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非常之人，领一支非常之军，经历非常之苦，成就非常事业。”

三天中秋假期，看了两天书，备了一天课。

从张宏杰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延续出来的《湘军崛起》、《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毕竟战功谁第一》、《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谭伯牛的四本翻了差不多一个月，收尾在今天。一两年前翻过史景迁的《太平天国》，五本书正好不同的角度和维度，一起来看十九世纪中叶，大清帝国的这场内战。

这场内战，台湾称为“太平天国之乱”，国内则定性为革命或农民起义。奇特的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洪秀全是当时中国为数极少的基督徒，他在屡试不第之后崩溃瘫软，断断续续做异梦四十天，数年后宣称自己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并开始领导宗教运动，随后才转为政治军事运动。在我看到的书里，洪秀全的种种言行，像极一个非正常人类，尤其是在太平天国后期；在高中历史（必修），太平天国只是停留在文字上，并未真正获得施行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被推崇备至。倒是在《湘军崛起》全书最后，作者的两段话胜过历史课本太多，也似不止是说太平天国这场内战，算不枉我这四连击：

1、太平天国战争是一场内战，作战的双方，在实际战场上有胜利有失败，有胜者有败者。但是因为它是内战，而且在战争结束以后，这个国家也没有发生一个更新更积极的变化，那么其实双方都是失败者。

2、因为这是一场内战，因此去拔高任何一方，像以前就把太平天国抬得很高，然后渐渐地又有妖魔化太平天国的迹象，而湘军这一边，曾经有段时间也被誉为中兴功臣，到后来又被斥为反革命，慢慢随着时代发展，现在又渐渐有红火的趋势。总之，这些都不是平情之论。我想说的是，湘军将士也好，太平军将士也好，他们都是中国人，都是我们的同胞。他们只是在一场残酷的内战中相遇了，作为后来人，我们没有必要去为任何一方叫好。

这几年乱七八糟翻书，这一年又东打酱油西打醋在学堂兼了一点课，越发觉得课本里，一、几乎可以说没有历史；二、课本里的历史拼剪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框架不清线索不明，无骨无血，就像一块农村老奶奶用糨子碎布粘成的，五颜六色成色不一厚薄不均的纳鞋底布壳。

下一个翻书季，就以乱翻过的《太平天国》起个头，开始史景迁系列：《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胡若望的疑问》、《利玛窦的记忆宫殿》、《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和《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之所以将《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放在史景迁读书季的头里，是因为书架上就有忘了什么时候买的，张岱堪称晚明小品文代表的传世名著《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一本今人选编的《张岱散文选集》，是由史景迁开启的张岱读书季。张岱结束，史景迁系列也就陆续购齐了。

时隔两年，再翻希阿荣博堪布的《寂静之道》，依然有新收获。一段一段微博式的文字，也是这本书比较好翻的原因之一。

书中说，法王如意宝曾劝导弟子念诵阿弥陀佛圣号一百万遍（藏文）或六百万遍（汉文），就有可能往生极乐世界。现在我只完成276万遍阿弥陀佛圣号和47万遍六字真言。完成50万遍六字真言后，就要继续念诵阿弥陀佛圣号，至六百万遍完满，才能不慌不忙面对每一天。因为明天和死亡，不知道哪个会更先到来，而幸福源自内心的安宁。

• 佛教徒是决心与自己亲密相处的人。亲密相处有两层含义：一是诚实地觉察自己身、口、意的所有活动，二是柔和的对待自己。
• 学佛是用来观察自己，不是用来观察别人的，要管好自己，不要总看别人的过失。一切外境只是自心的显现，心清净，外境自然清净。
• 很多习惯，让我们看上去像个傻瓜，使我们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困窘的境地。修行便是以温和的方式改变这些习惯，使自己逐渐走出窘境，这就是出离。
• 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变化起伏，有得有失，这是普遍的，也是自然的。假使你坦然接受无常是生命的规律，你会放松下来。如果想快乐，就创造条件让他人快乐；如果想免于痛苦，就不要伤害他人。从头到尾都是要自己对自己负责。持戒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
• 从修行的角度看，忍辱指遇到情况不急于作出反应，不急于逃避、不安，寻求慰籍，而是放慢整个事情的节奏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去观察和感受，让自己看清事情的原貌，而不是被冲动牵着鼻子走。

