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遥远的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人们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些世纪，并像我们现在研究埃及历代王朝那样把它缩短来看时，他们很可能把最近这400年描述为哥伦布时代，并且说这个时代1900年以后很快就结束了……从现在开始，即在哥伦布以后的时代，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与封闭的政治制度打交道，而且这将仍然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每一种社会力量的爆发，不会在周围的某个不为人知的空间和野蛮的混乱中消失，而是在地球遥远的一边引起强烈的反响，其后果是世界上政治和经济有机体中的薄弱成分，将被震得粉碎……因此，在我看来，在当前的十年中我们是第一次处于这种地位，即试图以某种程度的完整性来阐明较广的地理概括和较广的历史概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第一次能够了解整个世界舞台上各种特征和事件的一些真正的比例，并且可以寻求一种至少能表明世界历史中某些地理原因的公式。”

《历史的地理枢纽》收英国近代地理学鼻祖哈·麦金德的《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历史的地理枢纽》两篇论文。两篇文章都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前者于1887年1月宣读，随即把英国的地理教学推到一个新阶段，并奠定今日英国地理学的思想基础——1899年，牛津大学创立了英国大学的第一个地理系，哈·麦金德任第一任系主任；后者是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奠基之作，哈·麦金德也因此被视为第一个以全球战略观念来分析世界政治力量的人。

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罗伯特·唐斯将《历史的地理枢纽》与达尔文《物种起源》、马尔萨斯《人口论》、爱因斯坦《相对论》、托马斯·潘恩《常识》等十五种书并列为“改变世界历史的16本书”。

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历史地理”之一种，2010年10月1版，2021年6月9印。总阅读量第1598本。如果是由地理学者来翻译，应该会更顺畅、准确和通俗易懂。

“2004年12月22日夜，深圳市宝安区公明镇马田村的闹市砍手抢劫案爆发——打工者余富兵被19名手持砍刀的年轻劫匪抢劫，手被抢劫者当街砍落。当时他只急着去追被抢的提包，追了一阵后，才发觉手被砍落于地。此后不久，广州市天河区又在大白天发生一宗类似的抢劫案，女工何爱华的挎包被砍，手也被当街砍落，包中其实只有20元钱。后来警方破案，得知广州砍手劫案两名案犯均来自广西钦州农村，深圳的砍手者也来自广西农村——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这是珠三角地区社会治安声名最狼藉的时期。”那天清晨，我送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太座去厂里上班。我们走在深圳宝安的人行道上，突然一辆摩托车从她身边擦过，手里的包瞬间被抢走，我们俩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呆立当地，看摩托车载着戴着头盔的两人呼啸远去才想起自己被抢劫了。其实包里只有一部旧手机和十几块乘公交的零钱。所幸，他们不是砍手党，也或许那天的天气不错，他们的心情也还不错，没有拔刀。20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依旧惊心。此后多年，只要一听见摩托车声，我都会条件反射转身，抱紧随身的包。

这种骑摩托车的飞车抢夺，一人专注驾车，车技娴熟，来时悄然，去时迅猛；后座一人专负责抢夺，眼准手狠。人不能不出门。路上女子害怕被飞车抢夺，常将包斜跨，但也不能避免。曾亲见女子被劫匪抓住挎包，脱身不及被拉拽于地拖行十数米。广东天热，短袖短裤，血肉模糊。

那几年，除了飞车抢夺，女子们脖子上的项链和耳垂上的耳环，也常常被人从身后一把拽去，脖子被划破，耳垂被撕裂，手段极其残忍。“马文清没有工作时，就睡网吧、睡公园，有时一天只吃一个馒头。他们中另有一个孩子在失去工作的那几个月去抢夺过项链。我问他‘你那么瘦小，你跑得快吗，你有胆吗，你没有道德负疚感吗？’他答，‘等你肚子像我一样饿时，就不会这样想这么多问题了。’”我曾为了保住身上最后的400元钱，在107国道黄田段旁与三名劫匪搏斗。在此之前，我有两年把跆拳道当做像现在有的人跑步、跳操一样的每天运动。也许是心虚导致力弱，竟然被我打倒了两名劫匪，第三人气急败坏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把跳刀时，鸣着笛远远而来的巡逻警车让三人落荒而逃。我从来都记不起来他们那天穿的什么衣服，长的什么模样，但到现在还记得那把刀的样子。要不是路过的黑摩的司机报的警，我可能已经被捅死抛尸在路边水沟里20年了。

