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就像是一本小说，要翻到最后一页你才会知道结局是什么，否则就不值得一读了……”
——扎米亚京《我们》

“文字就像X光。如果你运用恰当的话——它们能够穿透一切。”
——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在一个真正有效率的极权主义国家里，为政治领导人服务的无所不能的干部及其麾下的管理者大军控制着一群不需要实施胁迫的奴隶，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的奴役身份。让他们爱上奴役就是安排给当前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部门干事、报纸编辑和学校老师的任务。但“我宁愿做自己，”伯纳德·马克思说道，“做卑微的自己，也不愿做别人，无论那会多么快乐。”
——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
——乔治·奥威尔《1984》

终于，在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庄》后，这周翻完了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另外两部——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扎米亚京的《我们》。只是顺序正好颠倒了过来，先看的《1984》是第三部，接着《美丽新世界》是第二部，今天看完的《我们》是第一部，也被称作“源头”。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事情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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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了汪曾祺的两本，《人间草木》后半部的“联大师友”，远比前半部的“一果一蔬”碎碎念有趣得多；《受戒》翻过后没留下什么特别印象，倒是觉得和冯骥才的《俗世奇人》、戴明贤的《石城安顺》风格很像，都是描人物，讲风物，叙人情。

芥川龙之介的《河童》，比《罗生门》逊色得多，我再次怀疑国内对日本作家的宣传有些言过其实，或者只是出版社、书商为了书卖得更好。如果说要同类故事，1600多年前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1300多年前唐传奇小说里沈既济的《枕中记》，以及之后一再被人续写改编《枕中记》的唐《南柯记》、宋《南柯太守》、元马致远《邯郸道省悟黄粱梦》、明汤显祖改编《邯郸记》以及清蒲松龄作《续黄粱》都更好看；对现实的讽刺和批判也不够“生猛”。

今晚翻完了米奇·阿尔博姆的《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这本书是“三近斋读书会”五、六、七年级本周四开始要学生读的书。翻完书才想起我看过由这本书改编的电影。电影看的时间太久，只依稀记得碎片而没有情节，倒是书让我有了新的收获，摘录打卡，说不定多少年后偶然翻起也有个索引，毕竟，人，活着活着就死了：

人们以为天堂是乐园，他们可以在云头漂浮，在河中嬉戏，在山间漫游。但是，景色再美，没有心灵的慰籍，也是毫无意义的。

所有的父母都伤害孩子。谁都没有办法。孩子就像一只洁净的玻璃杯，拿过它的人会在上面留下手印。有些父母把杯子弄脏，有些父母把杯子弄裂，还有少数父母将孩子的童年摧毁成不可收拾的碎片。

父母们很少会对他们的孩子放手，所以，孩子就对他们的父母放手。

“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

这是冯友兰的《抗辩书》中一段。《抗辩书》是北大校史上不可忽视，却又被长期淹没的一篇雄文。这篇文章，我也是在读《民国风度》这本书时才知道的。现在的北大已不是1939年的北大，就算土地建筑仍旧，但也没有了使之熠熠生辉的群星——星斗其文，赤子其心（沈从文语）。

最近一年越来越焦虑。焦虑自己学识浅薄，不足以成为教书育人者，最终误人子弟；焦虑知道的知识不多而亡命看书，却越看越心虚，虚自己的鄙陋而又不得脱身，最后，不得不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上面，自己对不对得起自己，是大问题。怎么对待和解决这个问题？还是看书。

除了必读必讲的“硬”书（不可看错、记错的重要），看闲书、“软”书（不费气力翻看）看似随意，又往往能发现对“硬”知识的补充，“硬”书就像墙砖，“软”书就像砌墙的砂浆，两者独自存在不是过硬就是太软，而一结合就更为可靠。如果有人荐书，几百字寥寥略把要点、背景一说，就可节省找书人大把时间，或者说大幅降低“发现成本”，所以最近又翻了从二十四书香书店淘来的梁文道《我读》系列第4本，之前淘来第2本，因是旧书，可惜不成套。

有两本，翻了一半没法继续。一本是胡兰成《禅是一枝花》后的《心经随喜》，奉承日本金主的风和日丽小清新，不可视为对《心经》的严肃认真的解读，所以没法继续，看不下去；一本《像一块滚石：鲍勃·迪伦回忆录（第一卷）》，需要大量的时代背景知识，否则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例如：黑胶唱片和贴着白色标签的醋酯唱片挤在一块，还有那些娱乐明星的签名照，光鲜的人物照——杰瑞·维尔(Jerry Vale)，阿尔·马蒂诺(Al Martino)，安德鲁姐妹(The Andrews Sisters)(路娶了她们中的一个)，纳·金·科尔(Nat King Cole)，帕蒂·佩奇(Patti Page)，板刷头乐队(The Crew Cuts)——几台落地式卡带翻录机，一张深褐色的木质大书桌，上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

