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让理查德·普雷斯顿的《血疫：埃博拉的故事》（THE HOT ZONE）在中国大陆的销量不错。我的这本是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文纪实”系列之一，平装，二〇一六年三月一版，二〇二〇年二月的第十二印，十五万八千字，二百九十页，总印数十二万九千册。现在每年出版的书，百分之九十，或许还要更多，印量都达不到九千册。

这是一本可怕的书。冷静、真实的纪实文学，在它作为枕边书的两个晚上，我都做了被致命病毒感染的噩梦。从梦中惊醒，在床上做起来，打开灯，一次凌晨三点半，一次凌晨四点，长舒一口气，摸摸自己的脸，心里想：还好只是做梦。除了纪实，这本书也对我也是一次病毒和病毒传播的科普——
“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可在二十四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航空线路连接了全世界的城市，构成网络。病毒进入网络后，一日之间就能进入飞机抵达的任何城市，巴黎、东京、纽约、洛杉矶。”其实，不只是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而是任何地点的任何病毒。

“有些病毒学家将病毒列为‘生命体’，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病毒不能算是‘活着’。病毒非生非死，它的‘活着’很难定义；病毒存在于生命与非生命的边界……病毒在繁殖时看起来时活着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它们又显然时死的——只是机器而已，小归小，但完全是机械式的，不比手提钻更有生机。病毒是分子大小的鲨鱼，是没有思想的行动。”

“假如一种病毒与呼吸系统密切相关，那么你想控制它就非常困难了。”例如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起一直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病毒，疫情实时大数据显示，新冠病毒致死率2.2%，截止今日累计已有一亿一千多万人感染，杀死超过两百四十万人，平均每天杀死五千七百多人。而埃博拉病毒的致死率是90%，“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就像是人命的黑板擦。”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上学的时候，教室墙上挂着庄子的这句话。与之对应的另一面墙上挂着韩愈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以勉励大家好好学习，努力读书，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是庄子的那句话，老师没说出下半句，以至于我被这半句名言蒙蔽了很多年。下半句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下个学期，中学部的课不用我上，小学四、五年级阅读、写作课的自选教材，要明天才按年前的下单顺序开始发货，路上还得再耽搁几天。学校的“寒假作业”要求教职工阅读的三本书也读了，这几天就成了一个“空窗期”，正好用来随意挥霍。英文学不好，总给自己一些诸如没有语言环境、记忆力差、工作忙没时间等等不是不可抗力的不可抗力因素，那就学中文。中文学什么？《论语》还背不得，这是最无用的闲书，再读一遍也无妨。

之所以说《论语》无用，是因为它在当下没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功利性。知道，背得，也不能直接应对和解决生活、工作中的问题——两夫妻吵架不会因为谁背得《论语》谁就有理，一位背得《论语》的企业主也不见得就能将企业经营得好，它甚至不能教一个小孩子怎么使用扫帚把地扫干净；不知道，背不得，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知道就不知道了，也不会影响升职加薪。总之就是知道也不会睿智，不知道也不会愚蠢。

《论语》在我书架上，有中华书局的两个版本，选哪一个版本来读，要比较一下。

一个版本是中华书局橘色硬面精装“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之一，陈晓芬、徐儒宗译注的《论语·大学·中庸》。这个版本章节的划分依据的是中华书局一九八〇年版的杨伯峻《论语译注》，二十万字，三百六十页，定价二十六元。这个版本最大的问题就是译、注都太过简略，古音字词也没有注音，就像考试给你个标准答案一样直接和“没道理”，参考价值不大。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中国古典译注丛书”之一种，一版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前者章节划分依据的是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第二版，我这本是二〇〇九年十月第三版，二〇一四年五月第三十四印。杨伯峻（一九〇九—一九九二）是著名语言学家，也曾为中华书局编辑，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以及古籍的整理和译注方面。在这本书“例言”中，“本书虽然不纠缠于考证，但一切结论都是从细致深入得考证中提炼出来的。其中绝大多数为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间有著者个人千虑之一得。结论固很简单，得来却不容易。”道出一个做学问者严谨而谦卑的治学态度。这个版本不论译、注还是音义都非常详尽，并且当中还有历代各版本的比较，虽同样也是定价二十六元，但仅《论语》一部的译注就三百〇八页二十二万一千字，比前者《论语》《大学》《中庸》三部合在一起还要多。所以，闲读书，读闲书，就选了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如果说这个版本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既然是正体（繁体）字版本了，那就竖排最好。

