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就是一座时光的博物馆。
这个城市时光博物馆收藏和展示的固定展品，就是整个城市的建筑，而不论是旅人过客、外来谋生者、城市居民还是城市管理者，所有的人和构成他们生活中的所有事和物，都是这个博物馆的活生生的共同组成部分。人们在这里面，互相以新奇、包容、赞赏、漠视、嫉妒、羡慕、贪婪、欺骗、虚伪、歧视……等等不同的角度和眼光在观察着对方，每个人既是观者，又是被观者，既是“展品”又是观“展”者，同时又共同组成了一个在外来者看来的“被观者”的“展品”系列。每个人的生活由此变得不再单一。他（她）的生活不仅仅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眼中的表演。私密的公开和公开的私密，在这里面犬牙交错。
随着时光的流逝，曾经生活的点点滴滴凝固在一张张照片里，成为时光的琥珀，从而在刹那以后就已成为“历史”，而其中的主体——“我们”——也从当下的“自己”剥离而成为“他者”。刹那以后，我们都在以他者的眼光看自己。刹那就已是过去，刹那就是整个人生，在生活的河流里，那些关于自己的过去转瞬间即已不再属于“自己”而成为“他们的历史”。
中学部负责人让我写几个关于阅读的贴士或建议，下个学期放进中学《学生手册》里。于是，敲了长长短短这几条。
读书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
不要轻易为了谁或某个不可具象的对象去读书。读书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如果一定要为了谁读书，那就先为自己。
一句杀人诛心的话
我有一句杀人诛心的话：普罗大众永远是一群不愿意用脑子，对复杂信息有天生抵触，拒绝学习还又渴望速成的韭菜！
短文更难写
写不了长文章，那就先从短小的来。但相对看去，短小之文，比长篇文章更不好写，因为能调度的字句不多，更求笔触精准。
自由阅读与阅读自由
如果肉身不能自由，阅读就更要自由，否则就让我想起那本书——《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然而也只有阅读的自由，才有可能拥有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也才可能发现肉身的不自由。读书，只有读到好思想，才能看见坏人间。
读不读的问题
2019年，中国出版了超过50万种100亿册图书，全世界的出版量更是一个真正的天文数字。在这个数量级上，一年里不论读没读过哪几本书，都没有什么值得炫耀或沮丧的。如果没有阅读障碍症，纯粹只是不喜欢读书，那很抱歉，你左右两个半脑的额叶、顶叶与颞叶会被减少刺激，大脑皮质层会萎缩，你将丧失评估、分析、权衡轻重与明辨信息的能力。不要试图用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模式来自我催眠，以为别的什么能力会异军突起，因为人类智慧进化的真正争议点不在于交流技巧的先进性，而在于口语、文字和网络使用的转换能力。所以，人与人除了先天生理之外最大的区别，就在谁一直在保持阅读、写作和思考。在知识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得的互联网时代，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一个不能思考的人，是无法分辨什么是独立，什么是思考和什么是独立思考的。
一位北大学生，黄昏时分，打北河沿走回沙滩。一辆汽车飞也似的从身边驶过，溅了他一裤泥水点子。心里立即充满着焰腾腾的怒火，一直到宿舍仍未有半分减弱。一走进宿舍门，他就大声地对正在埋首伏案的两位同学嚷着：“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
这晚他们都没怎么睡，几个人从贫富的悬殊谈到阶级的分化，以及国家是如何被“汽车阶级”所败坏。隔日，咒骂汽车的人把这些思考和讨论的结果写成了一篇札记，发表在北大学生自办的一个刊物上。文章里，他再次重复着那句充满怒气的话：“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
刊物名字，叫《新潮》。文章作者的名字，叫傅斯年。
“五四”是北京大学等新式高校培养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第一次现场参与国家事务，是他们与政治的初恋……用北大领袖罗家伦的话说，这次游行的目的是在“唤醒民众”，而不是发动暴力革命。
清华学校的学生离城远，没有能参加5月4日当天的行动，不过，他们很快参加到北京高校的罢课游行行列中，而且，比别的学校更激进，曹汝霖的小儿子在清华读书，立即被驱逐出校，宿舍物品打得粉碎……一位清华学生目睹游行的清华学生焚烧挡路汽车、捣毁张宗祥之子（那是他的舍友）床铺等举动中发现了“群众心理的可怕”，从而一生与激进的思想绝缘。