那时，城市以一天可以盖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傲娇且自顾自高速发展，极少考虑身处其中又无法融入的人群。各派出所下辖的治安队对外来打工者的欺压，比“黑社会”更甚。我曾多次遭遇治安队查暂住证，就像小鸡崽突遇劫道大灰狼，被抓进派出所，和许多人挤在墙角满是尿渍，狭小又臭又潮湿的铁皮屋里被蚊虫叮咬一夜，在被送往樟木头拔草前，自己花50元人民币把自己赎出来。“他在城市已生活五年，但又觉得城市离他太远，‘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有次，站在华强北人行天桥上，桥下车如水过，身边人流熙攘，夕阳照在高楼的玻璃外墙上金碧辉煌，我手里汗汲汲攥着十几元钱，心里盘算，乘公交回到百川汇海般聚拢了来自全国各地妙龄发廊妹的城中村出租屋后，剩余的钱还够不够吃两个“翠竹亭”的包子当晚饭。我现在每当看到那些恢宏的城市宣传片，都会想一个问题：一个伟大的城市应该是怎样的？

“阿海自认为是个勤勉的人。曾经在2002年、2003年跟着哥哥在汕头打工，那时他16岁，每天要工作12小时，1000元/月的工资，管5部机器，身体瘦得像根竹竿……阿海计划要为以后攒钱，不管为了养老还是孩子的教育。但他和父亲的感觉是一样的，辛劳一年，很难攒下什么。这样的生存常常使阿海怀疑其中的价值，‘过得这么苦到底为什么？’”那时的我，每天翻开砖头一样厚的黄页，用小灵通给客户打电话，我相信只要把上面的电话全部打一遍，就一定可以接到订单。不断拨打电话，不断陌生拜访，不断被拒绝，再拜访、再被拒绝、再拜访……就像一只在夏天明媚阳光里，全副武装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疯狂撞击窗玻璃的雄蝇，以为眼前的一切美好触手可及，却不知道其实永远无法企及。在38℃的夏天烈日下，为了省下公交钱，我步行穿梭在各个工业区，地面温度超过70℃，脚下107国道上铺的柏油在暴晒下变得黏鞋而富有弹性，时常有闻到自己被烤焦的错觉。记得那时创刊没多久的《晶报》，曾让记者测试在这样的路面上“煎”熟一个荷包蛋需要几分钟。

“去享有一个城里人那样的尊严，包括最基本的8小时工作制，曾是阿星这样新生代打工者渴望多年，而始终没有实现的梦想。在我与他在狱中告别时，还要服刑十几年的阿星自嘲‘以前我一直想找份8小时的工作，没找到，最后杀了人。没想到在监狱里，却实现了我的理想。每天只要改造8小时，余下的时间就可以看书、打球，并且还可以持续十几年。想想真是好笑。’”当时的我与阿星仅一步之遥而已。那时的我，感觉身陷这迎风扬起的辣椒面样滚滚红尘，自己随时有可能成为主角，也可能永远也成不了主角。我把自己最青春美好、风华正茂的时光给了这座城，然而夜半醒来却不知身在何方。我没有选择鱼死网破的孤注一掷，而是落荒回乡，除了马不停蹄地忧伤，一切都和当初离开时一样。后来做过自由摄影师、专栏作者、NGOer、杂志主编、农村社区工作者、农产品电商产品经理、口述历史、博物馆策展人、上市药企传播总监，教育从业者……当然这么些年里我十分偶尔也还穿下西装，而且学机灵了，把袖口的商标撕了下来，以显示自己和当年在天桥上卖小泽圆或武藤兰盗版光盘的民工具有不同品位。

我用25年的时间，做过“不计其数的工种”（太座大人语），终于过上了自己理想的生活。实现理想，当然也与吃得苦、下得烂有关，但根本在于阅读。我已经忘记自己是因为什么重新开始阅读的，只是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艺术、历史、地理、纪实、玄幻、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什么都读，但从来没有像别人说的那样有某一本书改变了人生。改变我命运的，是我读过的，和即将读到的每一本书。

乙巳年，第四个本命年，已经过了向上看全是屁股，向下看全是笑脸，左右看全是耳目，仰人鼻息看人脸色手心向上讨生活的年纪。住在没人认识的乡下，除了周末两天进城和十几位中小学生闲话些文史地和诗词文言，一周五天，或扫洒洗衣，或翻书写字，山行野吟，自适其适，“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敲这些字时，窗外雨声淅沥，檐马叮咚。如果生活是旷野，我就是旷野中的一棵树。这棵树不让猴子爬，所以长得龇牙咧嘴、舞爪张牙。

傅剑锋（文）、安海波（摄影）《“砍手党”的城乡之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13年10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97本。

