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邀Ⅱ：行动即答案》这套丛书一共五册，收录《十三邀》第五季至第七季的对话。《创造一个自己的时间》为其中之一，重新编辑整理了安藤忠雄、田浩江、李东生、俞敏洪、王宝强、李景亮、徐京坤七人的对话内容。

这一本，没什么意思。从名单上看就大概猜得出来是各种回忆过往不易的“艰难成功后还要继续向前”的故事。所谓的“成功”，不过是幸存者偏差。无趣。

许知远《创造一个自己的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1版，2025年2月2印。2026年第37本，总阅读量第1652本。

《企鹅经典：小黑书》是企鹅出版集团在成立80周年之际推出的系列中英双语“文学册子”。50部兼具经典性与当代性的作品，分五辑推出。除可读性较高的短篇小说之外，还收录了一些诗歌及未曾译介过的非虚构作品。

第三辑收录查尔斯·狄更斯的鬼怪小说集《黄昏之读》，奥斯卡·王尔德的谋杀小说《亚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和简·奥斯汀少女时期的小说集《亲爱的卡桑德拉》；俄罗斯文学巨擘列夫·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温顺的女人》；美国诗坛双星艾米莉·狄金森的诗集《我的生命是一杆上实弹的枪》和沃尔特·惠特曼的诗集《独自在黑夜的海滩上》；还有《伊索寓言》、约翰·彼得·黑贝尔《一个可怕的故事是如何被一条普通的屠夫的狗公之于众的》和蒙田《我们为何为同一件事哭和笑》等十册，包括6本小说集、1本寓言故事集、2本诗集和1本随笔集，其中3部已经绝版，3部从未出版。整体读下来感觉——良莠不齐。

如果《亚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是我读到的第一个王尔德作品，我可能对王尔德其人及其作品都毫无兴趣了。

简·奥斯汀《漂亮的卡桑德拉》，收简·奥斯汀少女时代六篇都算不上是作品的练笔习作。即便作者是简·奥斯汀，但读这种大致和现在的中学生作文差不多漏洞百出、不知所云的文字，也实在是感到时间被浪费了。这一册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完全不符合“小黑书”这个系列“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束缚，寻找传世之作”的定位——为什么要读者花费宝贵的时间去读一个作者早期幼稚的习作？

这一辑最大的收获是第一次读到蒙田的随笔，六篇中最喜《探讨哲学就是学习死亡》：“西塞罗说，探讨哲学不是别的，只是准备死亡……或者也可以说人类的一切智慧与推理归根结底，就是要我们学习不怕死亡……谁学习了死亡，谁也就学习了不被奴役。死亡的学问使我们超越任何束缚与强制……教人如何死亡，也是在教人如何生活……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岁月长短，而在于如何度过”。读完这一册，生起了想要买要读《蒙田随笔集》的心。

《企鹅经典：小黑书·第三辑》，中信出版社2019年6月1版1印。2026年第36本（套），总阅读量第1651本（套）。

清明刚过一周，气温就连续几天突然升高到近30℃，贵阳的夏天好像就这么来了。不过好在房前屋后绿树成荫，房间也通透敞亮，不觉暑热。每天在洗碗、洗衣、吸尘、浇花这一点点常规家务后，就是散步、听音乐、看电影和翻书，读到有趣处就勾勾画画在页眉页脚写几句“心戚戚焉”，一本书翻完，再摘抄、记录下来，作为自己读过和活过的“证据”留存。这20年下来的几百万字，也算是一部“自传”。

《幽灵之家》的作者、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曾经坦言，写作对她来说，是一种保存记忆的“绝望企图”。“我写作是为了使我的忘却不至于失败，然后，还为了滋养现在我展示在空中的根。”她说。所有的诗篇都是旅程。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写作，都是“个人记忆的传记”。我自己的全部写作，也是如此。（《纪念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博尔赫斯曾有言：“有一些人愿意沾沾自喜于写出了什么，而我更愿意为自己读到了什么而自诩。”但观架上，便知腹中。我不喜欢家里来客人，更不喜欢别人进我的书房，那有一种在人前被扒开衣服赤条条的极度不适。“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张充和这副名对，找机会哪天写了贴在书房正合适。