没法继续的，放回书架，或许有机会继续，或许就这么不续了。此刻，手边的是王鼎钧《古文观止演义》。“汉字简化之前，中等文化的读书人，阅读《古文观止》没有障碍，只有感悟不同。今天，非古典文学专业的文化人，读《古文观止》，离开注释和工具书，成为望而生畏的事情。”

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
——安东尼·伯吉斯

上学期结束，我给学生的假期作业是读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场》并完成读书笔记。明天就是开学典礼，学生们都要带着作业回来报到了。

今天我又翻了一遍这两本书。每多翻一次，就愈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政治讽刺小说，书里描写的就是现实。尼尔·波兹曼认为，“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后续，接着翻的就是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1984》

1、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上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尔才顾到日常生活意外的事，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因为中等人标榜自己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把下等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中等人一旦达到目的就把下等人重又推回到与那里的被奴役地位， 自己变成了上等人。三等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来没有实现过自己的目标，哪怕是暂时实现自己的目标。

2、真正的权力，我们日日夜夜为之奋战的权力，不是控制事物的权力，而是控制人的权力。

3、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

4、党要当权完全是为了自己。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并没有兴趣，我们只对权力感兴趣。我们很明白，没有人会为了废除权力而夺取权力。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建立专政不是为了保护革命；进行革命是为了建立专政。

5、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

6、老一辈的社会主义者一向受到反对所谓“阶级特权”的训练，都认为凡不是世袭的东西就不可能长期永存。他们没有看到，寡头政体的延续不一定需要体现在人身上，他们也没有想到，世袭贵族一向短命，而像天主教那样的选任组织有时却能维持好几百年或者好几千年。寡头整体的关键不是父子相传，而是死人加于活人身上的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方式的延续。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够指定他的接班人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党所操心的不是维系血统相传，而是维系党的本身的永存。由谁掌握权力并不重要，只要等级结构保持不变。

7、历史在此时就像是一张白纸，被不断的擦干净写上新的内容。

《动物农场》

拿破仑已经谴责过这种和动物主义精神相悖的思想。真正的幸福，他说，在于勤奋地工作和节俭地生活。反正农场似乎是越来越兴旺，但动物们却没有越来越富裕——当然，猪和狗除外。也许这部分是由于农场有太多的猪和狗。倒不是说他们就不工作了，而是他们有独特的工作方式。正如尖嗓客总是乐此不疲地解释的那样，他们承担了监督和管理农场的重任。这些工作大多数是其他知识贫乏的动物无法理解的。例如，尖嗓客对大家说，猪每天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应付各种叫做“档案”、“报告”、“会议纪要”和“备忘录”的神秘玩意。这些东西是大张大张的纸，上面写满了字，而且一旦写满就要丢进火炉里烧掉。这对农场的安危是至关重要的，尖嗓客说。但不管怎么样，猪和狗毕竟不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粮食，再说他们的数量非常多，胃口又总是很好。然而动物们没有放弃希望。再说，身为动物农场的成员，他们一刻也没有失去光荣感和优越感。每当听到礼炮轰鸣，看见绿旗在旗杆上飘扬，他们心里会充满永久不灭的骄傲，话题总是转到从前的风云岁月，琼斯如何被赶走，如何制定了七大纪律，还有几次挫败人类进犯的伟大战役。

不管是一首歌、一句诗还是一座雕塑、一幅油画或一个园艺设计，一件作品从完成的那一刻起，它就和作者脱离了关系。就像成熟了的瓜从藤上掉落、蒲公英的种子在风里飞走。作品的创作者，只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了它，并赋予了这件作品生命和初始的特性，但最后这件作品在时间、社会和读者中最终“成长”为什么样，被赋予什么样的象征意义，或许已经超出了作者的创作想象——甚至作者的肉身消亡后，其生命的一部分也会因自己的作品而换一种形式继续“活”下去。这种时候，我们很难说，到底是作者赋予了作品丰富的内涵和生命，还是作品延续了作者在时间概念上的生命。

这就像莎士比亚说，”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一千个哈姆雷特里面到底有没有莎士比亚的那一个，恐怕莎士比亚也不清楚；就像同一个事件中的一百人来回忆和解读他们共同参与的这一事件，也会有一百种角度，然而细节再丰富，也不再是事件其本身，只有“无限接近的真实”。

