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三去医院复查肝肾功能，检查结果一切正常。顺路去城中村里的索骥书屋淘书，淘得旧书三种。

《且介亭杂文末编》《中国小说史略》，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浮雕版（白色封面印鲁迅浮雕像）《鲁迅全集》二十四种中两种。，几无翻阅过的痕迹，有霉点，八五品自然旧。回到家盖章插架，看到架上《且介亭杂文末编》已有，买重了。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买的书来不及读，往往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共辑录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本、乾隆己卯冬月脂砚斋四阅评本、乾隆庚辰秋脂砚斋四阅评本、乾隆甲辰菊月梦觉主人序本、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序本五个本子的评语。中华书局一九六零年二月新一版，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印，印数三千一百册，正体（繁体）竖排，四十一万两千字，五百四十一页。上下书脊破损，扉页有“贵阳市文化局图书资料”繁体红色方章一枚。内页是一种少见的轻软有如布匹细密经纬线暗纹的纸张，因年代久远发黄，捧在手中翻阅，手感非常舒适。可惜时间不够用，每天没有几个小时拿来读书。多好的书，不读好可惜。

有微信订阅号促销杰弗里·瓦夫罗《历史：地图上的世界简史》，似乎还不错，以不到定价五折的一百三十九元购入。上周收到，拆封顿感物超所值。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二〇二〇年九月一版，二〇二一年三月七印，是的，在二月买到三月印的书。一百万字，超过二百四十张清晰地图，一千多张高清图片，九百一十五页，近七厘米厚，手握一册的厚重感，感觉这才是历史书应该有的感觉。随书还赠送了听书卡，扫描二维码即可用手机随时收听，正好作为女儿的睡前故事。一周下来，断断续续读了九分之一，在这么有限的篇幅里要讲清楚从宇宙之初到现在的历史，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不但要有扎实的历史基础，更要有深厚的文字功底才不至于让人一读就弃。译者谢志曈显然在这两方面都功力不够，也可能理工大学出版社的“理工”文风，于是文本整体缺乏人文的温度和柔软度，偶尔还有较明显的“硬翻”甚至像是“机翻”的词不达意，语句不通。虽然这本书目前在豆瓣的综合评分为六点三，但它仍然是一本比大多数历史书有趣、好看的历史书——我相信问题出在翻译，而不是原著上。如果是一位更有人文内涵的译者，这本书豆瓣评分应该能到八分以上。

午饭后去二十四书香书店，一楼满坑满谷打好包的书，已经在开始准备搬店。在店长邓娇和老板秋蚂蚱那里得到个好消息，大量文史哲学术的书和旧书将搬到六广门，那边的新店名为野贤书局，“预计十·一开业”，秋蚂蚱说：“新添寨会有一个分店，两层，楼下主营童书、畅销书和书画类，因为分店是一个美术馆免费提供的场地，要做一些与美术馆配套，楼上风景好，拿来大家喝茶聊天。”我心里想，也好，好歹我新添寨还算是有个书店。

请店里预留的《论北大》《贵州读本》两本钱理群的书没买。广西师范大学二〇〇八版《论北大》，字太小，排版又密，密密麻麻看着瘆眼；钱理群、戴明贤、封孝伦合编的《贵州读本》，贵州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五百多页，关于贵州的内容不可谓不详尽，多诗文，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翻完，放弃。

今天又买书五本。一本是女儿自己挑的杰夫·金尼《小屁孩日记》第十四集，中英双语，定价二十五元。家里已有这套书的其中几本，看来她想慢慢集齐一套，就像已集齐并读过不止一遍的《淘气包马小跳》初版全套和《斗罗大陆》初版全套。我的四本是柴德赓《史籍举要》和令狐德棻《周书》一套三册共七十元。五本书总价九十五元，折扣减掉五元，用政府发放的促进消费券减免了三十元，实付六十元。

柴德赓《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系列之一种，二〇一一年六月二版一印，定价二十九元，因腰封缺失和几不可见的水渍，特价二十元。柴德赓（一九〇八—一九七〇），字青峰，历史学家、教育家，为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的陈垣的学术传人之一。这本书是一本史学入门工具书，意在为读者指出读史门径。好书。

在书店二楼旧书区一角，淘到唐令狐德棻邓撰《周书》全三册。中华书局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一版，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印，以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为底本，繁体竖排，五十四万七千字，九百三十二页，定价三元二角（套）。全套三册八品自然旧，几无翻阅过的痕迹，书店定价五十元。《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五三四年东、 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在柴德赓《史籍举要》中，关于《周书》也讲到，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今天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我研究不了历史，新学期讲隋唐，买来纯粹当故事书看，就像小时候蹲坑必拿一本《故事会》。这套《周书》旁有《梁书》，但只一、三，缺第二册，书店每本定价十元，好想买。逡巡良久，自忖不知何时才能凑齐全套，作罢。

又到“旧书包”一个，书二十本。

张大春《离魂》，海豚出版社“海豚书馆”系列编号〇〇四，二〇一〇年八月一版，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印，八品自然旧。