徐贲的《经典之外的阅读》《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对泛政治只有普通兴趣的我这三碗“硬菜”口服下来，实在是有一点“消化不良”，需要一点舒缓清淡的调剂一下才行。就像我家的年夜饭，回锅肉、夹沙肉和盐菜肉（梅菜扣肉）三大碗上桌，后面就有一盆肉圆粉丝白菜汤，菜多肉圆少，清淡不寡淡。

闲看《清稗类钞》“时令类”数条，翻出一个已三百八十四岁的“新”传统的源流。

“太宗用大统法以推时宪”条，“崇德丁丑十月朔，太宗以汉文历书颁行满洲、蒙古，初用大统法也。大统法创于明，即元之授时，本西域扎玛里鼎所撰，而郭守敬等参改者也。”“太宗”即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崇德丁丑”是皇太极崇德二年，明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年。

“世祖颁新法时宪书”条，“顺治甲申七月，礼部言钦天监改用新法，推注已成，请易名颁行。”汤若望在说明了新历法与大统历、回回历相比更为精确后，也“请刊列时宪书。”世祖从之，颁行。

明末，徐光启主持编修新历法，结合西方天文知识编成《崇祯历书》，但未及正式颁行明朝就亡了。顺治甲申年，参与编修《崇祯历书》，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七年，历经明、清两朝，继利玛窦之后最重要的来华耶稣会士之一的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将之删改并改名为《西洋历法新书》进呈清世祖，睿亲王多尔衮定名为“时宪”，予以颁行。这次颁行新历法，是中国历法史上第五次亦是最后一次大改革。我们现在所用的中国传统历法农历（阴历）就是时宪历。

时宪历颁行的“顺治甲申”为大顺永昌元年、明崇祯十七年和清顺治元年的一六四四年。顺治是清朝的第三位、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即位的年号。李自成攻陷北京、三十三岁的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景山、清兵入关，都发生在这一年。这一年，顺治帝六岁。

“世祖圣祖命以西法推时宪”条，“康熙初，习大统、回回法者咸抵排之。”但顺治帝的第三子——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仍然沿用时宪历，因为“博访廷臣，屡命会同测验，惟西法所推一一符合。”

“圣祖授时废西洋新法”条，“康熙乙巳三月，徽州府新安卫官生杨光先进《摘谬论》、《选择议》各一篇，言汤若望新法十谬及选择不用正五行之误，下议政王大臣等集议。将汤若望及所属各员罢黜治罪，于是废西洋新法，用大统旧法。” 康熙乙巳是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年。新法颁行二十一年，“官二代”书生（官生即以官荫而得入国子监读书者）杨光先指出了汤若望修订的新历法的十处错误或不当之处，于是汤若望一众人等就被去官治罪，西洋新法也被废除，重新用回皇太极所推行的大统历。

“圣祖授时改回回法”条，“康熙戊申八月，圣祖以旧法不密，用回回法。”戊申年是康熙七年，即一六六八年。这一年，康熙帝因为大统历不够准确，而又重用回回历，即伊斯兰国家和世界穆斯林通用的宗教历法。该历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的一二六七年传入中国。至元十七年，元朝政府颁行的郭守敬“授时历”及明代在全国实行的“大统历”，均参考了该历。

“圣祖仍用西法以推时”条，“己西正月丁酉，是日立春。南怀仁预推午正太阳，六仪并测，一一符合”。“康熙己酉三月，复用西洋新法。”康熙己酉年是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和汤若望一样，都是来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他参与了汤若望的修订历法工作，后掌钦天监，制造天文仪器，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皇太极崇德二年的一六三七年颁行大统历，到康熙八年的一六六九年，三十二年里，国人的历法先后经历了大统历——西洋新历——回回历——大统历——西洋新历的五次调整，最终西洋新历成为“中国传统历法”一直沿用至今。

