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在红砖房学堂，女儿画画我读书，李洁非《古史六案》没读完，《王安石变法》一案，分析比较考据多，信息量大，结论有新知——

通过设条例司，神宗赋予王安石以财利制度更创权。后者手操这台他专用的国家机器，开始变法。变法中陆续颁布的影响最广、与所有民众关系均甚直接者有八，短短数年，变故踵续，波及千家万户，反对四起，抗议不断。新法缘何差评如此、孤立无助？右正言李常传达了普遍心声：“今条例司于浮费无所节损。日造罔民之法”，“剥民以无度”。以“理财”为目标的王安石变法，不从汰除弊政入手，却着眼于百姓腰包，这些变法条款一设计出来人们就发现是在赤裸裸地夺民之食、与民争利、增加民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搞钱”。变法严重斫伤民生，这是它遭抵制的真正原因，而非当今论者所谓进步与守旧之争。

世上之事不论以何种美名出现，但凡唯我是从就必入斜途，其所施行亦必祸事。王安石摒弃协商、群言堂，渴慕“能令政必行”的商鞅式独断，将异见人士打成“奸党”，以将反对者清除干净视为成败关键，这才是变法者真正可悲的一面。

神宗“自视眇躬”，王安石则向以当世伟人自居，故神宗以魏征、诸葛亮比王安石视为褒奖，而在王安石看来，自己起码堪比孟子。所以，比为韩愈也好，比作魏征、诸葛亮也罢，与其说令他引荣称信，不如像是遭到了贬低。王安石论事，素喜居高临下，发踔远之言。人目为不切实际，他却以为高屋建瓴。志大才疏、视己过高，以为博古通今足以经世济国，然实践证明他的很多做法有违常理，以至缺乏常识。连想护着他的乡党陆九渊都叹息：“惜哉，公之学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负斯志。”虽婉转其辞，意思实即志大才疏四字。比志大才疏更要不得的是食古不化、本本主义、盲目复古，变法方案措施基本抄袭秦火之后汉代伪书中的关于周代的记载，非但无关创新，实则多为复古。质言之，王安石变法与王莽改制大致是同样路数。

变法中，王安石还公然将国家制度与个人权威相绑缚，逼迫天下士人学子研修，运用某一个人的思想学说。此做法在古代绝无仅有。《宋史列传第八十六·王安石传》：“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学官即官学，指国家设立和管理的教育机构及学校。“颁之学官”即将王安石个人著作公布和规定为国家法定教材，“主司纯用以取士”，是规定国家考试惟以王氏之说为题和标准答案。这一切是有科举以来破天荒之事。借改变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达成思想一元化这一点，为秦、明统治者不及。

探变法导入歧途之由，回避不开王安石的个性缺陷。然而言其个性缺陷，并非为造就其品质丑陋。个性缺陷严重，不等于品质低劣，这应当分清。名儒刘安世曾对门生言：“金陵亦非常人，其操行与老先生略同。”金陵即王安石，老先生则为司马光，刘安世昔从学司马温公，故如此称。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政治上尖锐对立，但自始至终未诟病后者品质。作为司马光的弟子，刘安世评王安石操行与其师“略同”，足见对其操行的佩服。似此高风亮节者而能害世的现象，李卓吾认为：“但知小人之能误国，不知君子之能误国。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误国，则未之何矣”，因为“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谌旭彬《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和张向荣《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两本在书架上在向我遥遥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