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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记1729】郑也夫《吾国教育病理》

选材是大学问。而吾国教育工作者在这方面的建设几近于零。原因是权力在行政方,不再教授团。久而久之,教授们成了不关心校内制度的犬儒。哀莫大于心死。……一个长久盘旋在脑中的疑问是,吾国的诸多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国特色,在多大程度上是人类共同面临。……当代中国人的特色是什么?无信仰,工心计,实用主义,唯物主义。我不认为中国特色注定了我们隶属于一种制度。不,我要比这更悲观。我认为国人的特色决定了,我们能颠覆每一种考试——从语文、数学到托福;我们能颠覆每一种制度——我们不是社会主义成功的实践者,也非资本主义成功的实践者,我们太擅于钻制度的漏洞。(P.XI)

一个人口密度排73位,人均资源居世界中上位的国家,有资格侈谈人口过多吗?比我们人口密度更高的国家有哪个实行我们这样极端的国策呢?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其实是当时政治经济政策的失败导致过敏经济濒临崩溃时捡起的一个廉价借口:我们经济困难因为我们人多。重复无数遍,始造俑者也信以为真了。在一个早就抑制了不同声音的社会中,这项国策畅通无阻。(P.91)

1911年,即废除科举6年后,秀才出身,后开始研习科学的杜亚泉写出值得今日思考的文章《论中国之教育行政》。该文包含两大观点。其一,“处今日之时势,无论为学堂,为科举,苟仅持出身奖励以为教育行政上之政策,则其势必处于失败。……夫教育之基础,当立于国民生活之上,不当立于官吏晋升之上也。国民当以某生活之故而求教育,不当以作官吏之故为受教育。”(P.105)

只有体会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才会理解文化休克后一个民族慌不择路的昏聩选择。(P.106)

现代学校教育的一大特征是标准化。……标准化不仅体现于考试,还有教材、年级。现代教育中,学校一家独大,其它教育形式高度式微。学校之外的教育机构多是学校教育的附庸。于是教育的标准化覆盖了全社会,严重抑制了多样性。(P.139)

教育的宗旨就必须是:不在于教你们学会什么,而在于教你们“学会学习”;不能逼迫你平行地跟着众多科目走,而要让你在广泛的接触和自由的选择中形成自己智力上的爱好。所谓自学,就是自己决定方向,选择题目,寻找信息,阅读后经过消化思考产生自己的想法、见解、方案。(P.145)

要么正确,要么不正确,没有中间派。遗憾的是,学校可能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答案如此直截了当的地方。我不相信生活的其它方面也像这样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狄龙(Dillon,1988)认为,最好的讨论题是那种老师也确实不知道答案的问题。虽然有时候这种讨论也会达成一致,重要的是要明白有时候真正的答案是“我们不知道”。(斯塔科,1998,76)(P.196)

政治为什么要强暴文学性,最终将之扫荡干净?我以为那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运动。发起者从内心深处惧怕文学性。文学指涉人生,其特征是复杂、歧义、暧昧、困惑、嘲弄、嬉笑怒骂。文学是对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的无声的瓦解。洗脑者希望的是简单,是每个人对教条的笃信和重复。他们从本能上感到文学对教条的杀伤性。虽然文学可以是、并且大多是非政治的,可是政治还是不能宽容文学,乃至将文学性清洗到令苏联前辈吃惊和不满的程度。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反省中国教育,我们要从这样的语文教育开始认识。(P.215)

古典教育与现代教育最大的差别是后者教人们如何工作,前者教人们如何生活。(P.237)

孟子在《离娄》篇里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我认为一个人一生最终的目的就是这两个字——自得。自得而能自适。

郑也夫《吾国教育病理》,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1版,2013年6月22印。2026年读完的第114本(套),总阅读量第1729本。虽然这本书写于十三年前,但当下AI+教育在我看来极有可能又是“一个民族慌不择路的昏聩选择”。值得二刷。

教育工作者们明白

花卷昨夜睡前开始低烧,咳嗽也变得严重,急促而痰多。我从十点半起,每两个小时起来给她喂一次水,量一次体温,所幸凌晨四点后体温恢复正常。

今早,花卷在家休息,没有上学,但还是完成了昨晚自学课布置的,《红楼梦》四十八回“香菱学诗”的作业。中午咳嗽略有缓解,体温一直正常。一个人在家太寂寞的她,下午到校上课了。放学到家,体温又上升到37.5。今晚的自学课没上,休息。睡前,她问我明天能不能上学,我说:“这要看今晚的体温是否正常。”

大娃二娃都生病,咳嗽,烦闷又无奈。等太座、大娃和二娃睡后,我在客厅想找本书读,以解烦闷,谁知郑也夫《吾国教育病理》读到40页,更加烦闷,录于下:

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明白正确的学习方法,他们并不弱智。是形格势拘,逆之者亡的态势导致他们成为应试教育的工具,导致教育的异化,导致教育不再能够提升真实的能力。我们需要搞明白的是这种势态。不改变“存在”,不改变当下“教育——科举”的生态,仅靠扭转“意识”和端正态度来解决中国教育的问题,是幼稚、无知、荒诞,且在实践中已沦为笑柄。因为问题不是出在教育的设计,即“意识”的层面,而是发生在教育的“实践”层面。

教育沦为应试,乃有目共睹。应试导致提升“真实能力”(时下被称为“素质”)的教学在实践中出局。素质教育的提倡者企图通过召回被“应试”赶走的教学方式来克服“应试”。这就如同肝炎导致了脸黄,却想靠改变脸色来医治肝病。

应试教育是什么谁都明白,而素质教育是模糊的,其本身的模糊导致其目标和手段都不够清晰。我们看到多数素质教育的说法中都包括两个“全”,其一是面向全体学生,其二是全面促进学生发展。因未见其细则,仍觉恍惚。面向全体学生,当然很好。但怎样面对,却未说及;全面促进学生发展,令人生疑的空间更大。

发展音乐、体育、美术,成为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说辞。素质教育提倡者以为,抓了德育、体育、美育,有助于克服应试的倾向。但是究竟是应试倾向导致了对德育、体育、美育的忽视,还是对后者的忽视导致了应试倾向?毫无疑问,不是对德育、体育、美育的忽视导致了应试倾向,因此也不是补足后者就能克服应试倾向。我们首先要问的恰恰是,主科的教学不是为了提升学生的素质吗?甚至无妨做个差强人意的、硬性的比较,主科与副科在提升学生素质上谁更重要?语文和数学在智力构成中不是更重要的素质吗?为什么音乐、体育、美术更属于素质,而语文、数学似乎不在其列?我们现行教育的主要问题为什么是音体美的不足,而不是语文和数学上的不足?对音体美重视不足会导致学生音体美兴趣和能力上的不足,对语文数学用力过猛难道不会导致语文数学真实能力上的不足,乃至厌学吗?如果承认主科教育当下的严重不足,副科的加入可以改善主科的不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