今天正月初四，在明末清初，历法“因时应变”，岁末年初过着过着就不一样了。那时什么时候过年，得看怎么个算法。现在什么时候是岁末新年的“传统”，在三百八十四年前，也是一个东西方智慧结合的新东西。儒释道打救不了当下，全盘西化也不是个办法。所谓的“创新”，不是把“旧”全盘的推翻、砸烂，辟出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新”；所谓的“传统”，也并不是一成不变、墨守成规，而是不断在传承中反省、调适和创新。知来处，才能知去处，否则“创新”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书架上还有一本徐贲的《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什么时候抽下来读，就又看书缘了。

今天是所谓的“情人节”，晴。下午太座和她姐姐，还有我表妹带娃在小区花园里晒太阳，遇到一个人在家过年的邻居，于是一起遛娃聊天。晚饭时，邀请下午遇到的邻居过来吃饭。饭后聊起小孩子的阅读，她问女儿的阅读习惯是怎么养成的，平时都读什么书等。说她家里也有书房，只是不知道该给孩子买什么书。我说多买些各种类型的书，让她根据兴趣自由阅读就好。“在你家装修得那么好的环境里读书，那才是真的享受。”我说。

与她家楼上楼下的装修相比，我家简直是寒碜。尤其是她家那红木书柜，在我看来上面就应该放满线装古籍才对。不过这样的情形在我家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我大概率会把买这些气派家具的钱用来买书，把琢磨怎么赚钱和赚钱的时间用来读书，最后家里还是会像现在这般寒碜。所以都是注定了的。买书穷三代，读书毁一生。

徐贲的书，读到第三本，《经典之外的阅读》。这一本是谈读书，由十六篇读书随笔结集而成。阅读是一件极个人和个性的事，所以关于这本书，没有什么高低好坏可评价，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读后感。倒是有段话对作为图书管理员的我来说印象深刻——图书馆不只是藏书的地方，更是阅读的地方，不被人阅读的书是与思考和判断无关的死物收藏。思考和判断的阅读是人的生命的行为，不是无根之木或无源之水。美国图书馆学教授兰克斯说，“糟糕的图书馆增加收藏，好的图书馆提供服务，优秀的图书馆建设社群。”具有公共意义的阅读应该与他人一起积极探寻那些对人类有共同意义的问题。

除夕夜枕边书，读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零点时的鞭炮声，一浪高过一浪，正好读到这段，仿佛深陷战场——

许多机枪的发射汇合成一声低沉的轰鸣，随后又分裂成一簇簇各自散开的爆炸声。机枪那单调的齐射声发出嘎嘎的响声。在我们头顶上，那空气里也充满着看不见的追逐、咆哮、呼吼和嘶啸。那都是较小的炮弹，而夹杂在它们中间，像管风琴一样彻夜奏明着的，还有那些大口径的重炮，它们的炮弹落在离我们后面很远。它们从远处发出一种粗哑的声音，仿佛发情的牡鹿，高高地越过那些小炮弹的号叫和啸响。小炮弹的声音让我想起了成群的野鹅。

太座给二娃喂奶时，从沙发靠垫后面抽出一本“读库”，翻开至夹了书签的地方继续读。女儿已经读完“哈利·波特”系列的前四本共一百多万字，蜷在沙发一角在读第五本《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我读完第二遍徐贲的《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在整理旁批、眉批和重读一些划了线的关键句子和段落。客厅里，伴随二娃吃奶、翻书、写字、敲键盘声音的，就只有小田和正的歌声。

