》）是我《素质教育在美国》系列与《混血虎》，以及我儿子青少年时出版的《我在美国读初中》和《我在美国读高中》的精华荟萃。”《素质教育在美国》在豆瓣评分7.9，这本精华本却无人阅读，有点奇怪。

虽然大娃在上初中，二娃在上幼儿园，但两个娃都没有上过公立学校，我对当下教育的了解不多、不深，对美国的教育更可以算是一无所知。所以对书中大多数中美教育的比较没有多少感触，倒是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有一些共识和共鸣。

“Sage on the stage，可以意译为‘至尊的讲台上站着圣人’。这样把教师神圣化不利于培养学生‘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意识。”所以我在日常教学中，总是强调要挑战权威，尤其是教室里的权威——老师，大胆质疑，因为所有理论都可视为假设，都可被推翻。

“培养批判性思维，首先要分辨‘事实’和‘观点’，否则就会把‘观点’当‘事实’或把‘事实’当‘观点’胡乱批一通。这里讲的‘批判性’不是不问青红皂白地批判一切、否定一切，而是包含逻辑思考、信息分析、综合评判等高级思维的‘质疑—分析—审辩’——在阅读中发现自己的答案的过程。”分清楚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观点”，这也是我日常教学中的基本要求，否则讨论将很容易偏离事实和观点，变成相互的人身攻击——吵架。吵架越成功，说理越失败。而在生活中，但凡是分不清“事实”与“观点”者，也大可不必浪费时间与其讨论任何问题，因为道理只有和讲道理的人才有得讲。

“独立思考是批判性阅读的过滤网。只要经过独立思考，即使全盘接受阅读的内容，也是批判性阅读。批判性阅读的最高境界是读出作品中的自己——读者，而不仅仅是读出作品中的作者。”这也是我常常说的，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旦写就、出版，就不再属于作者，而属于读到它的每一个人。每一位读者从中读出什么，就是什么。

这一篇读书随手记，似也可看作“读出作品中的自己”？或者也可以换个说法：每个人都只能读出自己能理解的。所以是不是正因为如此才要去多读一些自己从来就不理解也没想过要理解的东西，这样才能一点一点破除自己的愚昧？

马可·波罗惊叹中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1792年，当以大英帝国国王的亲戚、著名外交家马戛尔尼勋爵为团长的使团来到中国却发现，与黄金遍地的传说相反，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贫困中。为何如此？原因很简单。乾隆年间的粮食总产量虽然创了历史新高，但人均下来，却处于历史落后水平。

人口增长本来是乾隆盛世最有力的证据。但与历史上其他盛世不同，乾隆盛世却是一个贫困的盛世。一方面，人口繁庶历来是政治成绩和国家实力的最有力证明，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也带来了方方面面的问题。虽然清代粮食总产量居历史之冠，人均却是最低。据吴宾《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秦汉为985斤，隋唐为988斤，宋代为1457斤，明代为1192斤，而乾隆年间，仅为780斤。

人口的过度增长使乾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饥饿的盛世。英国使团的来访，有力击破了马可·波罗以来一直流行在欧洲的中国富强说。使团将大量关于中国的情况带回英国，“这个使团最为重要的收获，大概就在于它导致了有关中国知识的激增”，从而欧洲人发现，“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得过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使团成员巴罗还发现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就现政权（清廷）而言，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于无形。”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黑格尔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他认为，中亚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少年时期，人类文明最早在那里发源。希腊文化则是青年，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罗马文化是壮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那么中国文明是什么阶段呢？黑格尔说，是幼年。黑格尔认为，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在黑格尔之后，对中国的轻蔑成了欧洲声音的主流。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重庆出版社2016年4月1版,2021年6月15印。张宏杰的书，架上已有并看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坐天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历史的局外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荡》，这是第五种。总阅读量第1507本。

散文集《历史的局外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荡》，用三个部分讲述张宏杰从文学青年到历史中年之路。第一部分“大家们”，是启蒙作者写作的文学家与历史学家，如鲁迅、黄仁宇等，这些大家们的写作风格与思考方式至今影响着作者。第二部分“我的文学青年生涯”，记录作者如何从一名文学爱好者成为一位“职业作家”。第三部分“我与历史写作”，阐述了作者如何走向专业史学研究之路，并且记录这一路指导与引领他的老师们，包括戴逸、葛剑雄、秦晖等。

写戴逸老师，记他曾说：历史学者应该是通才。现在的高校文科专业分得太细。1949年前的北大没有那么多文科专业，就是历史、哲学、文学三样。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不能只看到只研究自己鼻子底下的一点事，不能只局限在自己的学科，要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都感兴趣，这样才能对历史有一种宏观的全局性的眼光。因为历史本身是一个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完整的过程，其中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孤立的。

写葛剑雄老师讲课，就算是非常枯燥的内容，他也能讲得非常吸引人：“他讲课没有稿子，没有课件，时而站在讲台上，时而踱到讲台下，不看一眼教案，讲课如行云流水一般。他总是以具体事例来阐述理论，所讲事例，都鲜活生动。”

写秦晖老师讲课，“他在课堂上非常放松，虽然课件做得很认真，但是基本上不用看，也并不完全按照课件的顺序将。随手抻出一个话题，就可以娓娓不断，引人入胜。也经常会逸出课程主线‘信口开河’，想到哪讲到哪，但这些‘离题发挥’的部分，往往都更为精彩。”秦晖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说：“做学问一定要有趣，我从来也不相信什么学海无涯苦作舟。另一个是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样的读书才是一件快乐的事。”

这样的老师，遇到靠造化。就算见不到本尊，能拜读大作也是幸事。就像佛经所说“经书所在之处，即如佛所在”。读了书，就像上了老师一学期的课。但就算是名校，也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认真备课、讲课。“在复旦读博期间，我遇到很多讲课敷衍的老师。一开始我按着课程表，兴冲冲跑去听那些著名教授的课，但是大多数时候扫兴而归。”

大学里有多少讲课敷衍的老师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现在中小学的老师相当部分很少读书，读也只是翻一翻相关部门指定推荐的应试书籍，甚至是不读书，更不要说跨学科和兴趣广泛。有自身原因，也有教育导向的原因。钱理群在《大家都不读书，是教育最大的问题》一文里说：“最可怕的事，是不读书的人在教书，不写作的人在教写作。教育是干什么的？老百姓有一个最朴实的说法：孩子上学，就是‘去读书’。读书，这就是关键；引导学生读书，是教育的根本职责。我们现在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家都不读书，老师不读书，学生也不读书；或者说，老师只读教学参考书，学生只读和应试有关的书，学校里完全没有自由阅读的空间和时间。”我每周一次在也闲书局与诸君的讲谈，想做的就是这个“自由阅读的空间和时间”。每次讲谈虽做不到“行云流水”，但亦力求“尽深情实意”，盼诸君能“领受每一个细小的匠心，以诚相交”。

张宏杰散文集《历史的局外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荡》，东方出版社2018年9月1版1印。张宏杰的书，架上已有并读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坐天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这是第四种。总阅读量第1506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