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致极学院在开学日前一天，公众号推送了全额奖学金学生W的文章。W在文章里回顾了在幸福学堂五年的学习和生活。“我写了豆总哦，就是文章里那个中文老师。”她在微信里说。
“那我要去多读两遍，还要转发给老婆大人看看。”我回复。一位学堂的毕业生在新学校的公众号上，怎么回顾和评价她的中文老师——
“我从学堂的老师身上学到很多能支撑我坚持的东西。我的中文老师对自己要求极高，在课程设计上，力求创新，极具个人特色。他会根据学生各自知识累积的程度和学习状态来调整课程，无论学习层次高低的学生，都不会被忽视，从这点，我可以判定他是位很负责的教师。老师总说‘我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何等的谦卑，他确实做到了以身作则。优秀的老师不仅能教授知识，还留下更珍贵的精神给他的学生，在学生时代，遇到优秀的老师很重要。”
一个城市，就是一座时光的博物馆。
这个城市时光博物馆收藏和展示的固定展品，就是整个城市的建筑，而不论是旅人过客、外来谋生者、城市居民还是城市管理者，所有的人和构成他们生活中的所有事和物，都是这个博物馆的活生生的共同组成部分。人们在这里面，互相以新奇、包容、赞赏、漠视、嫉妒、羡慕、贪婪、欺骗、虚伪、歧视……等等不同的角度和眼光在观察着对方，每个人既是观者，又是被观者，既是“展品”又是观“展”者，同时又共同组成了一个在外来者看来的“被观者”的“展品”系列。每个人的生活由此变得不再单一。他（她）的生活不仅仅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眼中的表演。私密的公开和公开的私密，在这里面犬牙交错。
随着时光的流逝，曾经生活的点点滴滴凝固在一张张照片里，成为时光的琥珀，从而在刹那以后就已成为“历史”，而其中的主体——“我们”——也从当下的“自己”剥离而成为“他者”。刹那以后，我们都在以他者的眼光看自己。刹那就已是过去，刹那就是整个人生，在生活的河流里，那些关于自己的过去转瞬间即已不再属于“自己”而成为“他们的历史”。
中学部负责人让我写几个关于阅读的贴士或建议，下个学期放进中学《学生手册》里。于是，敲了长长短短这几条。
读书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
不要轻易为了谁或某个不可具象的对象去读书。读书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如果一定要为了谁读书，那就先为自己。
一句杀人诛心的话
我有一句杀人诛心的话：普罗大众永远是一群不愿意用脑子，对复杂信息有天生抵触，拒绝学习还又渴望速成的韭菜！
短文更难写
写不了长文章，那就先从短小的来。但相对看去，短小之文，比长篇文章更不好写，因为能调度的字句不多，更求笔触精准。
自由阅读与阅读自由
如果肉身不能自由，阅读就更要自由，否则就让我想起那本书——《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然而也只有阅读的自由，才有可能拥有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也才可能发现肉身的不自由。读书，只有读到好思想，才能看见坏人间。
读不读的问题
2019年，中国出版了超过50万种100亿册图书，全世界的出版量更是一个真正的天文数字。在这个数量级上，一年里不论读没读过哪几本书，都没有什么值得炫耀或沮丧的。如果没有阅读障碍症，纯粹只是不喜欢读书，那很抱歉，你左右两个半脑的额叶、顶叶与颞叶会被减少刺激，大脑皮质层会萎缩，你将丧失评估、分析、权衡轻重与明辨信息的能力。不要试图用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模式来自我催眠，以为别的什么能力会异军突起，因为人类智慧进化的真正争议点不在于交流技巧的先进性，而在于口语、文字和网络使用的转换能力。所以，人与人除了先天生理之外最大的区别，就在谁一直在保持阅读、写作和思考。在知识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得的互联网时代，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一个不能思考的人，是无法分辨什么是独立，什么是思考和什么是独立思考的。