这些年陆续淘得“开卷书坊”二十五种，读了五七种，今天读了徐鲁的这本《温暖的书缘》才知道，这个系列来源于南京凤凰台饭店“创办了一份名为《开卷》的杂志，免费赠给来店的客人和海内外的一些爱书者与文化人。杂志虽小，然而自二〇〇〇年创办至今，每月一期，从不脱漏，已连续出刊五年多了！这份品质淡雅、书香浮动的小杂志，如今已经成为海内外众多文化人、读书人每月必不可少的阅读良友……《开卷》在按期出刊的同时，还编辑出版《开卷文丛》……《开卷》杂志执行主编‘子聪’董宁文先生，以及由他所代表的《开卷》所有编辑，大都长袖善舞，肯与天下读书人广结书缘。”董宁文就是“开卷书坊”丛书策划之一。有趣的人和有趣的书，慢慢淘，看有没有运气凑齐。

徐鲁散文集《温暖的书缘》，上海辞书出版社“开卷书坊第三辑”十种之一，2014年8月1版1印。于也闲书局淘得。2026年第35本，总阅读量第1650本。

如果我们想知道自己从何处来，想知道今天之所以为今天，首先要做到的，便是回到过去……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浪漫之处，便在于穿越了古今、沟通了现实与想象。

公元前8世纪，秦人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国家——正是同一个时间节点，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亚平宁半岛上，罗马也正好进入王政时代。

秦和西汉是两个不同的朝代，但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延续性来看，其实秦汉一体。

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被称为皇帝，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也被译作皇帝，但两者却又不同。一个是天之子，要向上天和臣民负责；一个是民之首，要为元老和公民谋福。同时他们的权力都受到制约，前者是高级官僚集团，后者是贵族。

公元前后，世界版图上的超级大都市非长安和罗马莫属。这里集中了帝国范围内最多的人口、最华丽的建筑。

长安和罗马，两个帝国权力之巅的城市。一个追求“重威”，城市的规模和规格在当时都是最高的。而最中之最又是作为权力中心的皇帝，长安城的一切建设都围绕着凸显他的权威和卫护他的安全而进行。

另一个城市则追求“永恒”，而它也做到了永恒。世上没有哪一座城市像罗马2700多年来一直在同一个地方，同样的七丘和台伯河之畔，保存着如此之多过去那些时代里的古迹。

作为城的长安故去了。后来的唐朝都城虽然有着同样的名字，却已非同一个地方。长安是一座回不去，却又一直存在于梦里的城。

作为城的罗马还活着，徜徉在弥漫柠檬香气的城中，鸽子在石板上漫步，阳光洒过、海风吹过的风景，不经意就是十几个世纪的时光沉淀。

世界史研究里有两个著名的谜题，一个是中华帝国的超稳定结构，一个是罗马帝国的衰亡。中国的历史正如《三国演义》所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欧洲，再也没有出现一个能将欧洲大陆统一的力量。

周繁文《长安与罗马：公元前后三世纪欧亚大陆东西帝国的双城记》，是继陈凌《草原狼纛：突厥汗国的历史与文化》、成一农《欧亚大陆上的城市：一部生命史》、万翔《映像与幻想：古代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马健《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兴衰史》、尚永琪《莲花上的狮子：内陆欧亚的物种、图像与传说》、刘衍钢《上帝之鞭》、俞雨森《波斯和中国：帖木儿及其后》、杨军《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蓝琪《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和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中亚的中世》之后，读的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第十二种，2016年3月1版1印。2026年第34本，总阅读量第1649本。

“相邻而居的人家不仅是地缘上的邻居关系，还有互相纠察的法律责任，如果发现邻里触犯律法，要及时向官府举报。这种秦法‘连坐’的孑遗可能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好打听他人家事、人际关系无边界传统的由来。”（《居住·贵贱有别》）这个观点有趣。不过人际关系无边界何止是古代，现代也是如此。

