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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记1305】李洁非《古史六案》

老子,既是人名也是书名,而无论其人其书,俱皆成疑。

自《史记》首立传,老子之存在已疑点遍布。其姓氏虽云“李氏”,然“春秋二百四十年间无姓李者”,李是晚出于战国的姓氏。至于“名耳,字聃”,后人谓“名耳之说始自汉代……先秦典籍中皆称老子或老聃,没有一处称‘李耳’”,有关“聃”,钱穆先生认为,照《说文》之释来推想,“其实‘老聃’只是寿者的通称”。

二千多年来,五千言思想面目已极模糊。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被层累地造成”说,用于《老子》最为贴切。而《老子》到底是一本什么书,真相勘破,竟然一直要等到清末——

严复在其1905年所作《<老子>评语》中说:“夫甘食美服,安居乐俗,邻国相望,鸡犬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如是之世,正孟德斯鸠《法意》篇中所指为民主之真相也。世有善读二书者,必将以我为知言矣。呜呼!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

颜渊问政,孔子答以“克己复礼为仁”。礼已失,于是孔子欲以“仁”复之,岂不恰是应了“大道废,有仁义”一语?时有贤者往见孔子,出而叹道:“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木铎者,“施政教时所振,以警众者也。”可见儒以仁义礼智信救世,正乃“六亲不和,有慈孝;国家昏乱,有忠臣”之验。就实质论,老子愤世与孔子救世对于现实的体认是一致的,并不矛盾。所不同者,孔子欲以救世者,老子断然认为不能救。在此,老子显出了思想的跳脱性,非但不信仁义智慧可以抑暴制暴,而且站在更远的前端,预言各种漂亮辞藻将化作假仁假义,反过来骗世害民。而历史果然证明“智慧出,有大伪”的警示入木三分,其情形代代不绝、愈演愈烈,甚至儒家纲常本身后亦不逃此命运。“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真正质疑的是,社会究竟是把自己托付于那些救赎,还是使之置诸压根儿无须其匡扶之地?

陈柱先生1927年感叹说:“呜呼!老子之学,盖一极端自由平等之学也!”《老子》一书“蒙昧两千余岁,得严氏而后发其真”,“故知《道德经》是言治之书”。严复此语当属两千余年来有关五千言的最重要论断。二千余年无人能道而严复言于1905年,确是时代使然。帝制时代,老子所言“治”,盖如鸡同鸭讲,终淹没于种种误读曲解。

昨夜读完李洁非《古史六案》的第六案《<老子>辩》,新知大长,也解了我前读《太平广记》老子一篇的惑。在宋代编就的《太平广记》里,老子既不“名耳”也不“字聃”,而是“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阳”,因“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虽受气天然,见于李家,犹以李为姓”又“母怀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时,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谓之老子。”关于老子到底是谁,“或云,上三皇时为玄中法师,下三皇时为金阙帝君,伏羲时为郁华子,神农时为九灵老子,祝融时为广寿子,黄帝时为广成子,颛顼时为赤精子,帝喾时为禄图子,尧时为务成子,舜时为尹寿子,夏禹时为真行子,殷汤时为锡则子,文王时为文邑先生。”又“一云,守藏史。”这还不算完,又“或云,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皆见于群书,不出神仙正经。未可据也。”这个正儿八经的玄幻要点在最后四字“未可据也”。难怪位于全书第一卷第一位,也是五十五卷“神仙传”中的第一位神仙。

与《太平广记》中老子的玄幻相比,七年级中国历史教材中言之凿凿说:“老子姓李名耳”前面也应加上“或云”二字才行,否则与《太平广记》何异?

李洁非《古史六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0月1版1印,硬面精装,18.7万字用了五天才粗粗读完,总阅读量第1305本。《古史六案》是真正学者的学问之书,史料充足,有辩有析,抽丝剥茧,步步为营,有温故,有新知,值得二刷,甚至多刷,但感觉对文言文只是初高中语文教材那点底子的阅读者来说,门槛还是有点高。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自身的文言文基础不够好的误判。

【读书记】学不足以遂志的王安石

昨天下午在红砖房学堂,女儿画画我读书,李洁非《古史六案》没读完,《王安石变法》一案,分析比较考据多,信息量大,结论有新知——

通过设条例司,神宗赋予王安石以财利制度更创权。后者手操这台他专用的国家机器,开始变法。变法中陆续颁布的影响最广、与所有民众关系均甚直接者有八,短短数年,变故踵续,波及千家万户,反对四起,抗议不断。新法缘何差评如此、孤立无助?右正言李常传达了普遍心声:“今条例司于浮费无所节损。日造罔民之法”,“剥民以无度”。以“理财”为目标的王安石变法,不从汰除弊政入手,却着眼于百姓腰包,这些变法条款一设计出来人们就发现是在赤裸裸地夺民之食、与民争利、增加民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搞钱”。变法严重斫伤民生,这是它遭抵制的真正原因,而非当今论者所谓进步与守旧之争

世上之事不论以何种美名出现,但凡唯我是从就必入斜途,其所施行亦必祸事。王安石摒弃协商、群言堂,渴慕“能令政必行”的商鞅式独断,将异见人士打成“奸党”,以将反对者清除干净视为成败关键,这才是变法者真正可悲的一面。