一位北大学生，黄昏时分，打北河沿走回沙滩。一辆汽车飞也似的从身边驶过，溅了他一裤泥水点子。心里立即充满着焰腾腾的怒火，一直到宿舍仍未有半分减弱。一走进宿舍门，他就大声地对正在埋首伏案的两位同学嚷着：“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
这晚他们都没怎么睡，几个人从贫富的悬殊谈到阶级的分化，以及国家是如何被“汽车阶级”所败坏。隔日，咒骂汽车的人把这些思考和讨论的结果写成了一篇札记，发表在北大学生自办的一个刊物上。文章里，他再次重复着那句充满怒气的话：“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
刊物名字，叫《新潮》。文章作者的名字，叫傅斯年。
“五四”是北京大学等新式高校培养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第一次现场参与国家事务，是他们与政治的初恋……用北大领袖罗家伦的话说，这次游行的目的是在“唤醒民众”，而不是发动暴力革命。
清华学校的学生离城远，没有能参加5月4日当天的行动，不过，他们很快参加到北京高校的罢课游行行列中，而且，比别的学校更激进，曹汝霖的小儿子在清华读书，立即被驱逐出校，宿舍物品打得粉碎……一位清华学生目睹游行的清华学生焚烧挡路汽车、捣毁张宗祥之子（那是他的舍友）床铺等举动中发现了“群众心理的可怕”，从而一生与激进的思想绝缘。
三十年后，写文章骂汽车的傅斯年和目睹掀翻汽车的梁实秋都到了台湾。傅斯年创办了台湾大学，一年后猝死。梁实秋在台湾师范大学当教员，平平安安地活到了八十五岁。
以上关于“五四”的内容，综合自杨早《说史记》中《五四》和《汽车》两篇。这一百多年过去了，也没有看到民众有被唤醒过的迹象。对我来说，“五四”到底只是一个知识分子曾经努力过的象征而已。“历史教科书的功能之一，就是将原本偶然的事件说成必然，原本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原本多义的事物说出本质，终于将历史变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相较于历史教科书，杨早在《说史记》的新版序言里说这本书在“事件和情节必须有史料记载”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历史想象力”，“用小说法，而以记史”。
读罢《说史记》，猜杨早的《野史记》也大概如此，就不再读了。或许《民国了》无事可以看看。都是晚清民国史，与喻血轮的《绮情楼杂记》和大华烈士（简又文）的《西北东南风》比，《说史记》胜在“历史想象力”，但弱在“小说法”。杨早写的是历史故事，没有想象力就没有故事。喻血轮写的是眼见耳闻，时代之下，其中浮沉的个体，都是传奇，这经历就是“小说法”。
书架上还有上下两册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黄濬多次向日本人传递抗日战场军事部署和蒋介石出行机密，差点使蒋死于日军之手。设局抓住黄濬及其长子黄晟和十余同党的，是有“现代中国宪兵之父”之称的贵州省安顺人谷正伦。
“既关注作品的价值观，也强调多元思考；既尊重孩子的兴趣，也强调书目的引导性；既尊重市场的选择，也强调作品的经典性；既关注作品的趣味性，也关注作品的思想性；既凸显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强调国际视野。”这是八月号《少年时》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书目项目主管袁泉写的《书单里的秘密》里，面向6—12岁儿童的《爱阅小学图书馆基本配备书目》的评选理念。
《书单里的秘密》介绍了给青少年选书的一些经验和建议，尤其让我好奇的，是这张书单的内容。于是为显郑重，非常老派（落伍）的在上午10:18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发往基金会邮箱，询问怎样才能一睹书单内容。但觉得电子邮件这种方式太过于传统（效率低下），一般不会收到回复，于是在微信里问贵州省亚桥公益服务中心的漆国静前辈有没有爱阅公益基金会哪位老师的联系方式。
“有。要理事长还是秘书长的？”
“妈耶，项目主管就好了。”我赶紧说。这种小事，哪里需要找秘书长哦。
很快就发来了秘书长张妤的微名片，“他们机构是我见过的最豪华的公益机构，一层楼办公。那个环境啊，全是书。”漆国静说。
加了秘书长的微信。在微信和电邮收到回复前，晚上9:30左右，我在爱阅公益基金会官网上下载到了包含学生、班级和教师三类共4000种图书的2018版《爱阅小学图书馆基本配备书目》（下载链接不是太容易找到）。感谢爱阅。“阅读是投资最小，回报最高的教育。”这是爱阅官网“童书100”项目页上的话。
