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作为蹲坑读物，翻过两三遍《三国演义》，现在已经记不大清楚细节。后来为了遮眼睛混时间，零零碎碎翻过《三国志》一些人物传记。2017年到学堂后，因上课需要，重温了两套书中与课程相关的章回和人物。从2018年12月到2020年12月，《三国志》陈寿本书加裴松之注不到70万字，用了两年时间读了一遍，也就是有读过了而已，到现在两年半过去，差不多又忘得干干净净。

这个学期，鼓励对历史略有兴趣的八年级学生S发起了社团——历史研究社，作为历史老师，自然也加入其中。四月，社团的主题是“三国”，准备带着社团发起人S一起读中华书局版繁体竖排《三国志》。这次再读，没有明确的目的说要在多长时间读完以得到什么结果，只是重在发现和趣味，所以有了一些以前读时没有的小收获。有一点记录一点，说不定可以有一个系列的读书笔记给自己的两个娃以助饭后谈资。

在《武帝纪》中开篇就读出一个关于曹操身世的云云雾雾：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

先说曹操是汉相国参之后，立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定论。中常侍是西汉时皇帝近臣，给事左右，职掌顾问应对。东汉时中常侍已非加官，而成为有具体职掌的官职，多以宦官担任此职。长秋宫是汉朝皇后之住所，大长秋为长秋宫所有官属的负责人，也由宦官担任。宦官曹腾无后，认曹嵩为养子，而曹嵩是谁“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也就是说没人知道曹嵩的出身和家世。曹操是曹嵩的儿子，开篇说曹操是“汉相国参之后”是牵强附会，为曹操为武帝埋了一条“根正苗红”的出身，其实他是个不知父亲是谁家子的“野孩子”。而曹腾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孙子，后来又被曾孙曹丕建立魏后追尊为高皇帝，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也是唯一被追封为皇帝的宦官。

关于曹操的身世，《曹瞒传》说曹操先祖是黄帝，这个就扯得远了，不靠谱。要按照现在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的说法，我要说我家的先祖也是黄帝也不是不可以。《曹瞒传》还说曹嵩是夏侯氏之子，夏侯惇的叔父，因此曹操与夏侯惇其实是堂兄弟。这个说法也不靠谱，但《三国演义》在第一回里交待曹操的身世是：操父曹嵩，本姓夏侯氏；因为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冒姓曹。所以曹操是曹嵩的儿子无疑，但曹嵩是什么人呢？

一切经典本质上都是基于那个作者对他所处的时代问题的回答与思考，那么要真正读懂它并且读得心领神会，只能是因为：第一，你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及其问题有相当的了解；第二，你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与你现在所处的时代有相似性，而且你能理解其相似性以及不同性在哪，由此批判地理解他的思考对于当下的意义。所以，在思考自己要读什么书之前，最好问问自己，我关心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只有真诚的问题意识才能引向真正的阅读——阅读如此美好，任何虚荣心的杂质都是对它的玷污。（《从经典到经验》）

一个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政府，一定也强大到可以拿走你的一切。（《给理想一点时间》）这句是美国第38任总统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的话。

一个道理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创造多少美学上的新鲜感或者提供多少智力上的游戏感，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回应现实中的问题。（《贵族范儿》）

寄希望于持续的政策创新来替代权力结构的改革，也许能走到莫斯科，但很难抵达罗马。一个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个国家或许也是。（《弹性的限度》）

民主的观念基础无非两点：问责意识和权利意识。（《观念的水位》）

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曾说：“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它的悲剧。”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 （《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

理解一个东西是什么，最便捷的方式恐怕就是去观察它不是什么。一个互动型的服务性网站，意味着它不是一个灌输型的宣传性网站：它的头条新闻不是“市委书记某某某在某某某会议中指出……”，它也不在显眼的位置上报道“某区认真开展专项执法活动”，它不为“我市加快集群产业集约发展”大声喝彩，也不为“市领导和工作人员踊跃为困难群众捐款”感动不已，它和普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而且仅仅和普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有关系，告诉你垃圾怎么处理，没钱住房子了怎么办，停车场在哪。（《让政治变得家常》）

能确保一个政治家为民服务的不是他的出身，而是政治制度——一个具有法治、制衡和协商精神的制度。制度大于出身，这才是民主的要义。（《有亚洲特色的民主》）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富人“穷得只剩下钱”，套用这个句式，世界上有一种强权，“虚弱得只剩下暴力”。如果那些东欧领导人知道另一国的领袖可以在几千万人饿死之后还享受民众如痴如醉万岁万岁万万岁，肯定会大惊失色进而妒火中烧。（《当他们开始用脚投票》）

