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公众》是我翻的“当代艺术”丛书第三本，书架上这个系列丛书的下一本是《策展简史》，翻过的前两本是《行动的书—关于策展写作》和《关于策展的一切》，都是当工具书来看，基于几个疑问：什么是策展、策展人是做什么的、什么是艺术、艺术评论又是什么东西……三本翻下来，我忘了前两本都说了些什么。

【农产品的“设计”】

《自我设计的责任》和《制造真实》两篇，我没有得到多少关于现代设计和艺术的感触和领悟，到是对自己当下所正在进行的贵州农产品包装设计想法，在理论领域找到了个支撑和印证。

我讨厌过度包装的东西，因为那会让我有“包装里面的东西其实没有广告说的那么好，有可能更糟”的感觉。如果东西真的够好，为什么还需要那么多刻意设计？好的东西，以及如何将其“好”的部分呈现出来，这个行为本身就已是对该事物的美好的赞同和欣赏，这就是“设计”，如果再将这个“设计”用更多的设计包裹起来，那呈现出来的，必然是对该事物的严重信心不足和多余，甚至是伤害。

当现代设计于20世纪初出现时，它就将揭示事物隐藏的本质而不是设计它们的外表作为自己的任务。前卫设计致力于消解和净化数个世纪以来实用艺术在事物外表上的堆积，意欲揭露真实，那些非设计的事物的本性。因此，现代设计并不把创造新的外表作为自己的任务，而是消解它，主张消极设计，反设计。真正的现代设计是简约化的。它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它不再是简单地设计出极具个性的东西来悦人耳目，哗众取宠。毋宁说，现代设计是用它发现事物的能力去探索如何塑造观者的注视，因为——人们会认为对某一事物的美化行为都已是对该事物的批判，其原因仅仅是该行为使得事物想要比实际看起来更美好而需要修补的缺陷被关注了。这样的修补总发挥“德里达药物”（Derridean Pharmakon）的作用：虽然设计能让事物更好看，但同样会让人怀疑如果去除表面的设计，该事物会极其丑陋、令人厌恶。

【策展人】

传统的展览空间是一个象征性公共财产，策展人则以公意之名管理这个空间，因此策展人的角色就是要去捍卫这个公共特性。因而，为了对公众负责，一个策展人无须成为一个固定机构中的一分子，他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被定义了的机构。（这句话我所理解的版本就是“一个人也活成了一支队伍”，同时远离任何一个“江湖”而又没有离开任何一个“江湖”，虽然哥身已远离江湖，但江湖里仍然在翻新哥的传说。）

一个典型的展览的观众，如同一位象征性的空间的所有者，保有自己的领地，在那里，作品被交付于参观者的注视及评判。

【信仰自由】

信仰自由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信仰自己所选择的信仰，任何人都拥有按照这些信仰自由地组织个人或私生活的权利。这也就同时意味着，我们不容许在公共生活和国家机构中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包括作为某种信仰的无神主义。

在当代世界，宗教已经成为一种个人品味，其作用方式与艺术和设计的作用方式一般无二。

【博物馆与不朽】

费奥多罗夫认为，博物馆拒绝接受死亡，于是通过耗费巨大的精力保护那些无用的、多余的、在“现实生活中”已无任何实用价值的旧时之物，拒绝承认那些东西已毫无价值，并不断更新馆藏物品。然后从另一方面来看，博物馆是一部延续物品存在、使其不朽的机器。因为每一个乃众生之一员，万物之一物，因此，人类理应受到博物馆收藏之物所享受到的那种不朽的眷顾。

对费奥多罗夫而言，博物馆的空间是典型的“另一个地方”，是与生活实践空间相异的地方，因为真实的生活空间里时间无法积累。将现实空间与博物馆空间结合在一起，克服两者间存在异质性，这种将生与死之间障碍移除的做法与其说是将艺术融入生活，倒不如说是生命的博物馆——让生命应该并且能够在博物馆中拥有不朽的特权。不朽并非人类灵魂的伊甸园，而是生者的博物馆。灵魂的永生被博物馆中保存的躯体和物品的不朽所取代；而神的恩典被博物馆策展人的决定和馆藏技术取代。

“北方理念，刀法是防御技，刀背运用重于刀刃，因为人在刀背后。”

我看武侠小说到现在，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小学大概三年级开始到五年级（那时小学是五年制），从梁羽生《萍踪侠影录》、《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启蒙；接着是民国武侠北派五大家的宫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偷拳》和王度庐的《卧虎藏龙传》。古龙的看过《绝代双骄》、《多情剑客无情剑》、《流星·蝴蝶·剑》、《陆小凤传奇》、《天涯·明月·刀》，后来才是金庸，《越女剑》《鸳鸯刀》《白马啸西风》没看过。

整个中学都是温瑞安，《四大名捕》、《白衣方振眉》、《七大寇》、《说英雄谁是英雄》。

后来有好几年都不看书。现在是徐皓峰。

《大日坛城》，主角俞上泉的原型应该就是吴清源，其他棋手也可以在现实中找到相应的人物。不过就故事情节而言，不太好看，至少没有《刀背藏身：徐皓峰武侠短篇集》里的任何一篇好看。

《刀背藏身：徐皓峰武侠短篇集》，收六篇。当中，男的隐烈，重情义；女柔而不弱，真性情。看完觉得自己每天藏身的办公室难说也隐有高人，真正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倭寇的踪迹》已拍电影，徐皓峰自任编剧和导演，先看了电影现在才看原著，当时觉得武侠电影原来也还可以这样不一样。《民国刺客柳白猿》和《柳白猿别传》两篇也已改编成电影《箭士柳白猿》，徐皓峰自任编剧和导演，一直等上映，宣传片看了八十回。

