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登记成为了器官捐献志愿者。晚些时候，太座也将完成器官捐献登记。
为了能够平和而体面的告别人世，同时为了肉体的新鲜可用，我和太座商量好，我们不管谁先离开这个世间，临终时，不插管，不抢救，该来的来，该走的走。死后，医生会将心、肺、肝、肾和眼角膜等所有别人需要的器官，从我们的肉身中取走，去尽量延续另一个或几个鲜活生命。
先行者剩下的骨和肉，一把火烧成灰，后来者只取一捧放在一个小罐子里，其余的撒在土里种菜养花。
接下来，我们要在网上为自己挑选喜欢的骨灰罐，以及商量下我们的骨灰罐存放在哪里——太座坚持要在这尘世间最后留下一点这痕迹，并且我们不想住在公墓里，就像密密麻麻高楼里一户一户人家就像一个个火柴盒一样让我压抑到无法呼吸——虽然那时候我们都不再需要呼吸。
我就是一个尘土一样的人。人生终归是死路一条，不如尽量生得有意思，向死而生，卑微到尘埃里，然后看看能不能开出花来，据说彼岸花曼珠沙华是黄泉路上唯一的风景。
女儿花卷的二年级语文练习册上有一道连线题，题目要求“将搭配合适的词语连一连”。花卷按照自己的理解完成了。
练习册老师批改后发下来，连线题四组“错了”两组。错的两组是“美丽的日子”和“难忘的风景”。我没看出错在哪里，问花卷，她说：“老师说和课文不一样。正确的应该是‘美丽的风景’和‘难忘的日子’。”
“那你觉得你连的‘美丽的日子’和‘难忘的风景’有没有错呢？”我问。
“我觉得没有错。因为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种花、种菜，这样的日子很美丽啊！而且我们去过的福建海边、大理还有丽江的风景都很难忘。”
“嗯。爸爸觉得不论是‘美丽的风景’还是‘美丽的日子’，‘难忘的日子’还是‘难忘的风景’，都是对的。”
“为什么呢？对就是对，错的就是错的啊！老师都给了我两个红叉叉。”
“因为同一件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而一件事、一道风景最终是不是‘美丽’和‘难忘’，那只是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我有必要给女儿的语文老师写封信。
老师你好！
我是花卷的爸爸。
这个周末，我通过花卷的语文作业，看到了老师在教学上的认真负责和对学生学业的关注，非常感谢你的辛勤付出。
关于花卷的语文学习，有几个想法想与你探讨，或许这也对你的教学会有所促进。
第一个是关于批改学生作业，是否一定要用红笔。
我认为，在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中，红色代表郑重、权威和最终的判定。老师使用红色笔迹来批改学生作业是否合适，我觉得这仍有待商榷。生而知之者上，但在我这短短的人生中还没有见到，在史书里也没有读到过；“老师”这一职业身份，并不能赋予一个普通人拥有明辨是非无所不知的神一般的能力。所以，我们是否可以用一种更温和平等的颜色来批改作业？
第二个是批改作业是否一定要打勾勾叉叉。
我认为，知识来自于怀疑，而不是唯一。作业上勾勾叉叉的存在，是以课本作为唯一准绳。而我们知道，以课本的有限篇幅，远不能窥见任意学科之一斑。并且，课本上的是否一定正确，我们仍不免要发出这样的怀疑。因为课本也是“人”编写的，就必然存在局限性和不足，甚至是出于种种目的故意为之。同时，老师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和不足，而非全能，这个时候，勾勾和叉叉并不能代表正确与错误，哪怕是“某种意义”上的，除了权威。但我认为，培养孩子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应该是以尊重知识，勇于质疑（或是探索），并不惧权威为目标的。
第三个是关于习题的对错问题。
我们都成长于应试教育，并都曾视考试和分数为检验学业的唯一准绳，但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真相”不止一个。在很多学科，达到目的的路径和方法通常也会有多种选择。尤其在语文这个学科，一个字有多种读音、用法和含义，而不同的人对语言文字的使用又有自己的风格和习惯，所以我认为除非是书写上的错误，否则并不存在以课本作为唯一法则的，在语文上的“对”或“错”的绝对性。如果这种“绝对性”存在，我们就无法欣赏例如阿巴斯“朝阳/破解了/一颗颗露珠的表面/就在升起的一刻”或如松尾芭蕉“小虫漂泊一叶舟/何时靠岸头”这课本以外的广阔而真实的世界了，因为这些更多的丰富内容不在课本里。