昨晚，十年前带过的一位实习生发来微信，说：“想起以前一起去村子里，不知道你当时记录的文字和照片在哪里还可以看到（记得是在一个网站？找不到了）。想翻来看一下。之前我拍的照片也都找不到了。希望还可以看到。谢谢你。”我说：“我找找，如果移动硬盘没有坏，就应该还在。”一找不但找出了十年前的照片，还有我和他们当时的工作笔记。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在NGO工作，每个月差不多要在贵州乡村出差十五天，最长纪录是二十三天。那时候工作用力，照片也拍得比现在好得多。
早上八点，和厐思纯一起编著了《明清之际的贵州书院》的郑文丰发来微信：“黎明兄好。久未联系。近来代为贵州省档案馆刊物《贵州档案方志》组稿、编稿，文献或文史类相关皆可。略有薄酬（千字120-150元，真是薄酬），想到兄台熟知故乡人、故乡事，还请赐稿。”我回：“郑老师好！时间太长，长到我已经记不清楚到底有多久没有认认真真写点什么了（说得好像我认真就可以写得出什么似的）。如果我有认真写的，自认还拿得出手的文字，一定奉上。”他回：“兄台当然有认真的写过很多东西了。厚积薄发而已。”这里我说“时间太长”是实话，距离最后一次传统纸媒上出现我写的东西，已经七八年了，现在完全想不起曾经在纸媒上发表过的差不多二十万字都写了些什么。
下午，把青花印盒里的旧印泥挖丢，换上六月陪女儿游学，在万东桥买的西泠印社印泥，把书架上这半年买的百十本书搬下来，一一印上我“尺宅江湖”的藏书印。客厅里铺了满地的书，书名页上藏书印红得醇厚不艳俗，漂亮。
等我退休了，出门就挂上个相机继续在街头拍照，回家就慢慢读无用的闲书等死。
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覆灭，黄宗羲变卖家产，召集黄竹浦600余青壮年，组织“世忠营”起兵抗清。这一年，吕留良三兄吕愿良随史可法镇守扬州，吕留良与侄儿吕宣忠散家财召募义勇，与入浙清军抗衡。然后从1660到1666年，黄宗羲和吕留良，这两位明末清初大知识分子的亲密友情持续了六年，突然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两人对绍兴祁家澹生堂藏书的收购和分配不满意，又谈不拢，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抢玩具一样开始互撕，然后绝交。只是这一年黄宗羲五十六岁，吕留良四十七岁，都不小了。
绍兴祁家藏书极丰且精。明亡，祁家人殉国的殉国，流放的流放，只好将藏书低价处理。黄宗羲和吕留良商议共同出资。据全祖望《小山堂祁氏遗书记》，“南雷黄公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澹生堂书，南雷亦以束脩之入参焉。”
黄宗羲号南雷，吕留良字用晦。澹生堂是祁家藏书楼号。这段记载说的就是黄宗羲和吕留良二人联合购入祁家藏书，吕出了三千金，而黄仅以束脩（教书费）入股。
与祁家书、款交割完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绝其通门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最后不论孰是孰非，“精华归于南雷，其奇零归于石门。”仅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记的束脩入股的黄宗羲，最后却得到了绍兴祁家澹生堂藏书的精华，占了购书款大头的吕留良最后得到的不过是别人挑剩下的，后人只知吕、黄之间不可收拾，“岂知其滥觞之始，特因澹生堂数种而起，是可为一笑者也。”然而，据说吕留良所出的三千金也不是自己的，而是“出之同里吴君孟举”，且亦“及购至，取其精者，以其余归之孟举。于是孟举与之绝。”吕留良的此种做法，也与黄宗羲无二。当然，此事黄、吕二人各自有说法。但不论如何，围绕购书和书籍分配一事是确实的。
想起李洁非《野哭：弘光列传》里明末清初这两位大知识分子的购书趣事，是有天和太座聊天，聊到“人生中的诱惑”这个话题，我们达成的共识是：绝大多数人的人生中，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价值观。之所以并没有频繁变化调整或反转，只是因为诱惑不够或不对而已。
早上在学堂，和我住一个小区的新生家长问这个学期的文言文课，我按什么教材来上。我说按自编教材来上。
开学欢庆周，师生都去“发现贵阳”了，我因痛风还没完全恢复，走不了远路，一个人留校。