上个月，我和女儿把客厅布置成了第二个书房，一面墙的书架上，是近一千本从我的书房和女儿房间的书架上搬来的书。我觉得，不能因为女儿才四年级就只给她对应程度的书，应该让书架上可供阅读的文本要有足够的多样性。因为一个人不可能知道他不知道的，了解他不了解的，阅读文本的多样性不但可以尽可能摆脱某一本、某一类书籍和思想的局限，还能够“从多样性的阅读经验得出对一些常见‘人文问题’的普遍概念（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人为何受苦、人死后会如何、人为何会对某些事情感到惊诧和敬畏），这是一种必须由每个人自己来归纳、总结的思考，也需要结合个人的人生观察和体会，在尽可能广泛的知识范围内，多角度的反思。”（P.25）“尤其是在知识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得的互联网时代，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P.8）因此客厅书房书架上的书除了漫画、戏剧、历史、小说，还有宗教经典、哲学对话、诗歌以及科学等种类的图书。但女儿最喜欢的书不是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亨利·哈格德的《所罗门王的宝藏》、马克·吐温的《王子与贫儿》、“网格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或精装珍藏版《科学的旅程》，而是一本我从旧书店淘回来的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五月一版一印《常用成语故事选》。她几乎每天都会抽出这本正体（繁体）字的书随便翻看两页又插回去，“我喜欢这种书，翻起来好像字都是活的，在动，这种已经变黄的书页让我感觉很舒服，家里有这些‘古老’的书真的很幸福。”她说。或许这就是人文知识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根本特征之一——“绝对新的人文知识是几乎不存在的。人文学科不能不，也必须不断地回到那些古人已经在讨论的基本人文问题上来：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理性和信仰？”（P.406）

现在，我们的客厅书房书架上，书的种类和数量依然每周都在增加。明天（年三十）新增的将是两本地图册，一本中国的，一本世界的，这也是给女儿的新年礼物。大前天晚上，女儿给我们看了她的梦想笔记本。在她的梦想计划里，要先去甘肃莫高窟、浙江杭州钱塘江、安徽黄山、四川九寨沟和黑龙江哈尔滨旅行，然后去美国、英国学习，目标是要成为一名“游戏家”。她在每天的“王者荣耀”时间后，要制定旅行计划和预算，需要最新版本的地图。虽然这些地图在互联网上就能看到，但她仍然想拥有纸质版的“真正的地图”。我们还讨论了如何像博多·舍费尔的《小狗钱钱》里12岁女孩吉娅那样去赚钱和理财，早日实现梦想。现在女儿已用学到的语文、数学、自然科学、艺术等学科的知识，为还不到五个月大的弟弟创作了三本毛边小绘本和一本立体书。陪伴女儿的这个过程，给我下个学期四、五年级阅读和写作课程的教学，提供了一些可能有用的方法。

在我看来，幸福学堂的阅读和写作课，其实就是人文教育，就是如施特劳斯所说的：“人文教育是一种读写教育，一种用文字和通过文字的教育。”（P.208）“人文教育以阅读和讨论为本，目的是培养人的思考、提问、讨论、表述的能力——这些是包含在‘阅读’的知识范围之内，而不是外在于阅读的。所以可以说，人文教育是一门离不开‘阅读能力’的课程。”（P.23）但这门课并没有像语文、数学、社会科学那样的“国家标准”教材，课标的要求也很宽泛，我在为人文教育选择课本时，“一个重要的考量便是让学生们能在最大程度上将阅读与他们自己的生活世界进行联系，而这种联系最重要的枢纽便是人类普遍面临的伦理和价值问题。”（P.96）于是我将从纽伯瑞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中，选出十二部，和学生一起完成阅读、理解、分析、仿写和创作。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由美国图书馆儿童服务学会创设于一九二二年，每年颁发一次，以奖励上一年度出版的世界范围内的英语儿童文学优秀作品。这些获奖作品题材涵盖了自然、亲情、友情、探险，甚至战争，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门课对阅读文本多样性的要求。

“美国19世纪废奴运动领袖、人道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曾说过，‘你一旦开始阅读，也就会永远自由。’”（P.128）“没有思想的自由便不可能有自由的学术，也不可能有自由的教育，而人文教育则尤其离不开自由。”（P.388）“这世界上有不同的奴役，也有不同的自由，但是，借助独立思考和判断的阅读来摆脱奴役的路却是一样的。精神自由、意识自由、思想自由的道路都可以由这样的阅读来开启，作为自由教育的人文教育，它的经典阅读要起的正是与此类似的作用。”（P.128）