在职业属性外，师生的身份并不是恒定的，三人行，必有我师，“教”与“学”的过程并不只限于在学校内，而是贯穿我们人生始终。关于苏格拉底说自己“无知”那句话，我看到过好几个版本，如“除了我的无知之外，我其实一无所知”、“我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自己一无所知”或是“我比别人知道得更多的不过是我知道自己的无知”，但意思大抵一样。学而知之者，不论老师还是学生，我们都还在路上，所以，我认为，不论师生，不论年龄和职业，我们都是学者——“我知道我无知”的终身学习者。
不当之处，敬请指出，我们可以继续商讨和表达各自对教育和学习的不同理解。
三人看威吓无用，从裤兜里摸出卡子刀，“品”字形靠过来准备动手。
我一步一步退后，脚后跟碰到一棵行道树。
右边的男子手一抬，我条件反射出脚，运气好，踢掉了他手上的刀。左边的一步上前，我不知道左肘是怎么撞到他的，只记得后面那人冲上来，把我推倒在灌木丛，左手卡住我脖子，右手的刀向我肚子捅过来，我蜷右腿身子偏向右侧躲过。这时一辆黑的不紧不慢从旁边非机动车道路过，我大声对骑车人喊：“抢劫！帮我报警！”
三人跳起来就跑上107国道，拦下一辆中巴车逃掉。
19年前的我，在深圳街头与抢劫者打这一架，只是为了身上仅存的400元钱。但眼镜打坏了，衣服撕烂了，配镜和买衣服，花掉了差不多80元。
“现在我才不会这么蠢，我摸出钱包把钱全部给他们就好了”，我对太座说。
今天小腿后和腹部肌肉还是酸痛，饭后散步有一点肌肉拉扯导致的瘸。这是昨天练习跆拳道的“后遗症”。上周的肌肉酸痛五天后才消退。
40岁一过，身体问题就越来越多，小问题小麻烦不断。春节前去云南回来，后腰也开始隐隐感应痛。
这个学期开始，学堂的体育课调整为3+1，即在篮球、足球和越野跑三项固定体育项目外，每学年再增加一项体育项目，这个学期新增的正好是跆拳道。
超过18年没有再练习过跆拳道的我，这个学期在学堂蹭课以替换掉我自己的一节瑜伽课。对我来说，这不啻于一项福利，也是挑战。
每周四下午，我在“三近斋”上完中文课、游学课和读书会后，一位40多岁的大叔就要换上曾被用作瑜伽服的空手道服，和同一群不满18岁正青春的学生一起练习跆拳道，正好向我上了一下午课，感觉已被掏空的身体重新注入活力。
“虽然你也不怎么样，但在更好的老师到来之前，你要去把这个事做了，这个也是社会责任。”昨天在从学堂回家的绕城高速上，坐在副驾的太座大人对我说。我不太确定她这算不算是在鼓励我。
这个学期，六年级及以上实行走班制，也就是学生不再是在教室里坐等各科老师来上课，而是根据自身的学习进度和特点，交叉穿梭在各科目课堂。这样原来各年级的教室就不再是某一个年级的，而是成为中文、科学、英文这样的各科教室，科目教师在教室里不同的时间段给不同的学生上课。
今天早上，新来的中文教师本周第二次“旷课”——早上第一节课上课40分钟才到学校。在他试用期的这第一周里，他“刷”了九年级教材三个单元的课文，马马虎虎批改了一次学生作业。遇到这样的教师，我视为“见众生”的人生修行之一。
开学时，我给八年级及以上的中文教室起了斋号“三近斋”，颜群宇校长请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副主任周之江写了这三个字，熊猫老师做了木匾，今天也挂上。下周一，终于，开学一周后我还是做回了中文教师。
明代诗文家王彝①有《三近斋稿》，不知道他“三近斋”的出处。我给中文教室斋号中的“三近”出自《礼记·中庸·二十章》中“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很久以来，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课本里，都是单篇的文章，有的文章即便选自名著，也是没头没尾，学生的中文学习完全是碎片化的。智力的核心是思维力，思维是阅读的核心与主体，贯穿阅读过程的始终。“思维的发展与提升”是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整本书阅读是开拓思维极为重要的条件和方法。所以从上个学期开始，我决定每个学期都选择两三本书，要求学生认真完整阅读，并完成读书笔记和读后感。
本学期的完整阅读项目选的是福泽谕吉《劝学篇》、世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和贵州书法家、作家戴明贤的《石城安顺》。这个学期会尝试让学生组成读书会，完整地读书，读完整的书，希望他们通过在学堂多年的读书，形成一个多元的阅读系统。