你一直都在努力工作，并使别人变得更富有吗？

大多数人年轻时都会到别人的企业工作，并尽可能使他人变得富有或更富有（这个世界竟然有如此多的超级英雄）。老板的工作目标不是使员工变得富裕，而只是确保你得到工资。

致富是你自己的事。

在我40岁前，我发现随着薪水的增加我也没有变得更富有，而有钱人似乎却总有花不完的钱；有的人努力工作却总是负债累累，有的人不怎么工作，也不用为钱发愁。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的身边没有人能告诉我答案——这就像美女的朋友都是美女、有钱人的朋友都是有钱人，穷人的朋友也一定都不怎么富有——我去看财经、经济学和财商类书籍，开始按照所学的慢慢改变思维模式，并一小步一小步去行动。

几年下来，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到博多·舍费尔的《小狗钱钱》和罗伯特·清崎的《富爸爸穷爸爸》、《富爸爸财务自由之路》系列，我读过超过20本这类书籍。

在8小时的工作之外，和太座一起在三年前创办了一家名为“皂办处”的手工皂工作坊，两年来这个手工作坊每个月都在为我们贡献正向现金流。现在，我们在准备帮助太座的姐姐成立一个家政工作室，以帮助她也能建立自己的持续正向现金流。

虽然目前的收益距离实现财务自由还非常遥远，我的劳动性收入也没有多少增长，但在行动和错误中，我积累了很多学校没有教的知识，非劳动性收入也在逐渐增加。也因为如此，我才敢于在上个学期接下幸福学堂初、高中的基础经济学课程。

日常生活中，我也在一边继续学习，一边将所学到的知识一点点传输给我的孩子，开启他们的财商教育。我可不想他们和我一样前半生去做“超级英雄”，在人生过了一半才来拯救自己的生活。

“财商不是指你挣了多少钱，而是指你有多少钱，这些钱为你工作的努力程度，以及这些钱能维持多久。”

很多工薪族认为，仅靠挣更多的钱就能解决财务问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做法只能引起更大的财务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多数人在学校都没有接受过管理现金流的教育。

如果你不控制现金流，工薪族挣再多的钱也不会变得更富有。事实上，更多的钱使更多的人变得更穷，因为每当他们涨了工资后，都会去购物和消费平时不会去买和不会去消费的东西，例如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这就使自己陷入更深的债务中。

如果你理财有方，你就有可能获得财富；如果你的理财技术狠糟糕，那全世界的钱也救不了你。穷人和富人之间唯一的差别就是他们在闲暇时间所做的事情。我要成为富人，我就要一直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富有，而不是使别人更富有，这样我才能不必为了钱去工作。

说到刚刚看完的罗伯特·清崎的《富爸爸财务自由之路》，这本书完全可以砍掉四分之三的冗余，也就是说我购买这本书多支付了四分之三的钱，作者因此获得了更多的睡后收入（被动收入），即在睡觉时也会有的收入。

所谓茶道，即“茶汤之道”。茶汤的原型，是中国宋代兴盛的一种饮食游艺，在镰仓初期传到日本，并逐渐本土化，形成了名为“茶汤”的日式风雅游艺。

宋代，成都临济宗禅僧圆悟克勤（1063-1135），耗时二十年编成古今公认的“禅门第一书” ——《碧岩录》。后来，圆悟克勤给继承其法的弟子虎丘绍隆手书的“印可状”流传至日本，并为日本大德寺一休宗纯珍藏。