“人文教育的全部活动，至少是最主要的活动乃是把价值问题重新置于知识学习的中心位置，并以此使得知识有可能转化为一种虽不一定是智慧，但却随时都在亲近智慧和摆脱愚蠢的智识。”（P.14）“知识不等于智识，这并非在互联网时代才如此，但却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加突出。”（P.9）

“智慧的对立面是愚蠢，知识的对立面是无知。学习知识可以改变无知，但却不一定能改变智慧。人文的智识学习目标之一便是识别知识与智慧，并通过这种识别，尽量对愚蠢保持警惕，尤其是在碰到知识或权威人士的愚蠢时。”（P.11）因此，“互联网时代的人们最需要学习的是有积极价值导向和批判问题意识的思考能力，而不仅仅是获取被叫做‘客观知识’，其实不过是唾手可及的现成信息。以培养这种能力为宗旨的人文教育因此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专业教育可以让人知道‘是什么’和‘怎么做’，而人文教育则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和‘为什么’。唯有此，学习才能从‘求知识’提升到更有意义和更高一层的‘求智识’。”（P.7）人文教育也才有可能达成根本目标——“人的心智的解放和成长。”（P.3）

我收回昨天对谢志曈译的杰弗里·瓦夫罗《历史：地图上的世界简史》这本书的评价。

截止今天，豆瓣上这本书有88人读过，50人在读，给出评分的有105人，综合评分6.3分。考虑到读过这本书的88人中，像我一样认真读过的应该不会超过8人；给出评分的105人中，刷书评的“书托”至少有10人（给出满分并且短评、书评满是溢美之词的新注册用户尤其可疑），这本书目前的评分还是高了，预计最终会在4.5上下。

这本书在翻译上一塌糊涂，甚至校对也大面积翻车，大量的翻译语句不通和重复啰嗦让我怀疑翻译者“谢志曈”其实只是理工大学出版社找的某个“机翻”者的假名。

早上七点，我从昨天读到的第一百零八页“伯罗奔尼撒战争”继续开始时，之前的错误率和让人莫名其妙的话出现的频率还勉强能够忍受。“一百万字，出错率稍微多一点点也还是能忍受吧？！”我在心里安慰自己。还在最后的环衬页写：“满分五星，给这本书三星的综合评分。给作者驾驭这宏大题材的能力一星；给地图、图片的印刷质量一星；给装帧设计一星；翻译不佳，扣一星；校对还可以再仔细点，扣一星。”

往后又读了几十页，错误越来越多，我又在环衬页写了：“这么好的书，为什么不选一位能与之匹配的翻译者？责任编辑有通读过这本书吗？没有吧？！”

最后读到二百六十九页，我放弃这本书了。在环衬页写：“读不下去了。错误、漏字、语句不通、译文莫名其妙至少超过两百处。这是一本不折不扣的”绣花枕头”书，精美的装帧里是一团糟的译文。综合评分最多也就一星半，一星给印刷、装帧，半星给可能还不错的原著。”

抄列出以下几句书中原句，以证这本书译文的糟糕：

《旧约全书》的描述使犹太地区反抗巴比伦统治，及他们的人民和耶路撒冷地区的遭遇，远比其他故事更为人所知。（P.93）

公元前539年，居鲁士远征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巴比伦城，并攻占了巴比伦城。（P.98）

波斯军队由步兵、战车和骑兵组成，统领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其军队成员复杂构成。（P.99）

