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既是人名也是书名，而无论其人其书，俱皆成疑。

自《史记》首立传，老子之存在已疑点遍布。其姓氏虽云“李氏”，然“春秋二百四十年间无姓李者”，李是晚出于战国的姓氏。至于“名耳，字聃”，后人谓“名耳之说始自汉代……先秦典籍中皆称老子或老聃，没有一处称‘李耳’”，有关“聃”，钱穆先生认为，照《说文》之释来推想，“其实‘老聃’只是寿者的通称”。

二千多年来，五千言思想面目已极模糊。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被层累地造成”说，用于《老子》最为贴切。而《老子》到底是一本什么书，真相勘破，竟然一直要等到清末——

严复在其1905年所作《<老子>评语》中说：“夫甘食美服，安居乐俗，邻国相望，鸡犬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如是之世，正孟德斯鸠《法意》篇中所指为民主之真相也。世有善读二书者，必将以我为知言矣。呜呼！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

颜渊问政，孔子答以“克己复礼为仁”。礼已失，于是孔子欲以“仁”复之，岂不恰是应了“大道废，有仁义”一语？时有贤者往见孔子，出而叹道：“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木铎者，“施政教时所振，以警众者也。”可见儒以仁义礼智信救世，正乃“六亲不和，有慈孝；国家昏乱，有忠臣”之验。就实质论，老子愤世与孔子救世对于现实的体认是一致的，并不矛盾。所不同者，孔子欲以救世者，老子断然认为不能救。在此，老子显出了思想的跳脱性，非但不信仁义智慧可以抑暴制暴，而且站在更远的前端，预言各种漂亮辞藻将化作假仁假义，反过来骗世害民。而历史果然证明“智慧出，有大伪”的警示入木三分，其情形代代不绝、愈演愈烈，甚至儒家纲常本身后亦不逃此命运。“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真正质疑的是，社会究竟是把自己托付于那些救赎，还是使之置诸压根儿无须其匡扶之地？

陈柱先生1927年感叹说：“呜呼！老子之学，盖一极端自由平等之学也！”《老子》一书“蒙昧两千余岁，得严氏而后发其真”，“故知《道德经》是言治之书”。严复此语当属两千余年来有关五千言的最重要论断。二千余年无人能道而严复言于1905年，确是时代使然。帝制时代，老子所言“治”，盖如鸡同鸭讲，终淹没于种种误读曲解。

昨夜读完李洁非《古史六案》的第六案《<老子>辩》，新知大长，也解了我前读《太平广记》老子一篇的惑。在宋代编就的《太平广记》里，老子既不“名耳”也不“字聃”，而是“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阳”，因“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虽受气天然，见于李家，犹以李为姓”又“母怀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时，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谓之老子。”关于老子到底是谁，“或云，上三皇时为玄中法师，下三皇时为金阙帝君，伏羲时为郁华子，神农时为九灵老子，祝融时为广寿子，黄帝时为广成子，颛顼时为赤精子，帝喾时为禄图子，尧时为务成子，舜时为尹寿子，夏禹时为真行子，殷汤时为锡则子，文王时为文邑先生。”又“一云，守藏史。”这还不算完，又“或云，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皆见于群书，不出神仙正经。未可据也。”这个正儿八经的玄幻要点在最后四字“未可据也”。难怪位于全书第一卷第一位，也是五十五卷“神仙传”中的第一位神仙。

与《太平广记》中老子的玄幻相比，七年级中国历史教材中言之凿凿说：“老子姓李名耳”前面也应加上“或云”二字才行，否则与《太平广记》何异？

李洁非《古史六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0月1版1印，硬面精装，18.7万字用了五天才粗粗读完，总阅读量第1305本。《古史六案》是真正学者的学问之书，史料充足，有辩有析，抽丝剥茧，步步为营，有温故，有新知，值得二刷，甚至多刷，但感觉对文言文只是初高中语文教材那点底子的阅读者来说，门槛还是有点高。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自身的文言文基础不够好的误判。

昨天下午在红砖房学堂，女儿画画我读书，李洁非《古史六案》没读完，《王安石变法》一案，分析比较考据多，信息量大，结论有新知——

通过设条例司，神宗赋予王安石以财利制度更创权。后者手操这台他专用的国家机器，开始变法。变法中陆续颁布的影响最广、与所有民众关系均甚直接者有八，短短数年，变故踵续，波及千家万户，反对四起，抗议不断。新法缘何差评如此、孤立无助？右正言李常传达了普遍心声：“今条例司于浮费无所节损。日造罔民之法”，“剥民以无度”。以“理财”为目标的王安石变法，不从汰除弊政入手，却着眼于百姓腰包，这些变法条款一设计出来人们就发现是在赤裸裸地夺民之食、与民争利、增加民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搞钱”。变法严重斫伤民生，这是它遭抵制的真正原因，而非当今论者所谓进步与守旧之争。

世上之事不论以何种美名出现，但凡唯我是从就必入斜途，其所施行亦必祸事。王安石摒弃协商、群言堂，渴慕“能令政必行”的商鞅式独断，将异见人士打成“奸党”，以将反对者清除干净视为成败关键，这才是变法者真正可悲的一面。

神宗“自视眇躬”，王安石则向以当世伟人自居，故神宗以魏征、诸葛亮比王安石视为褒奖，而在王安石看来，自己起码堪比孟子。所以，比为韩愈也好，比作魏征、诸葛亮也罢，与其说令他引荣称信，不如像是遭到了贬低。王安石论事，素喜居高临下，发踔远之言。人目为不切实际，他却以为高屋建瓴。志大才疏、视己过高，以为博古通今足以经世济国，然实践证明他的很多做法有违常理，以至缺乏常识。连想护着他的乡党陆九渊都叹息：“惜哉，公之学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负斯志。”虽婉转其辞，意思实即志大才疏四字。比志大才疏更要不得的是食古不化、本本主义、盲目复古，变法方案措施基本抄袭秦火之后汉代伪书中的关于周代的记载，非但无关创新，实则多为复古。质言之，王安石变法与王莽改制大致是同样路数。

变法中，王安石还公然将国家制度与个人权威相绑缚，逼迫天下士人学子研修，运用某一个人的思想学说。此做法在古代绝无仅有。《宋史列传第八十六·王安石传》：“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学官即官学，指国家设立和管理的教育机构及学校。“颁之学官”即将王安石个人著作公布和规定为国家法定教材，“主司纯用以取士”，是规定国家考试惟以王氏之说为题和标准答案。这一切是有科举以来破天荒之事。借改变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达成思想一元化这一点，为秦、明统治者不及。

探变法导入歧途之由，回避不开王安石的个性缺陷。然而言其个性缺陷，并非为造就其品质丑陋。个性缺陷严重，不等于品质低劣，这应当分清。名儒刘安世曾对门生言：“金陵亦非常人，其操行与老先生略同。”金陵即王安石，老先生则为司马光，刘安世昔从学司马温公，故如此称。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政治上尖锐对立，但自始至终未诟病后者品质。作为司马光的弟子，刘安世评王安石操行与其师“略同”，足见对其操行的佩服。似此高风亮节者而能害世的现象，李卓吾认为：“但知小人之能误国，不知君子之能误国。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误国，则未之何矣”，因为“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谌旭彬《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和张向荣《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两本在书架上在向我遥遥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