村田珠光(1423-1502)曾跟随能阿弥学习立花及唐物鉴定法，之后又跟随大德寺著名的一休宗纯和尚参禅，由此大彻大悟，并从一休宗纯和尚处得到了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圆悟克勤印可之证墨迹。他将这幅圆悟克勤禅师的墨迹挂在茶室的壁龛上，在那里点茶。以此为转折，人们开始在茶室壁龛上悬挂著名禅师的墨迹。在此之前，茶室里主要悬挂佛画及唐绘，都是些山水、花鸟或人物画。

村田珠光原本是为了改革茶汤才去参禅，并从中悟出“茶禅一味”境地，茶道与禅宗之间成立了正式的法嗣关系。村田珠光开创的”草庵茶”是后世日本茶道的起点，由此他也被称为日本茶道的”开山之祖”。

珠光的弟子中，有许多如村田宗珠、藤田宗理、栗田口善法等优秀的茶人。藤田宗理是武野绍鸥的老师。武野绍鸥在三十九岁时，收了鱼店老板的儿子鱼屋与四郎为弟子，鱼屋与四郎姓田中，后来改名“千与四郎”，正是后来的千利休。

在茶道的历史中，人们一般将村田珠光看做是茶道鼻祖，将武野绍鸥定位为中兴名人，将千利休作为集茶道文化之大成者。千利休茶道精髓的继承者，即是利休子孙中的三千家：不审庵——表千家，今日庵——里千家，官休庵——武者小路千家。

日本时代小说阅读季

昨日和今日，翻完两本书：桑田忠亲的《茶道六百年》和山本兼一的《寻访千利休》。

至此，从司马辽太郎《功名十字路》、《风神之门》、《幕末》、《新选组血风录》，隆庆一郎《花之庆次》，柴田炼三郎《真田幸村》，井上靖《天平之甍》、《风林火山》，浅田次郎《壬生义士传》到山本兼一《寻访千利休》，真正结束了我的日本时代小说阅读季。后续若再有涉及，应该是与工作内容有直接关系。或者说，我想换换阅读“口味”。

“世界上到处都是有才华的穷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贫穷、财务困难或者只能挣到低于他们应得的薪水，不是因为他们已知的东西，而是因为他们未知的东西。”

《富爸爸穷爸爸》20周年修订版，对内容与当下经济形势结合做了大幅更新。十几年前，第一次翻看这本书时，正在盲目创业。很多时候，年轻并缺乏有效的引导，实在是一件让人惋惜的事——现在回想，很显然那时没有看懂这本书里的任何概念，否则我的财务现状也不会仅只如此，虽然与十几年比好了很多，但应该要更好才对。不过，现在重新学习也还不算太晚。

每个人都有两样珍贵的宝物：时间和思想。相对公平的是，每个人每天的时间都是一样多，因此每个人财富的多寡，就取决于思想和由思想所主导的行动。在赚钱这件事上，我相信，如果没有行动，再好的精神财富（思想）也不能转换为物质上的财富。精神财富虽然非常重要，但我们确实倚靠物质财富才能存活。

我和我的家庭、孩子的未来将会变得怎样，完全取决于我拥有怎样的思想，并采取怎样的行动。之所以觉得自己还有救，是因为一直没有放弃学习，并在适当的时候，与我的家人和孩子分享这些知识，开启他们的FQ（财商）学习和我的“再教育”。

1、劳动性收入是你工作得来的钱，而被动收入和投资组合收入则是为你工作的钱。变富有的关键是拥有尽快将劳动性收入转换成被动收入或投资组合收入的能力。

2、很多人说“我对钱没兴趣”，可他们却也在每天工作。这只能说明他们并没有说出真相，如果他们对钱没兴趣，又何必工作呢？这种人比一味只知道敛财的人病得更重。

3、一个人一旦停止了解有关自己的知识和信息，就会变得无知。你时时刻刻都要做的决定是通过不断学习打开心扉，还是封闭自己的头脑。但不幸的是，对许多人来说，离开学校是学习的终点而不是起点。

4、如果学校教学生关于钱的知识，社会就有可能更富足。但学校只关注教学生如何为钱工作，而不是掌握金钱。

5、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坚持自己的选择而不盲目从众。因为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群体往往会反应迟钝，成为被“宰割”的对象。