人们现在了解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汉族或其他民族的记录。这些记录的形成，一般说来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既包含一部分事实的成分，也会夹杂民族的口传故事，还有叙述和记录者的理解与再加工。叙述者与记录者对于信息的保存，很大程度上还受其本身知识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在对异民族的文化书写方面，古人和今人一样，都不免带有无法完全克服的偏见。只不过，现代人或许对这种偏见有某种“自觉”，而古人则觉得理所当然。因此，能够多大程度上对这些记录的三个层次进行剥离，不仅仅是技术操作问题，更是处于理论上无法克服的循环悖论的尴尬境地。所以，那种宣称自己掌握“真实历史”的独断论式豪言壮语，无非是痴人呓语。我们所能谈论的，仅仅只是文本建构或再建构的“历史”。

我个人感觉，写通俗的小书要比写学术论著还难。把复杂繁琐的学术内容变成通俗易懂的读物，需要良好的语言驾驭能力和相当的学术素养。写研究论著，面对的是同行专家，很多东西是大家所熟知的，不用多费笔墨，比较好办。写通俗小书，中间还多一道化专业为简易的工序，讲多了累赘拖沓，说少了大家看不明白，掌握火候不容易。更麻烦的是，通俗不等于庸俗。想写清楚、说明白，研究得不深不透，不行。研究不深入、无所得，写出来的东西，不是杂菜拼盘就是“大话西游”。可是这两种素养偏偏都是我所缺乏的，要写好，实在没信心，只能是勉力而为。

以上两段，摘自《草原狼纛：突厥汗国的历史与文化》引子，我认为第一段是作者陈凌关于历史研究的真知，第二段不是他的自谦，而是大实话。因为这本书，原本可以写得有料又有趣的。还有全书引文，有的是史籍原文，有的不知道是不是作者自己对原文作的白话译文，作为历史学者来说，不够严谨。另外，校对还可以再仔细些，全书开篇的引子就有错。

陈凌《草原狼纛：突厥汗国的历史与文化》，是继成一农《欧亚大陆上的城市：一部生命史》、万翔《映像与幻想：古代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马健《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兴衰史》、尚永琪《莲花上的狮子：内陆欧亚的物种、图像与传说》、刘衍钢《上帝之鞭》、俞雨森《波斯和中国：帖木儿及其后》、杨军《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蓝琪《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和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中亚的中世》之后，读的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第十一种，2015年6月1版，2017年11月2印。2026年第33本，总阅读量第1648本。

十年前，为四岁的女儿选了《开明国语课本》作为中文启蒙读物，这套民国时期由开明书店首版于1932年的课本，课文由叶圣陶编写，丰子恺负责全书插图与整体视觉设计。文风平和可爱，不似当下生硬说教；插图画风童真童趣，寥寥几笔便能传神达意，意趣深远，极富美感，就算是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看来，也是国文启蒙的经典之作。

后又淘得一套读库修复整理六眼线装版丰子恺《护生画集》，繁体竖排，一叶之中左文右图，极其精美，可惜在搬家时丢失了大部分，现今手边仅余第五、六这两册。七年前去庐山东林寺闭关，请得一套东林寺印硬面精装版，算是又集齐了《护生画集》。只可惜东林寺版一页之中，竟上下排了图文两篇共四页，可能担心现在的人们不认识繁体字，还又将文字简体列出，排版逼仄，聊胜于无。

李叔同是丰子恺的音乐与图画老师，后出家为弘一法师，又成为丰子恺的皈依师。弘一法师与丰子恺积极践行“护生戒杀”，从1929年皈依至1973年，即便弘一法师早于1942年圆寂，丰子恺仍在战乱与动荡中践行“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的诺言，每十年绘制一集《护生画集》，历时46年共绘成六集，以画护心，以情证道。今日读毕《小孩的哲学是大人的解药：丰子恺的人生漫笔》，在《一饭之思：避寇日记之一》中看到《护生画集》首版书影，就愈发怀念丢失的那几册旧书。