一本书也一样。如果读出的是以为作者想要告诉你的那种通用解读，甚至是别人咀嚼后固定下来的标准解读，那只能说是做了一次“蔗渣”式温习。如果读书能够抱着怀疑的态度，怀着这本书的理解真的是这样的？会不会有其他的解读？抱着探究的心去阅读、了解，并不惧怕自己与别人的不同，最终跳出局限而得出自己的见解，这才最为可贵，因为人与人本来就是不同的。

同一本书，如果不同的人竟然读出同一个答案、固定的回答、不变的标准，我认为这一个个读者就像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一个个符合标准但毫无个性、人性的产品，这才是最可怕的。如果只有一种颜色，就不会有五彩缤纷。

所以，我从142篇读后感中选取这篇成为唯一的优秀奖，是因为作者在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这部已超过180年的老作品里，从流行、通常正确和没有人去怀疑的固定“正确”解读的“镜子后面”——另一个角度，读出了新的“幸福”。

罗素说，“参差多态才是幸福的本源。”费孝通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发现自身之美，然后发现、欣赏他人之美，再到相互欣赏、赞美，只有保持世界思想、文化和生物的多样性，世界才更加丰富多彩，充满生机和活力。

——对往西公益“囊萤照书”项目2018-2019学年上学期学生读后感优秀奖作品评语

前天收到网上买的二手书，其中就有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第2版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今天再读《劝学篇》，是这几年的第三次。现在电脑里也有这本书的电子版，但固执觉得，书不是拿在手上，摩挲过纸面一页一页翻过，就不能算是真正读过。这是绝症，没法治。

这本《劝学篇》是福泽谕吉十七篇文章的合集。这些文章虽然写于一百多年前的明治时期，但其中见解就算在今天也不过时。并且今日国人的诸多知行，竟仍不如一百多年前人。从1984年起，日元最大面值的一万元纸币上印的头像已不是圣德太子，而是福泽谕吉，这也表现出日本人对这位思想家和教育家的纪念和肯定。

下面的《劝学篇》概要，是我从这十七篇中截选出的章句编辑而来的读书笔记，因职业关系，更多关注在教育相关方面。

《劝学篇》概要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这就是说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人们生来并无富贵贫贱之别，唯有勤于学问、知识丰富的人才能富贵，没有学问的人就成为贫贱。“人不学无智，无智者愚人。”所以贤愚之别也是由于学与不学所造成的。

要具备才德就须明白事理，要明白事理则须求学，这就是学问所以成为首要任务的原故。所谓学问，并不限于能识难字，能读难懂的古文，能咏和歌和做诗等不切人世实际的学问。读书是求学的方法，学问是做事的方法。如果大家不分贵贱上下，都爱好学问，并有所体会，而后各尽其份，各自经营家业，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

现在人们评论学校，不是说这个学校校风如何，便是说那个学塾管理如何。世间作父兄的人，专门关心校风管理之事。可是所谓校风管理，究竟是指哪些事情呢？如果是指校规森严，为着防止学生的放荡无赖而实施周到的管理而言，那就不但不是研究学问之处的好事，还可以说是一种耻辱。人们在评论西洋各国的学校时，却没有听说仅凭校风之纯正与管理之严密即获得名誉，而学校的名誉在于学科的进步，教法的精良，人物品质的高尚和议论的不平凡等。因此我认为主办学校的人，不要将现在在校学习的学生和其他不良的学校相比较，而须参照世界的高水平的学校，来判定其是非得失。校风好和管理严密，虽不失为学校优点之一，可是这种优点正是学校中最不足挂齿的部分，毫不足夸。如果要想和高水平学校相较，就应在别的地方加倍努力，所以谈论所谓管理是学校的当务之急时，决不能因管理周密而感到满足。

学生谨慎用功，乃人之常情，不值得特别表扬。仅能念诵文字而不能辨明事理的人也不能叫做学者。人生的目标应有更高的要求，志趣要远大，要通晓科学的本质，要有独立不羁的精神。所谓独立，就是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能够自己支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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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看过豆瓣评分5.2的电影《屠魔战士》（I,Frankenstein），算是《弗兰肯斯坦》的续集。我觉得还行，可以打6.5分，但这部电影还是在“第1届豆瓣电影年度榜单”上被提名“评分最低的外语电影”。