6、在投资活动中，我从文遇见喜欢亏钱的人，但我却从未遇见一位没亏过钱的富人，却遇见许多从未亏掉一毛钱的穷人。

“我把后来发生的情况想了又想，扪心自问是不是我脑力不达，看不到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身上一些超凡脱俗的东西。也许吧。从那时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人情世故有了不少了解，可是即使我当初认识斯特里克兰德夫妇时就有了这番阅历，那我也相信我对他们的判断会有不同之处。不过仅仅因为我认识到人是变幻莫测的，我才不会被那年初秋返回伦敦后听到的那个消息吓一跳。”

这是毛姆《月亮与六便士》中，一个让我“扪心自问是不是我脑力不达”的句子。这样的句子，在书里还有很多——至少在前29页里是如此。我两天时间才翻到29页，书里的每一个中文字我都认识，但就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是译者的个人表达特点还是原文即是如此，我不得而知——如果这就是所谓的写作风格。

如果是教科书，就不得不读。但这只是一本小说，对我来说一本阅读体验不好的小说，甚至是比一本人类学、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的书还要乏味和更吃力的小说。阅读体验不好，那就放弃。什么时候继续或能读起来顺畅，就得等不知道何时会到来的合适的时机了。

在读不下去的《刀锋》和这本放弃读下去的《月亮和六便士》后，我觉得我不喜欢毛姆，并不再作任何改变这个看法的尝试，即便这是偏见——每个人都应该时刻培养自己的偏见（毛姆）。或许这不关毛姆的事，我不喜欢的只是周煦良和苏福忠两位译者。

放在以前，我并不敢（或者是不好意思）说我不喜欢哪位作者或哪本书，因为担心别人觉得我无知、浅薄。现在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读书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我当然可以喜欢谁不喜欢谁。这就像喜欢吃苹果的人并不会比常吃香蕉的人更高贵更渊博。

壹

7月5日，期末汇演在孔学堂彩排。

午饭时，音响师正好坐在一位戴助听器的小学生旁。这位学生因为听力不佳，所以与同学说话声音比较大，并且吐字不清晰。

回来后音响师他问我，你们全校就这么点学生？都是特殊孩子？

我说是的，他们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孩子。

其实，谁没有残缺？只不过有的人表现得比较明显，而有的人将之深藏起来。同时，如果自己不觉得这是个问题，那就真的不是个问题。

贰

翻完了莫言的《蛙》和《丰乳肥臀》。

这两本买来好久，如果不是因为放假，估计不会翻。

或许是我没看懂，或许我对写作的时代背景不了解，或许我还没学会懂得欣赏一部文学作品——总之，我想说的是，我觉得这两本很一般。当然，我毫不质疑诺贝尔奖的专业性，但我就是觉得这两本小说写得很一般。“每个人都应该时刻培养自己的偏见”——1900年的一天，毛姆在他的笔记本上写道。现在手上正在翻《月亮与六便士》，我觉得毛姆的《刀锋》也很一般。

那天在微信里，问五之堂书店的高冬梅高姐，有没有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莫有。这个书，书店一直没有卖过。不过有齐邦媛的《巨流河》和王鼎钧的一套四本。你有没有？没有就墙裂推荐，巨好看，比大江大海好看。王鼎钧的书，买这套就够了。”她说。

齐邦媛的《巨流河》我有，于是拿到了五之堂最后一套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

看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又牵出一本张正隆的《雪白血红》。在四部曲第三本《关山夺路》里，王鼎钧写，关于中共内战的书，如果只读一本，那就读张正隆的《雪白血红》。

网上找不到这本书。问高姐五之堂有没有，她说：“旧书有，才卖了。禁书。”