三十年后，写文章骂汽车的傅斯年和目睹掀翻汽车的梁实秋都到了台湾。傅斯年创办了台湾大学，一年后猝死。梁实秋在台湾师范大学当教员，平平安安地活到了八十五岁。
以上关于“五四”的内容，综合自杨早《说史记》中《五四》和《汽车》两篇。这一百多年过去了，也没有看到民众有被唤醒过的迹象。对我来说，“五四”到底只是一个知识分子曾经努力过的象征而已。“历史教科书的功能之一，就是将原本偶然的事件说成必然，原本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原本多义的事物说出本质，终于将历史变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相较于历史教科书，杨早在《说史记》的新版序言里说这本书在“事件和情节必须有史料记载”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历史想象力”，“用小说法，而以记史”。
读罢《说史记》，猜杨早的《野史记》也大概如此，就不再读了。或许《民国了》无事可以看看。都是晚清民国史，与喻血轮的《绮情楼杂记》和大华烈士（简又文）的《西北东南风》比，《说史记》胜在“历史想象力”，但弱在“小说法”。杨早写的是历史故事，没有想象力就没有故事。喻血轮写的是眼见耳闻，时代之下，其中浮沉的个体，都是传奇，这经历就是“小说法”。
书架上还有上下两册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黄濬多次向日本人传递抗日战场军事部署和蒋介石出行机密，差点使蒋死于日军之手。设局抓住黄濬及其长子黄晟和十余同党的，是有“现代中国宪兵之父”之称的贵州省安顺人谷正伦。
“既关注作品的价值观，也强调多元思考；既尊重孩子的兴趣，也强调书目的引导性；既尊重市场的选择，也强调作品的经典性；既关注作品的趣味性，也关注作品的思想性；既凸显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强调国际视野。”这是八月号《少年时》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书目项目主管袁泉写的《书单里的秘密》里，面向6—12岁儿童的《爱阅小学图书馆基本配备书目》的评选理念。
《书单里的秘密》介绍了给青少年选书的一些经验和建议，尤其让我好奇的，是这张书单的内容。于是为显郑重，非常老派（落伍）的在上午10:18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发往基金会邮箱，询问怎样才能一睹书单内容。但觉得电子邮件这种方式太过于传统（效率低下），一般不会收到回复，于是在微信里问贵州省亚桥公益服务中心的漆国静前辈有没有爱阅公益基金会哪位老师的联系方式。
“有。要理事长还是秘书长的？”
“妈耶，项目主管就好了。”我赶紧说。这种小事，哪里需要找秘书长哦。
很快就发来了秘书长张妤的微名片，“他们机构是我见过的最豪华的公益机构，一层楼办公。那个环境啊，全是书。”漆国静说。
加了秘书长的微信。在微信和电邮收到回复前，晚上9:30左右，我在爱阅公益基金会官网上下载到了包含学生、班级和教师三类共4000种图书的2018版《爱阅小学图书馆基本配备书目》（下载链接不是太容易找到）。感谢爱阅。“阅读是投资最小，回报最高的教育。”这是爱阅官网“童书100”项目页上的话。
昨晚，十年前带过的一位实习生发来微信，说：“想起以前一起去村子里，不知道你当时记录的文字和照片在哪里还可以看到（记得是在一个网站？找不到了）。想翻来看一下。之前我拍的照片也都找不到了。希望还可以看到。谢谢你。”我说：“我找找，如果移动硬盘没有坏，就应该还在。”一找不但找出了十年前的照片，还有我和他们当时的工作笔记。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在NGO工作，每个月差不多要在贵州乡村出差十五天，最长纪录是二十三天。那时候工作用力，照片也拍得比现在好得多。
早上八点，和厐思纯一起编著了《明清之际的贵州书院》的郑文丰发来微信：“黎明兄好。久未联系。近来代为贵州省档案馆刊物《贵州档案方志》组稿、编稿，文献或文史类相关皆可。略有薄酬（千字120-150元，真是薄酬），想到兄台熟知故乡人、故乡事，还请赐稿。”我回：“郑老师好！时间太长，长到我已经记不清楚到底有多久没有认认真真写点什么了（说得好像我认真就可以写得出什么似的）。如果我有认真写的，自认还拿得出手的文字，一定奉上。”他回：“兄台当然有认真的写过很多东西了。厚积薄发而已。”这里我说“时间太长”是实话，距离最后一次传统纸媒上出现我写的东西，已经七八年了，现在完全想不起曾经在纸媒上发表过的差不多二十万字都写了些什么。
下午，把青花印盒里的旧印泥挖丢，换上六月陪女儿游学，在万东桥买的西泠印社印泥，把书架上这半年买的百十本书搬下来，一一印上我“尺宅江湖”的藏书印。客厅里铺了满地的书，书名页上藏书印红得醇厚不艳俗，漂亮。
等我退休了，出门就挂上个相机继续在街头拍照，回家就慢慢读无用的闲书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