《小孩的哲学是大人的解药：丰子恺的人生漫笔》，为丰子恺逝世50周年纪念版，精选其50篇经典散文与70余幅亲绘疗愈漫画，让我们借这图文看丰子恺如何在不安的世道里，守护一个丰盈而有趣的灵魂。

四岁的华瞻最喜欢的事竟是“逃难”，因为对他来说，逃难“就是爸爸，妈妈，宝姐姐，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日军入侵，逃难前夜潜回家中“向各书架捡书，把心爱的、版本较佳的、新买而尚未读过的书，收拾了两网篮，交章桂明晨设法运乡。别的东西我都不拿。”（《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一路艰辛，颠沛流离逃难到南宁，“南宁将失守的前两个月，宜山的警报，像课程表一样排定：上午八时起一次，下午二时起一次，傍晚有时再来一次。我在浙江大学教课。我的课，艺术欣赏与艺术教育，排在下午二时。这一学期中，我只上过一次课，其余的都被警报放假了。”（《防空洞中所闻》）“日本军在广西南宁登陆，向北攻陷宾阳。浙江大学正在宾阳附近的宜山，学生、教师扶老携幼，仓皇向贵州逃命。道路崎岖，交通阻塞，大家吃尽千辛万苦，才到得安全地带。我正是其中之一人，带了从一岁到七十二岁的眷属十人，和行李十余件，好容易来到遵义。”（《艺术的逃难》）丰子恺“流亡两载，始得安稳”的在贵州遵义生活近三年，留下了大量文字与画作记录，但这本图文纪念集中无一收录，作为贵州人的我略感遗憾。

丰子恺“忧患而不能进步，未必能生；安乐而不骄惰，决不致死。所以我对于我们安乐的故乡，始终是心神向往的。”让我想起《你愿意活出什么样的世界》一书中，王笛在接受许知远访谈时说：“我们每天的这种日常生活，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但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这种老百姓的每天的日常，才建筑了我们的文明和文化。”人生于世，有时不妨做如是观。

整本《小孩的哲学是大人的解药：丰子恺的人生漫笔》，15万字，425页，最喜376页图文。图自可爱，文是我最喜欢的弘一大师诗：“我到为植种，我行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

今天读丰子恺的散文，欣赏丰子恺的漫画，“不只是为了一窥当年丰子恺吃过哪些苦，受过哪些罪，还想看到他在遭受了这些苦难后，如何依然保持着一颗童心，并将之化为日常生活中的‘诗味’。人生如酒，书亦如此。只是丰子恺的这杯酒里，装满了童心、诗心与自然心，善饮者往往能与微醺之际，品得各种三昧，若能如此，岂不善哉？”

末了，不得不说说这书除内容外的几个加分项。一是随书赠送丰子恺漫画藏书票一枚，别致又精巧；二是随书赠送丰子恺四格漫画书签一枚，复古又时尚；三是书口印花是丰子恺的漫画，可见用心；四是裸脊锁线装，可平摊于书桌之上，双手得以解脱，阅读之美感与质感俱佳。

“我对外间绝少来往，每日只是读书，作画，饮酒，闲谈而已。我的时间全部使我自己的。这是我的性格的要求，这在我是认为幸福的。”（《沙坪小屋的鹅》）我日今亦过着这样的幸福生活，只是似乎还要更“纯粹些”——不只是外间绝少来往，因为不懂作画，不饮酒，不闲谈，每日只是读书，掩卷敲几句“于我心有戚戚焉”，岂不快哉！

《小孩的哲学是大人的解药：丰子恺的人生漫笔》，“贝页图书”出品，文汇出版社2026年3月1版1印。“以读养读”在豆瓣“鉴书团”获得的第一本出版社赠书，2026年第32本，总阅读量第1647本。