罗马开始从一个危机滑向另一个危机，甚至面临奴隶起义重大的挑战。（P.139）

410年，罗马被第一次浩劫。（P.160）

441年—453年，匈人军队在阿提拉的率领下袭击西罗马，后来在哥特人的帮助下被埃提乌斯击退。（P.165）

在基督教的影响下，罗马世界政治上发生变化。（P.190）

尽管佛教摒弃了《吠陀经》的权威，但后来从吠陀文献中借用了业报和与轮回的双重思想。（P.196）

来自各地的异域珍奇纷纷涌入杭州市场，为皇宫和政府各部门提供商品及服务的交易超过100宗。（P.243）

用以支撑丹麦国力的，是筑有防御工事的各种贸易的经济活动，诸如日德兰半岛东南端的海泽比和西海岸的里伯。（P.258）

图卢兹的雷蒙德四世接受教皇乌尔班二世的祝福。他第一批响应教皇乌尔班夺回耶路撒冷号召的人之一。（P.269）

还有“公元378年，哥特人暴乱，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战胜罗马军团，但于383年被制服。”这样“公元XX年”和“XX年”时隐时现的不统一或被“弄丢”的“公元”不下一百处。

根据2019年3月1日起施行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差错率超过1/10000的图书，其编校质量属不合格。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图书，差错率在1/10000以上5/10000以下的，出版单位必须全部收回，改正重印后可以继续发行；差错率在5/10000以上的，出版单位必须全部收回。这本书的差错率，绝对是编校质量不合格的，但现在还在各种公众号上投放软文，我就是在某公众号上读到软文入手的。定价二百九十八元，以不到定价五折的一百三十九元购入，现在我觉得它应该只值十八元——称重的价格。

上周三去医院复查肝肾功能，检查结果一切正常。顺路去城中村里的索骥书屋淘书，淘得旧书三种。

《且介亭杂文末编》《中国小说史略》，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浮雕版（白色封面印鲁迅浮雕像）《鲁迅全集》二十四种中两种。，几无翻阅过的痕迹，有霉点，八五品自然旧。回到家盖章插架，看到架上《且介亭杂文末编》已有，买重了。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买的书来不及读，往往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共辑录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本、乾隆己卯冬月脂砚斋四阅评本、乾隆庚辰秋脂砚斋四阅评本、乾隆甲辰菊月梦觉主人序本、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序本五个本子的评语。中华书局一九六零年二月新一版，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印，印数三千一百册，正体（繁体）竖排，四十一万两千字，五百四十一页。上下书脊破损，扉页有“贵阳市文化局图书资料”繁体红色方章一枚。内页是一种少见的轻软有如布匹细密经纬线暗纹的纸张，因年代久远发黄，捧在手中翻阅，手感非常舒适。可惜时间不够用，每天没有几个小时拿来读书。多好的书，不读好可惜。

有微信订阅号促销杰弗里·瓦夫罗《历史：地图上的世界简史》，似乎还不错，以不到定价五折的一百三十九元购入。上周收到，拆封顿感物超所值。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二〇二〇年九月一版，二〇二一年三月七印，是的，在二月买到三月印的书。一百万字，超过二百四十张清晰地图，一千多张高清图片，九百一十五页，近七厘米厚，手握一册的厚重感，感觉这才是历史书应该有的感觉。随书还赠送了听书卡，扫描二维码即可用手机随时收听，正好作为女儿的睡前故事。一周下来，断断续续读了九分之一，在这么有限的篇幅里要讲清楚从宇宙之初到现在的历史，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不但要有扎实的历史基础，更要有深厚的文字功底才不至于让人一读就弃。译者谢志曈显然在这两方面都功力不够，也可能理工大学出版社的“理工”文风，于是文本整体缺乏人文的温度和柔软度，偶尔还有较明显的“硬翻”甚至像是“机翻”的词不达意，语句不通。虽然这本书目前在豆瓣的综合评分为六点三，但它仍然是一本比大多数历史书有趣、好看的历史书——我相信问题出在翻译，而不是原著上。如果是一位更有人文内涵的译者，这本书豆瓣评分应该能到八分以上。

早上六点起床，洗漱、早餐，读书。读完徐贲的《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最后两章。在书最末的三百二十七页“后记”半页空白处题跋：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二月五日，十天看完这本书。没什么大道理，都是些朴实的话，通常的道理。然而，越重要的越简单也就越不简单。今年读完徐贲的书？十几本如果读完，今年我的阅读就是“徐贲年”。