“刀为什么有鞘，不是为了杀，而是为了藏。”想起上个世纪最后一年，我刚下水准备好好遨游遨游互联网这汪海洋时的第一个网名里就有一个“刀”字，那时青葱葱的愣头青，想着人生总要做点没做过或不一样的事，于是就把年青能做的坏事都做了，而今有一点时间就想一个人找个角落呆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不必用《论语·子罕》这个出处去理解，按照现今的字面意思理解就好，就像《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里唱的“爱情需要贱啊”。人难免表里不一，一脸正儿八经的，多半衣冠禽兽；满嘴男盗女娼的，心地却是纯良。四十的大叔如果还没开始谢顶、发福，靠在路边树下晒太阳，看见走过的菇凉，由衷的赞叹“瞧那小身段，美！”才是真欣赏。只有年老才能体会青春啊，可惜已经没有青春。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背负越来越多的包袱。人生没有地图，也没有路标，目标也由自己来决定，没法向任何人求助。”（电影《背负春天》） 40岁之前做“加法”，追求“成功”，为名利和金钱打拼，不断寻找内心的安全感，最终还是碌碌无为；现在开始做学习“减法”，让自己学会慢下来，慢一点，调整状态删繁就简，尽量好好活，做点重要的小事，然后努力学习在生命随时会突然结束时能保持平静好好地去死。

小时候在离家走路半小时叫“木头寨”的寨子看地戏，到后来看花书（连环画）看电视电影，人物一出场，就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那时候眼中的人，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凡事不是对就是错，完全没有中间。慢慢虚度时间，才晓得，哪里有那么多好人坏人，世间展现多少人性的恶，也会展示多少人性的善，极善和极恶有时候既是对立又是同一，但是好多事情是无关是非善恶。敲出来这简简单单一句话，我差不多用了40年。

2014年，“占中”那段时间在北京出差，晚上在酒店房间里，一位前辈同事说到“占中”期间消失的另一位前辈好友，回忆到他们两人多年前的一场分歧从而成为了如今两个人的两种截然不同时说，终是“求仁得仁”。这就像是我在这本书里看到的，说到 “戊戌变法”，谭嗣同的留，梁启超的走，每个人都有各自扮演的角色，各自都有其意义，拼搏和存活同等重要。然后才再明白“包容”一个词，不只是要虚怀若谷的“空无”，还要空谷藏峰心中容得下沟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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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医生，又拉大提琴，看起来不像是会拿锄头、斧头，更不会是带枪的人。他之所以信仰左派是认为左派的理想，像是人对人的平等、无产阶级的劳动，才是人类最终极的理想。他总觉得共产革命一定比在台湾所看到的高压独裁统治要好，听到毛泽东要跟着平民百姓吃苦，内心对毛泽东充满崇拜。那一辈的青年，对政治太敏感，对理想又太纯粹，结果幻灭也最大。——《胡乃元：老爸爸的星空图》

民主不是妥协，而是寻找彼此的交集，是怎么和不同立场的人协调，找到共识。把焦点放在这个交集上，看我必须要牺牲什么达到共识，你必须要牺牲什么达到共识。——《胡乃元：老爸爸的星空图》

我年轻时有幸进入台北故宫，遇到了庄严、李霖灿、那志良及王壮为等大师，他们很奢侈地倾囊相授。这些老师身上都有很好的人的品质，李霖灿老师看到好作品，会叹息说：“这个美我讲不出来！”然后跟你一起欢喜赞叹；王壮为老师每次看书法：“啊，太美了，我们非喝酒不可了。”美，不是理论，美是要分享的，这些老师教我，人觉得最美的，还是那种想要分享的心情。——《蒋勋：台湾要把暧昧性扩大为丰富性》

拼搏很重要，最后存活也很重要。“戊戌变法”，谭嗣同会对梁启超说：“你一定要走，没有逃走的人，革命就没有人继续；没有留下来的人，就没有人牺牲。”每个人有每个人扮演的角色，这是一个大包容，它里面承认：“你逃亡有逃亡的意义，我砍头有砍头的意义。”——《蒋勋：台湾要把暧昧性扩大为丰富性》

洪武皇帝创建明朝，并确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其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明朝乃至以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至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这样的立法，意在避免技术上的复杂，简化案情中的疑难，而在大众中造成一种清官万能的印象，即在有识见的司法官之前，无不能决断的案件。这也仍不离以道德代替法律的途径。

这种制度的原始性和简单性，在大众中造成了很多不幸的后果。官府衙门除了对刑事案件必须做出断然处置外，很少能注意到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纠纷维持公允。乡村中的乡绅耆老，虽然被赋予了这方面的仲裁权，然而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社会地位和社交活动，对这些琐碎乏味的纠纷大多缺乏热情和耐心。至于开发民智这一类概念，在他们心目中更不占有任何地位。在我们这个古老的礼仪之邦里，绝大多数的农民实际上早被列为顽民愚愚氓，不在文化教养之类，即使在模范官员海瑞的笔下，这些乡民也似乎只是一群动物，既浑浑噩噩，又狠毒狡诈，易于冲动。

万历十五年（1587），历史上平淡的一年。万历继续荒怠。帝国的大臣们，张居正试图搞经济体制改革，申时行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而他们全部失败了。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是一个要求单纯、固定、永不变更的体制，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体制，以一个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为基础，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朝廷的稳定、王位的安全是这种体制着眼的重点。一切行为的最后准则是意识形态所衍生出的一整套体系，以思想行动上的一致来保证整个体制可以依靠简单的一腔热血与几点原则就可以运作，这样的体制只能要求单一化，平均化，同质化，只能有单纯的思想，而绝不能出现脱离终极意识形态，甚至怀疑这一意识形态的行为出现，这也就直接引致了李贽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