我还准备从这个学期起，在期末将全校从小学到中学这一学期的中文写作成果汇编为《三近斋文集》。这文集一年1卷，分上下两册，上学期为卷上，下学期为卷下。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终于，我还是做回了中文教师。
①王彝（？—1374年）元明间苏州府嘉定人，先世东蜀人，字常宗，号妫蜼子。少孤贫，读书天台山中，师事王贞文，得兰溪金履祥之传。洪武初以布衣召修《元史》，荐入翰林。乞归后，常为知府魏观作文，观得罪，连坐死。曾著论力诋杨廉夫，以为文妖。有《三近斋稿》、《王常宗集》。
我们就这样在午后阳光下的花园里，一边吃水果，一边闲聊，约好此去的人生里，努力做到三个“不”——不生气、不着急、不计较。
我和7岁半的女儿花卷在人声喧闹的手术室外等待。她在听熊爸爸的故事，我捻着佛珠默念六字真言。
等待的时候有点困。我5点起的床，开机就收到住在楼上奶奶的微信，说花卷凌晨3点醒来就不睡了，吵着要找爸爸妈妈。上去接了女儿下来，一起到医院。一路上对女儿凌晨的哭闹感觉不太好。
太座是早晨7:48在护士带领下走进手术室的。她是今天的第一台甲状腺结节切除手术。
9:35，手术室外的扬声器里呼叫甲状腺外科XXX的家属速到手术室旁的协谈室。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拉上女儿小跑进去，看到三位穿着手术服的医生在等我。
右边一位年轻医生手里拿着一个白搪瓷托盘，里面一个有大拇指大小，水滴状的一团血糊糊的东西。
“你好！这是切除下来的XXX的左侧甲状腺。你看，这个结节是不好的，恶性的。”左边的主刀医生用镊子揭开那一团血糊糊的东西大的一头，大约有大拇指指甲盖大小的肉团给我看，里面呈灰白色，像一团刷墙的涂料的颜色。
“另一侧的甲状腺现在没有什么问题，需要你决定下一步的手术方案。”主刀医生继续说：“一个方案是为了防止复发导致二次手术，这次就把另一侧甲状腺切除；另一个方案是保留另一侧甲状腺，但不排除二次手术的可能。”
“这两个方案的最终结果有什么不同？”我问。在听到“恶性”这两个字后，我的大脑一度短暂空白。我们有想过可能是这个结果，但没想到事实就是这样。现在太座全麻无知觉躺在手术台上，我没有任何医学基础却要做一个如此重要的决定，于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信息。
“保留好的一侧甲状腺，就保留了一部分正常功能。”两人身后的那另一位年轻医生说。
我问主刀医生：“如果选择保留一侧甲状腺，二次手术的概率有多大？”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但我没有准确的数据告诉你概率有多大，只能说概率不是很大。”他说。
“那您建议采取哪种手术方案？”我继续问。
“建议保留一侧甲状腺并进行颈淋巴结清扫。”他说。
“那好，那就保留右侧好的甲状腺。辛苦您了，谢谢！”
“好的。”主刀医生得到我的答复后，三位医生转身离开回去继续手术，我也去到手术室门外继续等待。
半小时后，手术室外扬声器又在呼叫甲状腺外科XXX的家属速到手术室旁的协谈室。“不会出什么事吧？”我心里一边想一边拉上女儿小跑过去。原来是让在手术同意书上补签字。
11:45，太座被护士从手术室推出来。12:05，回到病房。脖子上压着盐袋六小时后的晚上18:00，太座艰难的小口小口咽下半碗蔬菜稀饭。晚上用吸管小口小口喝了几次水，半醒半睡到天明。
2014年，太座在体检时查出有甲状腺结节。2018年体检，几年时间结节从0.9cm慢慢长大到2.4cm。
2019年2月14日，太座的甲状腺结节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门诊，评级为4C。当日就在甲状腺外科办理了预住院，并做了手术前相关检查。22日接医院通知，23日正式入院。25日接受了甲状腺手术。
2月26日早上6:00，喂太座空腹服了一片左甲状腺素钠片。
8:30，医生查房，太座恢复良好，医生让吃了早餐下床活动。同时直接递给太座一张检验单。我们一看单子，是昨天手术切除的甲状腺冰冻切片检查报告。检查结果为甲状腺乳头状癌，癌灶直径0.5—1.5cm。淋巴结节的检查结果还要等3—5天。
看到“癌”字，我立刻想到的是病人面无血色虚弱不堪，放化疗后头发脱落，时日无多苦苦挣扎求生的样子。虽然昨天就知道是恶性的，但当“癌”这个字这么直接出现，还是难以接受。
下楼买了一碗馄饨回来，太座细嚼慢咽全部吃完。从前天晚上22:00起到昨天下午18:00，她就只吃了半碗稀饭。现在看到她胃口恢复，我相信她身体也应该很快会好起来。