神宗“自视眇躬”,王安石则向以当世伟人自居,故神宗以魏征、诸葛亮比王安石视为褒奖,而在王安石看来,自己起码堪比孟子。所以,比为韩愈也好,比作魏征、诸葛亮也罢,与其说令他引荣称信,不如像是遭到了贬低。王安石论事,素喜居高临下,发踔远之言。人目为不切实际,他却以为高屋建瓴。志大才疏、视己过高,以为博古通今足以经世济国,然实践证明他的很多做法有违常理,以至缺乏常识。连想护着他的乡党陆九渊都叹息:“惜哉,公之学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负斯志。”虽婉转其辞,意思实即志大才疏四字。比志大才疏更要不得的是食古不化、本本主义、盲目复古,变法方案措施基本抄袭秦火之后汉代伪书中的关于周代的记载,非但无关创新,实则多为复古。质言之,王安石变法与王莽改制大致是同样路数。

变法中,王安石还公然将国家制度与个人权威相绑缚,逼迫天下士人学子研修,运用某一个人的思想学说。此做法在古代绝无仅有。《宋史列传第八十六·王安石传》:“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学官即官学,指国家设立和管理的教育机构及学校。“颁之学官”即将王安石个人著作公布和规定为国家法定教材,“主司纯用以取士”,是规定国家考试惟以王氏之说为题和标准答案。这一切是有科举以来破天荒之事。借改变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达成思想一元化这一点,为秦、明统治者不及

探变法导入歧途之由,回避不开王安石的个性缺陷。然而言其个性缺陷,并非为造就其品质丑陋。个性缺陷严重,不等于品质低劣,这应当分清。名儒刘安世曾对门生言:“金陵亦非常人,其操行与老先生略同。”金陵即王安石,老先生则为司马光,刘安世昔从学司马温公,故如此称。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政治上尖锐对立,但自始至终未诟病后者品质。作为司马光的弟子,刘安世评王安石操行与其师“略同”,足见对其操行的佩服。似此高风亮节者而能害世的现象,李卓吾认为:“但知小人之能误国,不知君子之能误国。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误国,则未之何矣”,因为“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谌旭彬《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和张向荣《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两本在书架上在向我遥遥招手。

读书记 | 已知、未知、新知

下午在红砖房学堂,女儿画素描一幅,我读书半本,李洁非《古史六案》读了《焚书坑儒与挟书律》、《失踪的皇帝》和《下西洋》三案。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奇《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说起来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但还是收获新知。

从商鞅、韩非到始皇三十四年,始皇颁布了李斯“焚书、禁书、禁言、禁学”的系统性解决方案“禁书令”和“挟书律”,某种意义上,后来两千年学术都在替始皇、李斯们放的那把火擦屁股。例如“禁学”,即只能“以吏为师”。这相当于说,教师这份工作,惟具官方身份的人可以做得,意即教育只准培养对当局政治有用的人才。这意味着教育事业严格服从国家意识形态,也意味着私学终结。先秦自孔子起私学勃兴,大量社会人才由私学造就,连韩非、李斯都是荀门弟子,没有私学勃兴便无“百家争鸣”之盛。显然,“以吏为师”等于对“百家争鸣”釜底抽薪。中国思想学术一段独特好时光就此结束,以后再不曾复还。(《焚书坑儒与挟书律》)2022年,各地教育局发文,要求民办中小学在校生人数占义务教育在校生总数的比例控制在5%以下,原则上不再审批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正史中关于建文帝的结局信息,止于两点:其一,朱允炆被宣布的死亡及死亡方式,都不是真的;金川门献降后,他并未死于南京紫禁城宫火,被葬尸体另属别人。其二,朱允炆虽未死于宫中,但怎样逃命、去往何地以及人生最终止宿,一切皆不可知。(《失踪的皇帝》)

人们现在力图忽略或淡化郑和下西洋的“踪迹建文”原由,背后为亟愿下西洋被“正名”为明王朝的一番远大抱负,以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辈争辉,从而证明在所谓“地理大发现”上,中国不特能和欧洲争其长短,甚而居一先驱地位。这是下西洋的当代话语核心。在对“地理发现”问题加以深究前,先要明确中西之间行为的三点不同:

其一,起因不同。郑和舰队之组建与出动,根本在于政治,欧洲人闯海起因则在于寻宝发财和打破地理束缚。

其二,难易迥然。下西洋举以倾国之力哥、达、麦虽各获西、葡国王首肯与委任,经费则非支诸国库,而由私人或团体赞助,藉契约方式分割彼此权责,实际是个人与国家间的一桩买卖。

其三,规模悬殊。七下西洋每次皆近三万人,并且下西洋的整个地理空间都笼罩在伊斯兰航海光芒之下,让两位“哈只”的后人郑和统领舰队,不论是航海经验还是外交之便,都有不容忽视的实际意义。而哥、达、麦所率人员数十至百余不等,船只少则三艘多则五艘,缺兵少药、乏粮断水,既要应对不测风云,又要抗命于残暴海盗剽悍土人,如麦哲伦即命丧南洋土著之手。

最终,哥、达、麦等所谓“地理大发现”,除了收获地理新知、打开贸易新路,重要成果还在于物种引入与传播,地球物种分布自兹大变,而下西洋无此建树,这结果的不同并不取决于动机,而在于所到为“未知”或“已知”。哥、达、麦既履以往隔绝未通之地,于是能得“新”物种;郑和舰队则于数百或上千年间阿拉伯人舟楫往来之地穿梭,故仅带回“麒麟”(长颈鹿)、乳香、胡椒之类,俱系过往已知之物。(《下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