《十三邀Ⅱ：行动即答案》这套丛书一共五册，收录《十三邀》第五季至第七季的对话。《你愿意活出什么样的世界》为其中之一，重新编辑整理了王笛、彭凯平、张双南、刘擎、吴国盛、鲁白、胡润、罗翔八位学者的对话内容。

王笛：“我们热衷于帝王史观、英雄史观，沉浸于自己的宏大叙事……这种史学观灌输到普通人，就会造成大家对权力的崇拜，对中央集权的崇拜。我就想起卡尔·波普尔说的，20世纪最危险的崇拜，就是对权力的崇拜。”“我们每天的这种日常生活，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但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这种老百姓的每天的日常，才建筑了我们的文明和文化……我们的日常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要希望一种惊天动地。对于普通人来说，越少这种大的变化，就越是我们的福气，就说明我们的生活越平稳。”王笛的书，这20年里读过《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书架上买来还没读的有《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和《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从这个访谈里看到“茶馆”出了第二本，《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这是今年必须要买来的，至于什么时候读，慢慢排期，不急。

彭凯平：“你如果从来没有体验过痛苦，你也很难产生强烈的幸福，这都是相辅相成的。不要怕挫折、失败、痛苦这些负面情绪，这些很可能是你成长过程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契机和精神力量。”佛陀的四门游观，是反过来感受，先有幸福，再有痛苦。悉达多太子在幸福中生活了二十几年，一天突然走出宫门，游观四门见到了老、病、死的苦，后见到宁静的沙门而生起了寻找解脱众苦的心。

刘擎：“成年是需要阅历的。早慧代替不了阅历。有人说知道这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是因为那些道理并不是你自己的道理，变成自己的道理一定要经过阅历。我的阅历里面大概教训多于经验。”

罗翔：“大部分老百姓并没有彻底接受刑法的观念，总是认为惩罚犯罪是最重要的，一看到刑法，本能想到的就是定个啥罪，但他没有想到，惩罚犯罪的权力，本身是要受到约束的……其实真正能够影响人类的也就是观念。我们老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其实也不在大师，而在于伟大的观念……法学最重要的价值不是自由，不是平等，而是秩序……对于公权，只要是法律没有授权的就是被禁止的；对于私权，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被允许的。问题在于，这些最普遍的法治观念，能不能在人的内心中形成一种宗教性的确信，以至于当你自己拥有权力的时候，你依然愿意接受法治的约束……中国过去很多时候是靠道德在治理，我们希望把人都塑造成圣人，这样一种道德治理方式反而会导致很多人的无道德……当你抵制了自己内心的一些诱惑，你会感到很开心。当被自己的诱惑所裹挟，其实短暂的快乐给你带来的是长久的痛苦。”

这一册，始于王笛从史家的角度警惕普通人“对权力的崇拜”，终于罗翔权力要受到法治的约束。阅读于我，除了抵抗虚无，还让我时刻提醒自己远离愚昧，以及知道什么是愚昧。

许知远《你愿意活出什么样的世界》，《十三邀Ⅱ：行动即答案》丛书五种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1版，2025年2月2印，购于也闲书局。2026年第31本，总阅读量第1646本。

“人生，没有连贯的逻辑，被种种偶然所塑造。在这偶然中，你铸造出自己意义的扁舟。它注定一刻不停地飘荡，与无穷的他者相逢。”许知远在《十三邀Ⅱ：行动即答案》这套丛书“自序”里的这句话，在我看来也正好是“十三邀”的脚注。

《十三邀Ⅱ：行动即答案》这套丛书一共五册，收录《十三邀》第五季至第七季的对话。《在历史的远处》为其中之一，重新编辑整理了傅高义、王赓武、锺叔河、钱理群、葛兆光、何怀宏六位国内外人文学者的对话内容。

从傅高义处，对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为什么大清失败了，而日本成功了，得到了新的视角——岩仓使团。“我没有什么特殊天赋。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就是真实地生活在日常中”。在AI时代，“真实地生活在日常中”是一种尤其可贵又难得的勇气和能力。