从病房出来扔垃圾时，给学堂的颜校长发了一条微信，说我这个学期不能再兼中学部的中文课了。
就算不上中文课，我的工作量也已是超过每周40小时，最多时达到70小时。我想我应该留出一些时间来，给自己和家人。
术后第三天，医院就让出院了。
前天，一家三口一起拼装好新买的花架，把分散在楼上楼下前后花园里的盆栽花草都搬上架。花卷志愿当园丁，照顾这片“新森林”。昨天还去花鸟市场买了两盆花，一盆玫瑰，一盆一帆风顺。
今天是术后第六天。好久不见的大晴天。
中午，后院满是在风里阳光下飘飞的床单被套。我们把花架上的几十盆（瓶）花都搬出来，和我们一起晒太阳。
花卷玩水、浇花，好不快乐。我和太座坐在台阶上闲聊。
我说出了我心里的想法和担心。反过来太座却还安慰我，用她手术后变得低声沙哑而温柔的嗓音说，这个癌的治愈率很高，网上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此生一定要患癌的话，就患甲状腺癌好了。
我们就这样在午后阳光下的花园里，一边吃水果，一边闲聊，约好此去的人生里，努力做到三个“不”——不生气、不着急、不计较。
我曾对太座说，我们俩到现在还没有分开，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一男一女，两个正常人，能心平气和地长久相守，是人世间最大的奇迹。”世间如此有趣，我们才不要生气。
不着急，春天已经慢慢来，各种花在慢慢开，孩子也在慢慢长大，我们都不要着急。过好当下这每一天，不用去管以后如何。就算树叶在秋天掉光，春天一到，还是又满树绿芽。
不计较，凡事做好自己，不争不辩，得失小小，放下天地宽。一家人在一起，就算是一蔬一果这样的简单生活，也是开心快乐。
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
——安东尼·伯吉斯
上学期结束，我给学生的假期作业是读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场》并完成读书笔记。明天就是开学典礼，学生们都要带着作业回来报到了。
今天我又翻了一遍这两本书。每多翻一次，就愈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政治讽刺小说，书里描写的就是现实。尼尔·波兹曼认为，“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后续，接着翻的就是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1、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上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尔才顾到日常生活意外的事，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因为中等人标榜自己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把下等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中等人一旦达到目的就把下等人重又推回到与那里的被奴役地位， 自己变成了上等人。三等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来没有实现过自己的目标，哪怕是暂时实现自己的目标。
2、真正的权力，我们日日夜夜为之奋战的权力，不是控制事物的权力，而是控制人的权力。
3、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
4、党要当权完全是为了自己。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并没有兴趣，我们只对权力感兴趣。我们很明白，没有人会为了废除权力而夺取权力。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建立专政不是为了保护革命；进行革命是为了建立专政。
5、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