一个人做事更容易专注。一天时间，完成了三、四、五年级这个学期文言文的教材内容。
文言文的文体有策、诗、词、曲、八股、骈文等，所以自编教材的诗词和文是基础内容。
三个年级的诗词都是一样的，一课一首，选了教材里是现在的读音，但实际应该按照其古音读的一些。这些诗词如果按照语文课本里的读音，常常让我感觉自己上了个假学。所以在第一堂课我要先说明一下的是，考试按教材来，考试之外按我的来。
三年级的“文”，从半文半白的民国老课本《人之一生》《自由》等篇开始，还选了《宋史》、《世说新语》、《子不語》、《阅微草堂笔记》里的百字左右短文，重在有趣，培养兴趣。
四年级的“文”，以《论语》为主，还选了《孟子》《国语》《老子》《庄子》《坛经》的内容，在包含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基础上，尽量有趣。
五年级的“文”来源就更加多元，《三国志》、《闲居择言》、《日知录》、《老学庵笔记》、《甲行日注》、《梁溪漫志》、《世说新语》、《欧阳文忠公全集》、《震川先生文集》、《快园道古》、《山居杂谈》以及孙文的《大总统誓词》，没有两节课的内容来自同一个来源的，目的在开阔视野。
自编教材完成了，明天就要开始打印、装订教材和备课了。
最近，一只野橘猫在后院的空调格里安了家。早上六点，我起床，拉开门，坐在床上看书，看风吹树叶，就看见它跳出来，在院子中间背对着我，坐定，舔毛，然后沿着楼梯步上围墙，扬长而去。自始至终，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好像我是住在它家里一样被嫌弃。
晚上，抱着二娃在家里闲逛，太座突然问我天龙八部是哪八部，我怎么想都只想得起天、龙、夜叉、阿修罗、迦楼罗和紧那罗六部。“你还是知道不少冷知识嘛。”她说。
“这些都是没用的。”
“在我这还是有点用的，虽然你没有答全，但还是赢得了明天晚饭的一道洋芋。”
我不知道自己都忘了些什么，就像我不知道自己还知道些什么。
上一次腰椎间盘痛是在两年前，痛到不能系皮带，于是只好抛弃持续了近十年“似乎随时都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的工装裤+登山鞋的户外风着装风格，在一年的时间里靠每周两次瑜伽渐渐恢复。腰不痛了，瑜伽的练习就懈怠了。
两个月前，腰椎间盘又开始痛。这次重新开始每天瑜伽到连续第二十四天时，就扭到脚并引发了痛风，到今天还不能恢复练习。好在腰椎不痛了，但后背（脊椎）开始痛。所以每晚在床上看书，不是坐得挺直就是上犬式转平板支撑，就在这样的姿势转换中，看完了肖恩·白塞尔的《书店四季》。这本书豆瓣综合评分8.8，我觉得这个综合评分过高，这就是一书店店主谈不上文笔和才华的拉拉杂杂日记。我评了三星，给作者一年写了二十几万字日记的良好习惯。
昨天，也闲书局公众号推荐了有关群体心理学、暴力、民粹主义、贵族和个人主义的九本书，我选了勒庞的《乌合之众》、码头工人哲学家霍弗的《狂热分子》、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伯恩斯坦的《暴力：思无所限》和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五本。《乌合之众》和《狂热分子》曾经读过，只是不晓得书还在不在书架上。但可能是手慢了，等我确认下单时只有《乌合之众》、《暴力：思无所限》和《大众的反叛者》有货。在会员价上又用一张文惠券减了30元，实付107.6元。因为达到了购书满98元的包邮线，书局微信客服问要不要快递给我。“留在店里我哪天去取吧，算是我进城的一个理由。”我说。
今天是这一批文惠券最后一天有效期，也闲书局微信客服发来消息，问我之前咨询的“理想国译丛”的“M系列”还要不要，还有一些券可以抵扣书款。最终我选了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伊恩·布鲁玛《日本之镜：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和《创造日本：1853-1964》这三本，会员价152元。我已没有文惠券额度，书局帮我用券抵扣了50元，实付102元。书还是留在店里，哪天去自提。
一家书店活得如此卑微，这是读者的悲哀。这篇日记是为了多年后回忆我的人生，还记得我曾经和一家我最喜欢的书店试图不屈地苟延残喘过。
今天起，枕边书全部换成了与文言文课程有关的“工具书”——钟书河《念楼学短》、影印本《宋本论语集注》和一本叶嘉莹谈诗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