艾霞《现代一女性》，海豚出版社“海豚书馆”系列编号〇五五，二〇一二年一月一版一印，八品自然旧。

其余多是在布衣书局旧书拍卖中一元一本拍来，没有什么经典作品。

昨夜枕边书，温普林《苦修者的圣地》，也就旅游网站观光客游记的水平，词汇贫乏，所以“牛逼，太牛逼了”之类的表达让人想起“美！老美了！！太美了！！！”但还是不知道哪里美，怎么美。总之，二十年前的装逼青年和现在的装逼青年，都是同样的套路。没什么内容的书翻完就像空腹喝水，一泡尿就又饿了。就又找了孙春龙的《没有回家的士兵》来看。

这本《没有回家的士兵》是孙春龙签名本，二〇一七年版。大概应该是在半年前，有天朋友圈谁转发了个关于这本的销售页面，看到是关于远征军老兵的现状调查就原价付款了。人要面对历史，得先知道历史，否则面对些个什么呢？

戴安澜牺牲时，他的大儿子戴覆东在贵阳读初中。那天他正在操场上玩双杠，又同学跑过来气喘吁吁地说，广播里说他的父亲戴安澜在缅甸打仗死了。听到这个消息，戴覆东从双杠上掉下来，坐在地上大哭。

在八莫攻城战中，同样出现了让中国军人纠结的事情。新十八师少校翻译官周明道曾接到一线官兵汇报，敌军中由不少讲中国话的人，他们在阵地曾清楚地听到敌军中有人喊“往上冲呀”，“证明日寇已日暮穷途，征集东北或台湾的同胞来充当他们的炮灰”。

韩天海所在的排在二台坡遇到敌人的伏击全排人几乎都死光了，但部队依然要往前冲，“那是命令，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师部下令，要地点不要人，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限几点就要几点攻下来，前面有日本人，后面有自家人，都会打死你”。

一周看完日本战国小说1本和日本战国史4本，5本书共90万字。

小说是井上靖的《浪人》；历史是甲骨文学术从书的武田镜村的《石山本愿寺之战：织田信长与显如的十年战争》、 明智宪三郎的《本能寺之变：光秀·信长·秀吉·家康，1582年的真相》、藤田达生的《丰臣秀吉与海盗大名：从海洋史看日本战国的终结》和藤井让治的《江户开幕》。

藤田达生的《丰臣秀吉与海盗大名：从海洋史看日本战国的终结》，实在是很难看得进去的学术论文，尤其是像“笔者”这样的学术表达和翻译。井上靖的小说，《浪人》是翻过的第6本，发挥稳定的普通。

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强烈表达，在中国城市生活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为市民参与社会和政治提供了舞台。

——王笛《茶馆 :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前天下雨，大前天也下雨，更早天还是在下雨。昨天晴了半天，今天从天不亮就又开始下雨。连绵的雨下得久了，我都已经忘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感觉好像一年就雨两次，一次雨半年——贵州的冬天，就是淅淅沥沥从11月到次年4月，好像老天爷也已年过壮年，进入了细细滴滴尿不尽的前列腺中老年。

看来，下雨对我也并非全无益处，至少能不出门就不用出门，省了原本就不多与外界接触的杂事，正好拿来无所事事继续乱翻书，听“秘密后院”的《江湖边》。宅边无柳，有桃、杨梅五六，银杏二三，读书不如“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五柳先生，但说不定哪天我和女儿的二手书店开业，不敢自称“先生”，自号“无用公孙”也无妨。

《雨天的书》是周作人自编集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一本。其中收录的《北京的茶食》一篇，有这么一段：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

梁文道在《悦己》中说：“读一些无用的书，做一些无用的事，花一些无用的时间，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就是来自这种时刻。”

于是，用这无用的雨天，继《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后，我这无用之人又翻完一本无用的书——王笛《茶馆 :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翻书先读序，翻完后我会又重读一遍序，这样虽然只是翻了一遍，但实际是小三遍——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和国家文化的胜利所带来的后果，现代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步调统一，但比任何时候都缺乏文化的个性和多样性。以今天的中国城市为例，虽然建筑是丰富多彩的，但城市外观和布局日趋千篇一律。中国今天地域文化逐渐消失，现代化使中国文化日益趋向同一。中国是一个崇尚大一统的国家，许多人有着强烈的国家情结，认为只要为国家的大一统，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们对地域文化的衰落以及消亡是不会有一丝半点的遗憾的。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统一的民族文化，宏大的国家叙事，无疑在建构强势的国家政权中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同时还能满足那些具有强烈国家意识的人们的野心。