没有一个人能搞垮一个国家，能搞垮一个国家的，只有这个国家的制度本身。（《那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我当了几年老师，改作业最深的感受之一就是，最差的论文往往是最难改的。因为你要评论一个人的论点，首先要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而差论文的特点就是你不知道它在说些什么。（《大家一起来算账》）心有戚戚焉。每天交来的语文作业中，少数几位长期词汇贫乏内容空洞不知所云，但又不能不留下批改过的痕迹，于是只好将错字圈起来要求订正。

刘瑜《观念的水位》，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1版，2016年7月2印，21万字。购于也闲书局。总阅读量第1319本。这本书是刘瑜的专栏和随笔集，这些文章集结在一起所传递的信息，相比它们零散的存在更加的清晰和有力，在豆瓣，我给了四星的高分。“环顾四周，被颠倒的‘国’与‘民’关系仍然远未被拨乱反正；习惯性谎言对人的智力羞辱还在继续；一句‘制度的问题’反复被用以推卸作恶中的个体责任；政治问题道德化或经济问题道德化，为民粹主义培养着延绵不绝的土壤；以儒家观念或者西方极右话语否定‘政治平等’之价值，将自身预设为精英后翘着兰花指赞美前现代式的精英主义；对精致品味与审美旨趣的追求遮蔽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真问题意识……这本书试图传递的信息是，既需要对国家之顽固、也需要对普通人之麻木，乃至知识分子之矜骄说‘不’。”

这是一片盛产皇帝的土地。土地越是贫瘠，当皇帝的冲动就越是不可阻遏。他们眼中闪动着亢奋和凶险的光焰，自告奋勇地充当起救世主的角色，不幸的是皇帝的名额只有一个，四海之内，只能有一个真龙天子。为争夺这个法定名额，他们彼此间要打出狗血，把流血和死亡当做自己的选票。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吴三桂不服朝廷撤藩，自称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开启“三藩之乱”，反了。19岁的康熙在昭仁殿里迎来了他执政生涯的最大危机。

说起大清王朝的开国功臣，恐怕没有一个比得上吴三桂。那不仅仅是因为在1644年，统领关外兵马的吴三桂背弃了与李自成已经达成的默契，把潮水般的大清军队放进关内，导致大明王朝彻底倾覆和李自成的功败垂成，更因为他紧紧咬住败退的李自成紧追猛打，直至将他彻底剿灭；在这之后，又替大清王朝铲除了南明政权，用弓弦残忍地绞杀南明政权最后一位皇帝——永历皇帝，让大清王朝终于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

在皇权至上的年代，保持皇位的稳定是最大的道德，在此之上不再有什么别的道德。于是，“宁杀三千，不放一个”就成为中国皇帝最执着的信条。康熙无疑也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他与吴三桂完全是半斤八两。

康熙与吴三桂之间的冲突之所以爆发，根本原因是，在极权社会，存在着一种权力守衡定律，即：权力总量是一定的，一个人的权力增大，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权力减小。即使在皇帝与臣子之间，这一守衡定律仍然存在。因此，康熙与吴三桂之间为争夺有限的权力资源而爆发的冲突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不是个性的冲突，而是命运的冲突。他们或许都不想冲突，但他们都躲不开。

有清一代，中国的皇权专制达到了历史上的峰值。这种皇帝权力的最大化固然带来了清初的盛世，但是“一统就死”的效应并未发生改变，空前的盛世，是以空间的禁锢和僵化为代价的。

海豚出版社精装“故宫秘境文丛”一种，祝勇的《昭仁殿：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2016年2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318本。“故宫秘境文丛”六种，全部读完。

在接近六百年的时间里，紫禁城里只住着两户人家，一户姓朱，一户姓爱新觉罗。人的命，天注定。这世上没人能比宫墙内的皇子们更能体会这句话的深意。在帝王宫殿内部所奉行的“出生论”，一个人的血统和出生顺序，决定了他在历史中的地位，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那个庞大的整体。