6、老一辈的社会主义者一向受到反对所谓“阶级特权”的训练，都认为凡不是世袭的东西就不可能长期永存。他们没有看到，寡头政体的延续不一定需要体现在人身上，他们也没有想到，世袭贵族一向短命，而像天主教那样的选任组织有时却能维持好几百年或者好几千年。寡头整体的关键不是父子相传，而是死人加于活人身上的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方式的延续。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够指定他的接班人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党所操心的不是维系血统相传，而是维系党的本身的永存。由谁掌握权力并不重要，只要等级结构保持不变。
7、历史在此时就像是一张白纸，被不断的擦干净写上新的内容。
拿破仑已经谴责过这种和动物主义精神相悖的思想。真正的幸福，他说，在于勤奋地工作和节俭地生活。反正农场似乎是越来越兴旺，但动物们却没有越来越富裕——当然，猪和狗除外。也许这部分是由于农场有太多的猪和狗。倒不是说他们就不工作了，而是他们有独特的工作方式。正如尖嗓客总是乐此不疲地解释的那样，他们承担了监督和管理农场的重任。这些工作大多数是其他知识贫乏的动物无法理解的。例如，尖嗓客对大家说，猪每天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应付各种叫做“档案”、“报告”、“会议纪要”和“备忘录”的神秘玩意。这些东西是大张大张的纸，上面写满了字，而且一旦写满就要丢进火炉里烧掉。这对农场的安危是至关重要的，尖嗓客说。但不管怎么样，猪和狗毕竟不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粮食，再说他们的数量非常多，胃口又总是很好。然而动物们没有放弃希望。再说，身为动物农场的成员，他们一刻也没有失去光荣感和优越感。每当听到礼炮轰鸣，看见绿旗在旗杆上飘扬，他们心里会充满永久不灭的骄傲，话题总是转到从前的风云岁月，琼斯如何被赶走，如何制定了七大纪律，还有几次挫败人类进犯的伟大战役。
不管是一首歌、一句诗还是一座雕塑、一幅油画或一个园艺设计，一件作品从完成的那一刻起，它就和作者脱离了关系。就像成熟了的瓜从藤上掉落、蒲公英的种子在风里飞走。作品的创作者，只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了它，并赋予了这件作品生命和初始的特性，但最后这件作品在时间、社会和读者中最终“成长”为什么样，被赋予什么样的象征意义，或许已经超出了作者的创作想象——甚至作者的肉身消亡后，其生命的一部分也会因自己的作品而换一种形式继续“活”下去。这种时候，我们很难说，到底是作者赋予了作品丰富的内涵和生命，还是作品延续了作者在时间概念上的生命。
这就像莎士比亚说，”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一千个哈姆雷特里面到底有没有莎士比亚的那一个，恐怕莎士比亚也不清楚；就像同一个事件中的一百人来回忆和解读他们共同参与的这一事件，也会有一百种角度，然而细节再丰富，也不再是事件其本身，只有“无限接近的真实”。
一本书也一样。如果读出的是以为作者想要告诉你的那种通用解读，甚至是别人咀嚼后固定下来的标准解读，那只能说是做了一次“蔗渣”式温习。如果读书能够抱着怀疑的态度，怀着这本书的理解真的是这样的？会不会有其他的解读？抱着探究的心去阅读、了解，并不惧怕自己与别人的不同，最终跳出局限而得出自己的见解，这才最为可贵，因为人与人本来就是不同的。
同一本书，如果不同的人竟然读出同一个答案、固定的回答、不变的标准，我认为这一个个读者就像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一个个符合标准但毫无个性、人性的产品，这才是最可怕的。如果只有一种颜色，就不会有五彩缤纷。
所以，我从142篇读后感中选取这篇成为唯一的优秀奖，是因为作者在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这部已超过180年的老作品里，从流行、通常正确和没有人去怀疑的固定“正确”解读的“镜子后面”——另一个角度，读出了新的“幸福”。
罗素说，“参差多态才是幸福的本源。”费孝通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发现自身之美，然后发现、欣赏他人之美，再到相互欣赏、赞美，只有保持世界思想、文化和生物的多样性，世界才更加丰富多彩，充满生机和活力。