二〇二一年，我有图文记录的连续不间断独立博客（Blog）已进入第十七年。博客日志的阅读量从开始只有自己写自己读的个位数到超过两千七百万，用了三年的时间。然后脱离对公共事件的参与和评论，隐为半私人的记录至今。今天读完《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才发现我一直在进行的其实是一种“业余而独立的写作”。这种写作方式，在我自身没有意识到的状态下，培育了我公共对话的能力和独立精神（或者是我认为的独立精神）。

“我们知道，媒体将最大的篇幅和时间以及最大的荣耀给了最少的人，甚至吹牛撒谎的人依旧层出不穷风起云涌并大行其道被炮制成神话。我的日常记录，只试图将历史还原于个体，并把个体展开于日常生活，从而把不可复现的历史记忆和宏大逻辑深植于日常生活和生命经验之中；那些被忽略的，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的人们，在重重阴影中他们的日常活动远较个别的、传奇的历史事件更具本质意义，正是他（我）们从过去塑造了现在。那些发生于前台，被历史剧的灯光照亮的引人注目的人和事，不过是漂浮在时间河流水面上的泡沫。”当年这段我开设博客的“独白”，和那些每天敲下的随笔（日志），似乎已具有了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所说的“书面形式的公共话语”的意味，并为我博得了小小的声名。现在回头看这十几年的随笔，十分日常琐碎，但还幸基本算是语句通顺。我们都知道“不管专业知识多么高深，多么有创见，说理表述所需要的基本逻辑、语言要求仍然是绕不过去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基本的文通字顺和可靠逻辑，再了不起的思想也没有说服别人的手段和力量。”（P.6）

威廉·赫兹里特说，随笔“把思想的才能与资源运用于人的事务，这种写作虽然不属于艺术、科学或职业，却属于作者的认知范围，贴近人的事务和关怀。”以人的事务为题材，这是一种人文的写作，一种非专业的，独立于科学、哲学或宗教的写作，“在道德与方法上正如实验之于自然哲学，与教条的方法正好相反”。这样一种可以称之为“业余”的写作，它强调的是写作者个人的看法和认知，个人的独立观点。它拒绝接受任何宗教或政治教义的束缚，它让写作者自己的声音成为自己的声音，这种业余而独立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要鼓励的。（P.201）而独立、平等和自由的表达，正是我所认识的如今已所剩不多的独立博客（Blogger）们所信奉的“独立博客精神”。

任何行业或手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都（应该）有一位创始者，即中国俗话的“祖师爷”，例如鲁班被视为土木建筑和戏班的祖师，黄道婆被认为是中国纺织业的祖师。博客这种随笔的写作形式，祖师或许就是法国作家蒙田。

“随笔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种写作形式，这个传统具有人文意义，帮助形成了与今天人文素质教育有联系的写作形式。随笔是一种体现主体意识的个人写作，它无需遵守任何宗教、政治的教义和教条，写作者可以自由陈述自己独立见解和看法。它平等地对待读者，是写作者在“试着”说服他人，坦诚、平和、真实、理性，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自由谈”。蒙田是第一个称自己的写作为“随笔”的，他说自己是在尝试着把真实的想法以合适和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作为人文教育的一部分，随笔培养的是仔细阅读、思考、分析和理性说理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人文教育的写作不把写作只当作一种私人的文字，而是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所说的“书面形式的公共话语”。这也就是说，写下来的文字是给别人阅读的，作者有责任清晰而有理地的表达自己的看法。（P.182）

当然，中国过去的人们也有类似的写作，如明人陈继儒的《小窗幽记》，清人沈复的《浮生六记》等。但我认为这些随笔大多囿于个人私空间里小趣味的“私写作”，缺乏了“公共对话”的功能——“公共说理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生活中，长期遭到忽视。我们的写作教学，主要以某种空洞的抒情为其特色，而在说理方面，则明显训练不足。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其中最优秀的学生，亦主要擅长‘私语’写作。”徐贲的书，正是弥补此一缺陷的极佳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