《监狱琐记》是《“水浒”识小录》之后读的第二本王学泰的书，但两本书的内容和风格大为不同。

《监狱琐记》是王学泰作为“现行反革命”狱囚，于1975年3月至1978年10月，在北京K字楼看守所和北京第一监狱所见所闻的真实而荒诞的记述。兹录几段以作读后记：

“唯物主义者不信鬼、不信神、不信邪，但禁忌一点也不比古人少。江青在排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时，戏中有一个反面角色叫‘一撮毛’，是个土匪。因为绰号有个‘毛’字，江青怕观众联想到伟大领袖，改作‘野狼嚎’。禁忌范围如此之广，简直赶上阿Q了。”（P.16）

“有一次我问预审员，《宪法》中也有保护‘言论自由’的条款啊，现在《宪法》并未废止。审讯员回答‘《宪法》是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的。你是阶级敌人，当然不保护你的自由。’我说‘我本来也是人民。’他回答‘你看看你那些言论。你是人民？人民有你那样说话的吗？从言论来看你就是敌人！’这真是‘互为因果’。因为你是‘敌人’，所以不给你‘言论自由’；而‘敌人’的定义又是由‘言论’而起。”（P.41）

“那时‘四人帮’的爪牙迟群、谢静宜掌握着清华大政。让两个仅有初中文化水准的大兵去领导中国所谓的‘一流大学’也属旷古奇闻。”（P.43）

“冤假错案的严重与荒谬，使许多平民百姓蒙冤入狱。例如内蒙古地区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儿，因为‘现行反革命罪’（说反动话）被关入监狱。在监狱中小孩哭闹，看守不胜其烦，就把孩子的奶奶也抓进了监狱替他们看孩子。还有过新年写对联，因为文化低出错也被当成反革命判刑等。这些极其荒唐、特殊的案例，过三十余年而不忘，可见当时的印象之深。”（P.220）

“关于平反的场景我想过也许有一百次、一千次了，但当它真正向我走近、到来的时候，却又感到手足无措，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自己应该如何对待？不过有一点是近一两年来常常想到的，就是自己是无罪的，仅仅因为私人间几句闲话就把我关进监狱、判刑，这是一种人身迫害，它没有正义性。”（P.221）

“三年高中，学生都没闲着，投入各种名目的运动，细数起来，有十来个。例如‘社会主义教育’，‘批判个人主义’，‘双反，向党交心’，‘拔白旗，插红旗’，‘红专教育’，‘教育改革’（包括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四化’（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大炼钢铁’（把原有钢铁烧成废渣），‘超声波’（制造‘科学’神话），‘建设劳动生产基地’（盖了两个小化工厂，然后全部报废），‘社会主义大辩论’……如果都写出来，今人很难理解，甚至怀疑我们那一代人是不是精神上出了问题。”（P.282）

王学泰《监狱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1版，2025年6月9印，购于也闲书局。总阅读量第1596本。

《圣城拉萨》，斯潘塞·查普曼于1936年7月至1937年2月，作为英国使团成员之一进出西藏和在拉萨的一路见闻。

“一离开摄政王宫，我们就骑马穿过城西角去拜见司伦。他居住在离拉萨河很近的地方。当我们在这两位高级别人士的官邸之间穿行时，我们不得不吧唧作响地穿过臭气熏天的水坑，经过一堆堆粪便。乌鸦和生着疥廯的狗在粪堆上争夺着最污秽、最难以想象的腐肉和垃圾。司伦住在一所令人感到相当压抑的大庄园里，从其庄园的树冠上可以看到河上方的山坡美景。”地狱与天堂，一门之隔。

“私人佛堂（或佛龛）通常是家中最好的房间，里面有装饰着绿松石和其它珍宝的佛像，还有瓷器和景泰蓝器皿等无价之宝、金银镶嵌的青稞酒壶及刻有精美浮雕的金银玛尼轮。在西藏，宗教是第一位的，生产如此精美的艺术珍品就是为了表达这样一种信仰。”然而，从1949年开始，这样的信仰在生活中，似乎已渐渐在减退。十年前在从拉萨到日喀则的火车上，看到年轻人和中年男性戴佛珠的极少，问了其中两人，说不让戴了，也不准去寺院了。后来在扎什伦布寺，可能还因为班禅大师长年不在他的这个驻锡地，所以逛了半天，竟然没有遇到旅游团和当地人，偌大的寺院除了喇嘛，好像只有我和太座两位游客。我们在经幡下躲避炽热的阳光，听了好长时间的风，看了好长时间的云。或许那宽阔的广场只有在举办法会时才用得上。

斯潘塞·查普曼《圣城拉萨》，向红笳、凌小非译，中国藏学出版社“西藏百年风云”丛书之一种，2004年9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95本。定价16元，8.8元从“多抓鱼”淘来，八品，后环衬页钤有一枚菱形汉藏双语“西藏自治区新华书店销售章”。这本书印出来已经超过20年，距离我上一次去西藏，整好十年了。实在是想再去一次，再去就要好好逛逛拉萨的书店，好奇拉萨的书店里都会卖些什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