国家政权深入社会底层的努力，是从晚清开始的，民国时期进一步强化，国民党的失败，新政权的建立，使国家机器的强化达到顶峰，这是20世纪现代化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的一个重要过程。在近代中国，爱国者们所憧憬的“国富民强”的“国”，是作为民族（nation）的国，而非国家机器或政府（state）的国。一个过于强势的国家机器，是经常与“国富民强”背道而驰的，甚至使民权进一步弱化，人们只好把全部期望寄托在出现一个“好政府”上。其实，作为民族的国家和作为政府的国家的强弱经常是成反比的，例如美国作为民族国家是最强大的，但作为国家机器是相对很弱的，因为国家的权力被“强民”（或社会）所分化，特别是公民手握有选票这个民主制度最强大的武器，而只有在“民强”的时候，才会出现真正强大的民族国家（nation）。

但是在中国，整个20世纪基本上都走的是不断强化国家机器的路子。公民与国家（state）始终是一对复杂的关系，前者始终是弱者，是保护公民利益，还是保护国家利益？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也存在同样的矛盾，是保护地方文化，还是保护国家文化？无论这些关系对人民和民族有利还是有弊，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国家有着无法挑战的绝对权威，那是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建立的。当国家的利益取代公民的利益，那么国家无非成了剥夺公民利益的工具。在现代化早期，需要加强国家权力以推动现代化，建立民族国家，但如果国家权力大到任何力量都无法制约的时候，社会则无法发展，民权则无法伸张。

……

新文化史和微观史使我们从宏大叙事转到日常取向。考察历史的角度和方法，经常因史家的历史观而异。过去我们研究历史，钟情于宏观历史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风行一时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更使我们相信，历史学家应该高瞻远瞩，写历史也应有叱咤风云的气概，指点江山的魄力，洞悉天下大事的眼光，或像《资治通鉴》那样，为当政者提供治国的借鉴，或为国家民族复兴在意识形态上奠定基础。当书写这样的历史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们驾驭历史的野心。因此，中国的历史书写，从根本上看，可以说是一个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知识精英的历史，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写他们，才能建构有关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才能体现史学家的使命感。我们事无巨细地了解帝王将相、风云人物的一举一动，他们当然比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对历史更有影响。但问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是占总人口99％以上的这些小人物，他们每天也在创造历史，只不过创造的方式不同罢了。我们不关心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太渺小，渺小到难以进入我们史家的视野。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历史，我们把焦距放在一个帝王将相、英雄驰骋的小舞台，而对舞台下面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民众的历史却不屑一顾。在帝王和英雄的历史书写下，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明君贤相、精英人物身上，视个体的小人物如沧海中的一滴水，可有可无，似乎他们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研究日常、大众、下层，涉及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虽然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调是人民推动了历史前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对这个动力十分轻视。当然论者可以反驳说，研究农民战争不也曾红极一时？但很清楚，这些农民战争的研究基本是以领导者为中心的。当一个普通农民一旦振臂一呼成为起义的领袖，便成为我们历史撰写中的“英雄”，他们的事迹不过是进一步为英雄史观提供更多的脚注和事例罢了。我们似乎不屑把精力浪费在那些历史上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之上，唯恐这样便降低了我们历史研究的意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正是从一个平平常常的、“没有意义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而发现了这个帝国内部所隐藏的导致其灭顶之灾的深层危机吗？当然，黄仁宇的兴趣，仍然在于帝王将相，与我们所关注的默默无闻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仍然有着遥远的距离。”

中国的事情，最令人悲哀之处在于，就算天大的事情发生，时间总是很快把一切抹平，人们只要看不到表面的创伤，便自欺欺人地相信一切如常，天下太平。

——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王笛的书，除了今天翻完的这本《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还看过《街头文化 : 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继续看的还是王笛的书——《茶馆 :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消失的古城 : 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

之前翻过的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翻完王笛的这几本，算是对微观历史的写作和学习历史的角度有了一点点了解。

六月最后一周的周末，去到惠水县民族中学，完成了我的最后一次“囊萤照书”公益读书项目的分享。在给高中生的分享中我说，我的到来，就是来颠覆你们过去十几年接受的教育的。我和你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和价值观的塑造，都是落在一个宏大叙事里，我们生活于时代，为时代所裹挟，一个人如果不能为时代所用，就会被抛弃，就连读书这件很个人的事情都被赋予了“为中华之崛起”的宏大使命。我认为这是有很大问题的。如果一个人不能成其为“人”的本身，而只是庞大建筑和体系的一块砖、一片瓦、一个符号、一颗螺丝钉，那就是这部庞大机器的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零件；姓名就是产品串码，例如在身份识别系统中的身份证号码，每个人的这串数字和你的车的车牌号、你使用的软件的版本号，从数字符号和其指代的对象上来看，并没有太大不同。如果有人认为人和物是有不同的，那只是有如此想法而活着的人也如同蝼蚁一般——你会在意刚在花园里看到从土里钻出来的那条蚯蚓叫什么名字吗？你会在意今天捉到的这只金龟子和去年那只有什么不同吗？他们只是蚯蚓、金龟子而已，就如同我们都只是宏大叙事中的“群众”或“人民”，而已。所以，我之所以是我，你之所以是你，不是在宏大叙事里，而在我成为我自己，你成为你自己的各种美好细节里。否则，你和我是不是要有不同，这都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