昨天看到一条新闻，根据刘慈欣科幻小说《流浪地球》改编的同名电影，成为新年第一台票房收割机，上映11天累计票房34亿，已位列中国影史票房排行榜第3位。三年前翻过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系列，现在我仍然认为，如果他的文笔再好一点，小说会更有趣和易读。

从1818年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创作的长篇小说《弗兰肯斯坦》（又译《科学怪人》）面世以来，就围绕这部小说究竟算不算“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存在争论，因为有人认为这部小说还不具备科幻小说基本的科学精神，只是把科学当成了另一种魔法。不过我觉得现在这个争论应该结束了——科幻小说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它赋予了“幻想”依靠科技在未来得以实现的极大可能，甚至有些“科学幻想”在多年以后，的确在科学上成为了现实——

2018年11月26日，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诞生。

基因编辑婴儿——人造人的出现，在200年前玛丽·雪莱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科学家弗兰肯斯坦用尸体拼凑起来并赋予了他生命的怪人“亚当”就已是在“用幻想的形式，表现人类在未来世界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和科学技术远景，其内容交织着科学事实和预见、想象。”

《弗兰肯斯坦》这部世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自1818年面世以来，已经被翻译成100多种语言。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舞台剧和电影多达几十个版本，它还为英语添加了一个新的单词Frankenstein，一个最终毁了它的创造者的东西。

今天降温，-1℃，下午还打雷下雨。哪也没去，在家看《弗兰肯斯坦》，一天翻完。

除夕夜23:45，外面硝烟弥漫，炮声震得地板和床似乎也在震颤。在0:30这“接年”的炮声结束前是无法入睡的。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而且是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辗转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辗转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①我在床上翻“现代文库系列”的《鲁迅杂文》，枕边是刚翻过的鲁迅的《朝花夕拾》，书与当下的氛围似乎不相宜。

中学时“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以后看见“鲁迅”和“周树人”就远远避开，因为这“怕”里更多是反感——我根本搞不懂课本里他的文章到底在说些什么，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每一个都认识的文字后面竟是深渊，就像身边某位朝夕相处和颜悦色嘘寒问暖之人竟时刻欲将我寸磔而后快，实在是可怕。文人，是要依托其文章才能活于世间的，而这样险恶狡黠的人，这样一位烟不离手，时不时就撸起袖子在报刊杂志上和别人隔街对骂的满满市井气的大叔，怎么竟然是“中国文化革命之伟人”？

现在时隔二十几年再回头看鲁迅，基本上是在为下学期我可能的中文课备课。看的角度不同了，我就愈发不喜欢鲁迅其人，觉得他可值得一看的文章，实在是不多。而当初弄不懂的（以《秋夜》中“两颗枣树”就像“白色恐怖下的革命者”的解读最为印象深刻不知所云），现在清楚，那不过是意识形态下的过分解读，想来弄不懂也就没什么了——如果在那年纪就明白那些东西，却才是一件可怕的事。并且愈发觉得鲁迅这人的市井和小器。这“小器”不过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②，“辞锋仍是尖酸，正直却不一定落在他这面”③。“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④

想来现在的学生应该不会再“怕”周树人，因为当意识形态的光环散去，鲁迅也就走下了神坛，当年汗牛充栋的鲁迅作品，还能存留下来不失价值的，恐怕多是那些就事论事的考证。而与其同时代的文人和作品中，有大把比鲁迅的文章写得好和更值得一读的。并且现在又有了另一种对鲁迅的“过分解读”，与意识形态称其为“中国文化革命之伟人”的过分解读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以唐弢《记郁达夫》一文里鲁迅曾经讲过一个黄段子，就称鲁迅为“民国第一段子手”；借《故事新编》说鲁迅才是无厘头的祖宗；鲁迅在《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写自己曾用“荆川纸”描旧时绣像小说里的人物，就说民国顶尖的设计大师；从鲁迅一张旧照就说其是“服装搭配大师”，如此种种以无知为有趣，实在是恶心至极。

所以，课本里远不需要那么多鲁迅，甚至课本里是否需要鲁迅，于我而言，都是大可探讨一番的。或许鲁迅本身并不坏，只是意识形态坏了鲁迅，他只是一个喜欢写写字，从发表的铅字里寻找存在感的邻家大叔。

①④《华盖集·题记》
②《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③《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唐]释慧立著、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赵晓莺译的莆田广化寺本《大唐慈恩寺：玄奘法师传》，从弘化社迎请到已数月，一直和心海法师的《大唐玄奘》并列在书架上，没有读。之前就是因为看过根据心海法师的小说《大唐玄奘》改编的电影《大唐玄奘》（黄晓明饰演玄奘）后，才决定购（请）的这两本书。