“禁书，通常都是好书。”我说。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随手抄：

1、抗战期间，蒋氏一再批评中共没有信义，阎锡山告诉他，立场相同的人才有信义可讲，国共两党立场相反，你说人家没信义，人家自己说这是革命。

2、“拉锯战”前期，地方上的乡镇干部有两套班底，一套接待共军，一套接待国军。小学里有两套教材，国军占领期间使用一套，共军占领期间使用一套。乡镇公所办公室预备蒋先生的玉照，也预备毛先生的玉照。听说有个乡公所，高悬蒋的肖像，同一相框的反面就是毛先生的肖像。若是忽然换了占领军，乡长可以立即把相框翻身。最后国军一败涂地，共产党“铁打的江山”，老百姓也只能有一套教材，一张肖像，也只能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国民党似乎并非因失去人民而失去土地，乃是失去土地才失去人民。

3、一家饱暖千家怨，佃农对地主有心结。共产党来了，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佃农，因为“这块田本来就应该是你的”，农民非常激动。然后中共又说，你们必须把地主彻底打倒，斩草除根，防他死灰复燃，夺回田产。充满了危机感的农民，用中共发明的方式，把地主斗倒、斗伤、斗死，这就和地主阶级结下血海冤仇。走到这一步，农民无路可退，无处可躲，只有紧紧依靠中央，从军支前，献上身家性命，以防地主的保护人国民党回来算账。

4、“老解放区”好像家家都没有房门。我没有看见男人。天气晴朗，阳光普照，打麦场边怎么没有一群孩子嬉戏，没有几只狗摇着尾巴团团转，怎么没有老翁抽着旱烟袋聊天，怎么也没有大鸡小鸡觅食，也没有见高高堆起来的麦秸高粱杆。安静，清净、干干净净，一切投入战争，“当初不拿人民一针一线”，而今“人民不留一针一线”，这就是解放战争的魅力。

翻完包括司马辽太郎的《风神之门》、《功名十字路》、《幕末》、《新选组血风录》，还有山本兼一《寻访千利休》、浅田次郎《壬生义士传》、井上靖《风林火山》、隆庆一郎《花之庆次》、柴田炼三郎《真田幸村》和火坂雅志《天地人》，日本时代小说季结束。应该在一段时间内都不会翻类似的书。总体感觉很一般，不论是文笔还是故事，也可能是翻译的原因。

韩敬山的《金顶下的拉萨》，如果不是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如果没有先入为主的立场和意识形态，可能或许大概能给两星——不够好看也不够有趣。“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之前已看过河口慧海的《100年前西藏独行记》，现在翻邢肃芝(洛桑珍珠) 口述/杨念群、张健飞记录整理的《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觉得两本书一起看会有更多收获。翻书总是一件很个人和很有趣的事。

“618”当当网图书五折，向学堂申请了500元购书款，前天一箱书已到。比看书更快乐的事就是买书。

1953年12月，陈寅恪先生的学生汪篯带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来到广州中山大学，邀请陈寅恪先生北上，出任中科院历史所二所所长。陈寅恪先生口述，汪篯执笔，写下了这封《对科学院的答复》的回复信：

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集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罗家伦，他是二陈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国学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扬。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错误是可以商量的，我对王国维也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的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给王国维的文中，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得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碑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看法是否有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国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义就是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习政治。不止我一人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真要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政治上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血压高。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的带到科学院。碑文你要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经传出去，也不会湮没。

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海甯王静安先生自沈後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於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後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於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用一周的碎片时间翻完柴田炼三郎《猿飞佐助》和《真田幸村》的合集的《真田幸村》。这本合集，和电影《真田十勇士》看，会更有趣一点。但是，不知道是乱翻书翻多了还是这书写得真的不怎么样，很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街头摆摊或汽车站、火车站小卖部或车上小贩兜售的那种盗版小说。也许不算是代表作的作品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关于作者柴田炼三郎（1917-1978），被称为日本时代小说的第一人，直木文学奖获得者。日本集英社为了纪念他在时代小说上的贡献，于1988年创立了“柴田炼三郎奖”。国人熟知的京极夏彦和东野圭吾都曾获此殊荣。

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书架上，关于日本的书，或是日本人写的书，看过的和准备看的，有四五十本，这是我半年的阅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