皇后赫舍里氏在生下孩子一个时辰后，就在坤宁宫里咽了气。这个孩子就是胤礽。一年半后，康熙正式宣布立胤礽为太子。早早选定接班人，康熙无疑是想确立一个稳定的皇位继承制度，只有这样，无论王朝还是胤礽个人，都会少走弯路，才能避免自家骨血为争夺皇位而陷入混乱与残杀，从而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然而，后来康熙两度废掉这个他亲选的皇权接班人，同时杀掉和监禁了一批曾与太子亲近的官员，并将其幽禁在寿安宫中，直到自己去世。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第四子胤禛继位，雍正王朝拉开大幕。在这一出辉煌的历史大戏幕后，是雍正对亲兄弟们的残酷迫害。对于前太子、皇长子胤礽，雍正更不会网开一面，继续关押使他在雍正十二年死去。这即是吴稼祥所称的“稳定悖论”——为了稳定，确定嫡长子预立皇储制，结果皇子为权蠹所用，祸乱天下，更加不稳定。这是嫡长子继承制的先天缺陷。这个缺陷很难克服，因为这是个制度问题。

一个王朝，往往在它建立的初年就达到峰值，以后便是一路滑向深渊。这等于前辈帝王们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对自己的后代进行诱杀。康熙不相信这个能量递减的定律，他志在摸索出一条严格的皇帝培养和训练制度，但他没有成功。这个不是教育的问题，这个制度问题，教育解决不了。

张宏杰说：“把天下人的幸与不幸寄托于概率，这种听天由命撞大运的方法无疑非常弱智。”因为“如果限定继承皇位的必须是皇后生的长子（所谓的嫡长子）那么，其贤明的可能性很可能比赌博掷骰子时一次掷出六点都要难。”这种缺陷，无疑为弑父弑君、篡权夺位打开了方便之门。

皇帝的极端权力，必将通过极端方式获得，又通过极端方式维持，这种极端方式就是暴力。所以相互猜忌和自相残杀从来都是中国政治史的背景颜色。他们信奉的，不是《礼记》中设想的最佳政治体——“天下为公”，而是“天下为私”，这个“私”，就是皇族一家，甚至是皇帝一人。亲兄弟明算账，因为这个账不是小账，而是关乎江山归属的大账。在这个大账面前，手足兄弟也断无情义可讲。为了这个“私”家利益，他们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儒生因此也与帝王永远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对于帝王的残暴，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无论多么远大，都束手无策。

当一个皇帝决定把皇权交给自己的后代，就意味着他已经摒弃了那个真正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血缘是一条红线，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逾越。考试制度固然可以为王朝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补充，但皇帝选择制度不变，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有面向全国，公开、公正、公平地选拔皇帝，帝国才能真正长治久安，然而，假如公开选拔皇帝，皇帝也就不再是皇帝，帝国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最大悖论。

吴稼祥说：“如果把帝禹登基看做中华文明史的开端，那么，从公元前2070年到今天，四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就一直没有摆脱这样一个政治困境。”所以中国的历史就像一次次的涨潮和退潮，带来带走的只是一些鱼蟹和泥沙。

海豚出版社精装“故宫秘境文丛”一种，祝勇的《寿安宫：天堂的拐弯》，2016年2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317本。

公元1795年，是乾隆六十年。这一年，乾隆85岁。如山的奏折，他已不堪重负；目光浑浊，他已无力再见帝国的远方。阅尽春秋的乾隆在紫禁城起起落落宫殿一角，建立了自己的退隐之所。“倦勤”，说明他累了，要由“公共的”乾隆，退回到“个人的”乾隆。但他看得见生前，却望不断身后。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5年，乾隆皇帝正密切地关注着宁寿宫兴建，美国第二次大陆会议在费城批准了由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这一天（7月4日），从此成为美国独立纪念日。

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法兰西发生大革命，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君主制封建制度在三年内土崩瓦解。

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乾隆皇帝写下《十全武功记》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已经成立，路易十六在第二年被推上断头台。

一百多年后，公元1905年，咸丰皇帝的遗孀慈禧太后与大臣端方探讨立宪、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的可能性，端方直言不讳地说：“立宪后，皇位可以世袭罔替。”他的意思是，只有放弃相当的权力，才能得到永久的权力。端方在后来的奏折中说：“20世纪之时代，断不容专制之国更有一寸立足之地。”只是这“觉悟”来得太晚。

周二和周四是一周里比较“艰难”的两天。周二在校时间长，早上八点到校，晚上九点值完晚自习的班离开，在校十三个小时；周四，全天除体育课外共八节课，我要上五节，其中还有四节是两个连堂。

今天守晚自习，不想备课，翻完海豚出版社精装“故宫秘境文丛”一种，祝勇的《倦勤斋：乾隆皇帝的视觉幻象》，2016年4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316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