——对往西公益“囊萤照书”项目2018-2019学年上学期学生读后感优秀奖作品评语
前天收到网上买的二手书，其中就有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第2版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今天再读《劝学篇》，是这几年的第三次。现在电脑里也有这本书的电子版，但固执觉得，书不是拿在手上，摩挲过纸面一页一页翻过，就不能算是真正读过。这是绝症，没法治。
这本《劝学篇》是福泽谕吉十七篇文章的合集。这些文章虽然写于一百多年前的明治时期，但其中见解就算在今天也不过时。并且今日国人的诸多知行，竟仍不如一百多年前人。从1984年起，日元最大面值的一万元纸币上印的头像已不是圣德太子，而是福泽谕吉，这也表现出日本人对这位思想家和教育家的纪念和肯定。
下面的《劝学篇》概要，是我从这十七篇中截选出的章句编辑而来的读书笔记，因职业关系，更多关注在教育相关方面。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这就是说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人们生来并无富贵贫贱之别，唯有勤于学问、知识丰富的人才能富贵，没有学问的人就成为贫贱。“人不学无智，无智者愚人。”所以贤愚之别也是由于学与不学所造成的。
要具备才德就须明白事理，要明白事理则须求学，这就是学问所以成为首要任务的原故。所谓学问，并不限于能识难字，能读难懂的古文，能咏和歌和做诗等不切人世实际的学问。读书是求学的方法，学问是做事的方法。如果大家不分贵贱上下，都爱好学问，并有所体会，而后各尽其份，各自经营家业，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
现在人们评论学校，不是说这个学校校风如何，便是说那个学塾管理如何。世间作父兄的人，专门关心校风管理之事。可是所谓校风管理，究竟是指哪些事情呢？如果是指校规森严，为着防止学生的放荡无赖而实施周到的管理而言，那就不但不是研究学问之处的好事，还可以说是一种耻辱。人们在评论西洋各国的学校时，却没有听说仅凭校风之纯正与管理之严密即获得名誉，而学校的名誉在于学科的进步，教法的精良，人物品质的高尚和议论的不平凡等。因此我认为主办学校的人，不要将现在在校学习的学生和其他不良的学校相比较，而须参照世界的高水平的学校，来判定其是非得失。校风好和管理严密，虽不失为学校优点之一，可是这种优点正是学校中最不足挂齿的部分，毫不足夸。如果要想和高水平学校相较，就应在别的地方加倍努力，所以谈论所谓管理是学校的当务之急时，决不能因管理周密而感到满足。
学生谨慎用功，乃人之常情，不值得特别表扬。仅能念诵文字而不能辨明事理的人也不能叫做学者。人生的目标应有更高的要求，志趣要远大，要通晓科学的本质，要有独立不羁的精神。所谓独立，就是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能够自己支配自己。
四年前看过豆瓣评分5.2的电影《屠魔战士》（I,Frankenstein），算是《弗兰肯斯坦》的续集。我觉得还行，可以打6.5分，但这部电影还是在“第1届豆瓣电影年度榜单”上被提名“评分最低的外语电影”。
昨天看到一条新闻，根据刘慈欣科幻小说《流浪地球》改编的同名电影，成为新年第一台票房收割机，上映11天累计票房34亿，已位列中国影史票房排行榜第3位。三年前翻过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系列，现在我仍然认为，如果他的文笔再好一点，小说会更有趣和易读。
从1818年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创作的长篇小说《弗兰肯斯坦》（又译《科学怪人》）面世以来，就围绕这部小说究竟算不算“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存在争论，因为有人认为这部小说还不具备科幻小说基本的科学精神，只是把科学当成了另一种魔法。不过我觉得现在这个争论应该结束了——科幻小说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它赋予了“幻想”依靠科技在未来得以实现的极大可能，甚至有些“科学幻想”在多年以后，的确在科学上成为了现实——
2018年11月26日，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诞生。
