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闲书》这本闲书读下来一点都不闲。

仇鹿鸣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古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士族政治、石刻文献等领域。所以这本闲书开始四篇都是关于上官婉儿墓志碑文的研究和发现，接着是《安史之乱的另一面》和《聂隐娘时代的魏博》，正好这个学期的语文讲唐史和唐诗，又得一点严肃且无用的知识以助谈资。

《未完成的转型：从金石学到石刻研究刍议》、《读者还是观众：石刻景观与中国中古政治》、《言词内外：碑的社会史研究试笔》，这学术随笔对我这个半吊子业余爱好者来说，写的就是学术，不是随笔。

除此之外，还得一收获：如果下个学期我还继续上语文，自编的《三近斋摭录》2.0教材要于“唐宋八大家”前面增加一个“唐传奇”的主题单元，暂定《柳毅传》和风尘三侠《虬髯客传》两篇。

仇鹿鸣在《后记》中写：“感谢父母从小到大的宽容，一直允许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爱好，支配业余时间，我至今仍怀念每年寒暑假跟父亲去学校图书馆借书的日子，尽管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图书馆实在没太多像样的书。正是这种宽容使我在历次升学表格的特长一栏中都能心安理得地填上一个大大的‘无’字，因为在很多教育制度的设计者眼中‘阅读’从来都不能算是一种特长。正如当下不能变现为论文注脚的阅读，似乎也正在变成一种奢侈。”历史没有如果，人生也没有如果，所以我没法想象如果我的阅读从小没有受到压制，不需要偷偷摸摸读课外书，如果能一直阅读自由，我将会拥有怎样的人生。想起十年前刚搬到现在的这个房子里，家具和书什么都还没有就位时，西西弗书店某创始人之一的X君看着我书房空落落的书架说，你也没有几本书嘛。当时这句话在我空空的脑袋里撞击回荡，直到读了几百本书后才渐渐绝响。到幸福学堂这七年，由于在语文、历史、地理、阅读、写作、游学、摄影各课程打酱油，每年阅读量都在百本左右，才渐渐不至于在课前手忙脚乱心慌慌，但每天上课前还是需要去一趟厕所缓解心理紧张引起的生理反应。颜群宇校长说我这是生怕自己知道和掌握的不够多，不够细，这是对知识的焦虑。他错了，我想告诉他这是求知欲，这是不放弃，这是不甘心、是自救，是觉得自己还可以抢救一下，但随他去吧。我已经懒得去关注别人对我的看法，更懒得去解释和说明。阅读就像呼吸，是一件公开而私密的事。“万物静观皆自得”，我只需要关注自己和享受当下，享受随着知道得越多越发现自己无知的这个探索发现“有”其实是“空”、“空”才是“有”的过程。

仇鹿鸣《读闲书》，浙江大学出版社“国内顶尖文史专家闲谈各自擅长领域”的“近思录”丛书之一种，2018年9月1版，2019年5月3印。总阅读量第1437本。

“当极度苦闷时，我经常反刍着以前的摄影经验聊以自慰。在杂志任职期间，摄影不但是我的工作、兴趣，更是一种生活。每天走在路上，周遭的人事物对我来说都是活生生的一出戏。只要定神就能欣赏得很愉快，记录得很兴奋。”我在报纸和杂志工作期间，每天有六到八小时流连在街头拍照，风雨无阻，乐此不疲，摄影带给我的快乐一度让我感慨生命是如此的可爱，生活是如此的丰富。

“天下没有不努力就能完美的婚姻，唇齿相依也会不小心咬到。两个有缺点的人，磨合得好，就会变成完美的结合；磨合得不好，无论谁是玉、谁是石，下场就是俱焚。能互称一声老伴，其实就是两个永不放弃的人，共同寻找着在每个阶段结合的方式。”昨天，太座大人问我余生除了西藏，还想去哪里走走看看。我想了想说台湾。他问为什么不是香港而是台湾，因为我们相遇相识在深圳，那里与香港只是一河之隔。我说香港给我的感觉是一个消费的地方，而台湾让我感觉那里更有文化。说到台湾更有“文化”，我脑子里跳出来的是侯孝贤、阮义忠、胡德夫、李宗盛、罗大佑、齐邦媛、王鼎钧和龙应台这几个名字。侯孝贤和阮义忠，是对我影像的影响；胡德夫、李宗盛和罗大佑是音乐的熏陶；齐邦媛、王鼎钧和龙应台是给我文字的滋养。一个地方、一段时光，与人产生联系、产生记忆的其实就是那时、那里的那些人。

“摄影很容易就会让初学者上手，聪明学生稍微使点力就有成就感；但瓶颈也来得快，绝大多数都是过不了关就放弃。看多了就不难明白，借摄影追求艺术成就容易失望，将摄影视为信仰方能长久……佛教慈济基金会创办人证严法师对‘宗教’二字的解释简明而宽广：‘宗’就是人生的宗旨，‘教’就是生活的教育。正信的宗教都是在启发人的善念，引导大众将利己之心转向利他的大爱。”

“人生在世，于任何阶段都应该有一个榜样。每个人因缘不同，效法的对象当然也不同，可最终的目的应该是相同的——那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好’的定义是什么？做对自己有益的事叫自私，做对别人有益的事才叫好。”

阮义忠《想见看见听见》，二折淘来，九成自然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1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36本。第一次读到阮义忠的书，是2015年的《人与土地》。第二本是上个月读完的《都市速写簿》。这是第三本他的摄影随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