两天翻完莆田广化寺本《大唐慈恩寺：玄奘法师传》和心海法师的《大唐玄奘》，两相比较，高下立现。

莆田广化寺本《大唐慈恩寺：玄奘法师传》，对译者的评价我只有“力不从心、不堪此任”八个字，或许唯有一颗虔诚之心让人敬佩。

《大唐慈恩寺：玄奘法师传》全书，整体显示出译者赵晓莺不论是中文还是文言文功底都不够深厚扎实，译文不但将频将难句省去，后三分之一部分更是对重要表、奏和书信往来都是大篇幅的原文引用未做翻译。对此，译者在自序中的解释是：“曾经尝试做过几次翻译，终觉无味，反而破坏了原文的音韵和谐之美，失去了原文的辞气畅达和雄浑气势，于是保留原文不译”，基本意思大可理解为“功力不够，无从下手”，只是不好如此坦白承认了。

在配图方面，大量堆砌甚至是重复使用相同内容图片，从摄影角度来看，图并非都美；排版和装帧设计不够成熟，或者说专业性稍弱，校对也须更加仔细才行。尤其是封面上“梁启超赞叹：该书是世界上写得最成功的一部传记文学”一句贴金和误导尤为可恶——梁启超就算赞过的，也是[唐]释慧立的著作，断不是赵晓莺的这个译本。

心海法师的《大唐玄奘》，明显也脱胎自[唐]释慧立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采用小说把玄奘传呈现出来，可读性更强，不论文字功底还是行文结构，都远比赵晓莺的译本高明许多。但校对还须再仔细点，配图在精不在多，排版也有较大改善空间。另外，整本小说几乎没有关于关键经、论和辩经的内容，如玄奘西行求学的《瑜伽师地论》、《破大乘论》七百颂，只有名而没有一句内容引用，唯在小说最后有《心经》全文，不得不说是个遗憾。

翻完两个版本的“玄奘传”，顺便把买来两年一直没看的《大唐西域记》也翻了一遍，又重温了《洛阳伽蓝记》和法显的《佛国记》，阅读量有点大，后续几天要换换脑子，看点更闲的、不费脑子的书。

清少纳言《枕草子》

文学作品都有其时代性。或者说，如果抛开时代性，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是不堪卒读的。我是这么认为的。以被喻为日本平安时代文学双璧之一的《枕草子》为例，如果拿掉其“平安”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女官身份，就文字和内容而言，不过是一女人的无聊随笔而已，放在今天别说出书和流传于世，恐怕在网络上的点击量也不到两位数，或许半数以上网络作家都不输给清少纳言。

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

田中健夫的《倭寇：海上历史》，使我的大航海和倭寇的历史知识得到很大补充。在国内历史（尤其是教科书）中，倭寇都被描绘为以日本浪人为主的强盗集团。然而事实是，倭寇的主体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中国官宪为向民众灌输对日本人的害怕与憎恶感，同时为了显示与倭寇的作战功绩而故意夸大、捏造倭寇的残忍和侵略的猛烈程度，把中国民众自己的叛乱也谎称为倭寇。此后，在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时，倭寇的概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最终被确定下来。因此，日本人固不必说，中国盗贼、朝鲜人、葡萄牙走私贸易者在中国官宪，都是作为倭寇处理的。

黑泽明《蛤蟆的油》

黑泽明的《蛤蟆的油》，是在这次云南旅行十二日中翻完的。在此之前，碰巧翻了北野武的《北野武的小酒馆》，里面对黑泽明也有提及。这种随笔自传，读来最轻松，如果作者还算是一个有趣的人，就不会让人觉得厌恶而最终能够翻至最后。我讨厌那种以过来人的语气和姿态指点迷津，为读者引领人生的自传或回忆录。在这本黑自传里对电影我只记得《姿三四郎》和《罗生门》的部分，或许是因为这两本书我都刚好看过的缘故。除此而外，职业的关系，我只对“从前的老师中，有许多具有自由精神、个性突出的人物。相比之下，如今的老师，职员式的太多了。确切地说，不是职员式的老师太多，而是官僚式的老师太多了。接受这种人的教育，能有什么用呢？”这段话印象深刻，我看来这也是这本书的“时代性”体现。其余大多内容，最终什么都没给我留下。倒是黑泽明的电影里，知名的如《姿三四郎》、《乱》、《影武者》、《蜘蛛巢城》、《七武士》、《战国英豪》和《罗生门》都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