基因编辑婴儿——人造人的出现，在200年前玛丽·雪莱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科学家弗兰肯斯坦用尸体拼凑起来并赋予了他生命的怪人“亚当”就已是在“用幻想的形式，表现人类在未来世界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和科学技术远景，其内容交织着科学事实和预见、想象。”
《弗兰肯斯坦》这部世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自1818年面世以来，已经被翻译成100多种语言。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舞台剧和电影多达几十个版本，它还为英语添加了一个新的单词Frankenstein，一个最终毁了它的创造者的东西。
今天降温，-1℃，下午还打雷下雨。哪也没去，在家看《弗兰肯斯坦》，一天翻完。
关于贵州，如果在这个书店都找不到你想要的书，那就不用去其他书店找了。因为这个书店，是目前贵州最全的有关贵州的书的书店，也是我最喜欢的书店。昨天晚饭时我对侄儿洪说。
这家书店，就是“五之堂书店”团队与贵州龙企业集团合作，在贵阳的卫星城新添寨CBD——“里外里”商业街比之前五之堂书店“面积大三分之二”，2月19日元宵节试营业，28日正式开业的新书店。
不管当事人愿不愿意，一个人都会有学名和小名。我初中班上有个男同学就因为他“王华”的姓名让人感觉太雅，于是整整三年他都相信自己就是大家嘴里的“王二狗”。书店也一样。新书店的学名是“贵州龙二十四书香书店”，不过就连书店老板和店长在微信朋友圈和公众号里也只说“二十四书香书店”，就像读者买书时通常不会给店员说：“请给我一本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复活》”，而只是问托尔斯泰的《复活》在几楼的哪个书架。
在二十四书香书店到来前，我新添寨有两家书店，一家是席殊书屋，一家是新华书店。两家书店相距不过百米，都在主干道上。席殊书屋主打教辅。新华书店到了这里就成了农家书屋，窗不明几不净，灯光昏暗，玻璃大门几年没擦都脏成了毛玻璃，只有门把手还保持着光泽，还每个月最后一周准时来“大姨妈”——关门盘点。所以，二十四书香书店，是我新添寨第一家真正的书店，独立书店。我有一种所居住的乡村一下成为文化中心的不真实窃喜。
书店开业前的大量准备工作需要很多人手，五之堂团队人手不够，并且这是我最喜欢的书店（没有之一）。为了这心头好，自私的我一定要做点什么——就像喜欢的包子，总忍不住要多口服一枚，如果这家店不买包子了，我首先想到的是——那我怎么办？我以后去哪里吃包子？你不卖包子？那不得行！我不同意！所以书店老板秋蚂蚱说过：“做书店的人大多有病，我在书店对我的老顾客也说：买书的人也大多有病。一旦染上这种病，很难治愈。卖书的和买书的是一对病友。书店是惺惺相惜的‘病房’。没有一个纯粹的书店，我们到哪里去‘病着，且快乐着’”？
有病得治。我的病灶在书店，我就得去书店。
过去四天，我一家人每天在二十四书香书店做半天义工，负责高冬梅高姐指派的黔版书区的书籍上架整理任务。
第一天，我和女儿花卷完成了三个书架；第二天，又完成了两个书架；第三天，侄儿洪加入进来；今天是第四天，太座的加入让进度更快。从中午一点开始，到下午五点，终于基本完成任务。
惬意的我，感觉完成了几艰巨的一项“世纪工程”，这一个“单元”就有超过十个书架的书籍归类整理和上架工作量啊！然而，这样的书籍分类单元在二十四书香书店，目测有几十个。
秋蚂蚱说过：“读书，使我们从现实中抽离而发现自我。”我在书柜前没有“从现实中抽离”的灵魂出窍，摸着昨晚剃的光头安慰渺小的自己说：天分好，要读书；天分不好，更要读书。书这辈子是看不完的。人生很短，想看的书看看，一辈子过完。
秋蚂蚱还说过：“书店里有什么样的书，就会迎来什么样的人。”以后的每个周末进城，太座去买菜，我和花卷在书店做半天义工，还可以抢先参加店里的活动。我每年在网上买书的预算也可以直接在二十四书香书店消化掉了。一群你不喜欢的人，一定开不出一家你喜欢的书店。我那么喜欢这家书店，像我这样的人……实在为这家书店担忧。
关于二十四书香书店
咨询电话：18984593890
微信公众号：二十四书香书店
详细地址：乌当区新天大道北段99号新天卫城“里外里”商业街内
书店2020年12月已迁至贵阳市六广门，并更名为“也闲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