王赓武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教学者，连教育者我都没有资格。教学为主，就是如此。”当下只会让学生刷题背书的“教书育人”者们看到这句话，会有怎样的想法？大概率是没想法的。因为现在教书的，大多不读书。

钱理群、葛兆光两位，都“下放”到贵州来过。钱理群1960年到1978年，在安顺卫校和师范学校教了十八年书，我1977年到1995年间在安顺断续生活了十四年，度过了从出生到青年。并且也曾经闲逛去过卫校和师范学校，虽然那时还不知道有钱理群，但几十年后读到对他的访谈，也算是与“准大师”有了“近距离”接触——“以我现在处的地位和条件，我应该成为大师，但是成不了，不是我不努力，是历史的局限造成我达不到。不仅我不是，周围的人都不是。”“我觉得教育的目标并不是说有一个现成的标准，让学生这么去做，而是向他展示，人的生命选择会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每一代人都要找到自己的问题，自己去面对，自己去处理，这样前代人的各种声音才可以成为你的参考。”我认为这也是我每周在也闲书局讲谈的意义之一。

葛兆光，1968年到1978年在贵州凯里县砖瓦厂、农药厂、供销社当工人。作为黔东南州的首府，我2000年前后那几年的NGO工作里，每个月都要经由凯里去往不同的苗族、侗族、瑶族村寨工作。那些偏远的寨子和几十年前相比，并没有太多的发展。“当年在苗族地区插队，给我最大的正面影响是什么？第一，我知道底层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第二，我知道非汉族是什么样，你应该怎么样面对非汉族的文化或者说边缘的文化。但是对我也有负面的影响，可能因为我曾经在那么底层的地方生活过，也许我的底线很低。所以我经常讲，我们那一代人，做好事可能很伟大，做坏事照样很可怕，因为底线曾经被摧毁过，所以我不觉得苦难都是正面的。有些人也曾经在苦水里面泡过，可是他未见得就觉得人类不应该受这样的苦难，也许他会反过来想，你们都应该受一受那样的苦难。过去的苦难，并不都会转化为我们现在说的正能量。只是说历史学者有一个好处，过去的经验让你在读历史文本的时候，有一种代入和切身体会。我不会轻易地相信文献上所说的东西。”“顾颉刚的日记大半是真的，也有一些是自我标榜，因为顾颉刚自视很高。顾颉刚以前是院士，可是新中国成立后学部委员都没他，他夫人就认为他被贬低了。他夫人追求进步，可是她成分不好，当过国民党国大代表，为了特别强烈地表现自己追求进步，逼着顾颉刚要怎么样进步，尤其‘文革’的时候，经常啪啪啪扇他耳光，他记日记就说今日掌掴，厌骂数次——骂我骂了几次，掌了几次耳光。”我看到这里，叹气一声，何至于此。

何怀宏：“小时候我曾经想做一个图书管理员，那时候无书可读，看到人家在图书馆里做管理员，每天可以进书库，就很羡慕。”这也曾经是我的梦想，后来自己的书慢慢多起来，到现在有五千多本，几辈子也读不完，就自己给自己建了个“家庭图书馆”，自己当了“馆长”和“图书管理员”，也算是梦想成真。毕竟“每个人都跳不出自己的时代。我们只能在自己的时代做你尽量能做出的最好的事情。”“如果我们过分追求全面而彻底的平等，平等就会走到自己的反面，最后可能得到一种你不希望的平等——一人之下的众人平等，其他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一个最高的集权统治者；或者可能出现一些人以虚假的名义为自己的特权捞取好处，它依然是不平等的，是更坏的不平等，因为它的标准甚至是恶劣的。从人性、从人类历史的观察来看，全面而彻底的结果平等，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许知远《站在历史的远处》，《十三邀Ⅱ：行动即答案》丛书五种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1版，2025年2月2印，购于也闲书局。2026年第30本，总阅读量第1645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