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书是琥珀还是马丽散，就看是讲真话、实话和人话，或者只是用来填充一本硬书与一本硬书之间的缝隙，或是用来填补日常生活中的碎片时间。
钟叔河《左右左》，上海辞书出版社“开卷书坊”第三辑之一种，2014年8月1版1印，布面精装，淘来的八成新二手书，8.2万字，总阅读量的第1296本。前五分之四是各种零零碎碎序与跋，后五分之一接受《财经》和《时代周报》访谈的内容不错。除讲了真话、实话和人话，关于周作人和曾国藩的内容也增广了我的见闻。我都有记下，但不能发出。这书现在看来，早几年出版也是幸事，现在肯定要么删减要么就出版不了，现在“旧的书店里还在卖，发现了就买来读，越读越喜欢。”（《谈周作人及其他》）
我认为他的文章除了美以外，还有真和善。真就是知识，关于人生、自然和文史的知识。善就是能启发你去思想，去追求理性。（《谈周作人及其他》）严格来说，周作人的大部分文章都不是文学散文，而是一种文化随笔，包含了很多社会文化史、科学史、文明史的材料，能够使人对人生、对世界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看法。他很重视这一点。另外，他还很重视写文章要合乎情理，合乎常识。他说，世界上很多反文化的东西、反民主的东西，往往都是违背科学、违背常识的，也是不合情理的。周作人文章最可取之处，是将中国读书人的劣根性剖析得最深刻，对中国历史上的黑暗面批判得最彻底。（《答客问》）我书架上有三十几本周作人的书，看来是时候好好读读周作人了。
日本侵占中国，周作人没有跟国民党退到西南大后方去，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很多人劝他南下，他却没有南下，这应该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关系。鲁迅死后，“左联”一派的人不依不饶地批评他。不仅批评他，也批评所有的“京派”文人，就是非“左联”的人。左翼的文艺青年对周作人采取敌视的态度，他也对这些人是反感的。当然，左派的文人也并不完全等于重庆政府，但对于重庆政府、对于国民党，周作人也从来没有好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周作人在北京应该是属于进步的一方面，他在《晨报副刊》上写的文章，他在北大“出入《新潮》中”，对当时的北洋军阀统治者如张作霖、段祺瑞以及他们的御用文人章士钊之流，一直都采取批判、不认同的态度。开始周氏兄弟没有闹翻，两兄弟闹翻以后，还是在一条战线上。北洋军阀杀掉李大钊，那时候周作人也完全站在同情李大钊的立场上。左联周扬来管文艺以后，鲁迅对他也是有意见的，而左联对周作人则更加不依不饶。周作人也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要来“领导”文艺，他们自己的“文艺”却根本不行。左联批判梁实秋、沈从文，梁沈他们倒还有文学作品，至今仍然存在，他们也从不说周作人不好，包括冰心和巴金都是承认周作人的。所以，那时候周作人不可能跑到蒋介石的统治之下去，也不可能到延安去。再加上他的家累负担比较重，老婆是日本人，周建人遗弃的那个日本老婆就是周作人老婆的妹妹，也在他家里，要他养着。鲁迅的前妻朱安和母亲住在一起，虽然鲁迅是寄钱回去养家的，但是母亲需要人照料啊，不光是钱就解决问题的。抗战开始时鲁迅已经死了，许广平不到北平去，住在上海租界里，老太太和嫂子还是要周作人管。一家子人，老人、小孩、妇女，只有周作人一个成年男人，不容易逃难。（《答客问》）原来如此。人之为人，不是一拍脑袋一拍屁股一走了之的。
我不藏书，亦少买书，在读书人中也只是个未入流的游勇。（《题赠<毛边书讯>》）如今书本越做越大，越做越厚，越做越华丽，恐怕与书的功能转换有关。过去的书是给人读的，轻便一些总比笨重一些好；如今的书渐变为礼品和摆设，外观和“分量”就成为“首选”了。（《<记得青山那一边>小引》）
书话一词的历史不能算长久，人们写作书话的历史却不能说不长久。手边有两篇宋人“话”《陶渊明集》的，第一篇的作者是苏东坡：
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字大纸厚，正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
另一篇的作者则是陆放翁：
吾年十三四时，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隐。偶见藤床上有《渊明诗》，因取读之，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书方乐，至夜，卒不就食。今思之，如数日前事也。
写的都是读书之乐，而文情并茂，令人于千百年后读之，仍不禁向往，实在是神来之笔，也就是我心目中顶佳妙的书话了。因为古今语不同，古今人情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差异尤大，今人想用几十个字写出一篇好文章，似已不太可能。（《刘旭源<翻书偶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