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似乎已经可以总结出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由此造成之最严重后果，则是北宋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建设起来的政治文明、商业文明和社会文明不同程度受到冲击，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徽宗的乱政和亡国。事实上，从熙宁变法到靖康之难不过五六十年，顷刻间便山河破碎，可谓惨不忍睹。

这当然是只能从长计议的话题。要说的是，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暗含着一种倾向，那就是专制主义，或者走向专制的可能。因为崇尚国家主义，相信政府万能，就难免从集权走向专制。尽管在熙宁年间，这还只是苗头，这苗头也要到忽必烈他们把两宋文明彻底摧毁之后，才会在朱元璋父子的鲜血浇灌之下长成参天大树。当然，是别人的血。

但，王安石仍然难辞其咎。他的儿子王雱不是扬言要把韩琦和富弼的人头挂在街上吗？自己不也五次三番提醒皇帝尧舜处死了鲧吗？他的保甲法不也像商鞅，散发着法西斯的味道吗？凡此种种，请问离专制主义又有多远呢？

留下的教训，更是惨痛而深刻。毫无疑问，王安石是改革家，他的变法也是改革，而且是必要的改革。这让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和许多同情，尽管某些同情不但可笑，还很廉价。幸运的是，王安石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以为改革就好，还要看为何改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如果没有想清楚这三个问题，那就只能算盲动；如果像王安石那样弄错了答案，更得咽下苦果。

另一个教训便是应该怎样看待理想，看待道德。有理想的人无疑值得尊敬，尤其是同时还有道德。但，如果他掌握了公权力，还要用这公权力来实现理想，就有可能变得恐怖和必须警惕。要知道，道德是用来自律的，道德高尚不等于认识科学决策正确，社会理想的实现更是只能靠全民的共识和践行。一旦动用公权力强制推出，就一定是悲剧。

问题是，以当时的情况，王安石不改革，行吗？改革而不动用公权力，不依靠政府部门，行吗？也不行吧？

这恐怕就是更深层次的悲剧了。是的，中华帝国发展到两宋，一方面是文明程度到达了顶峰，另一方面是整个体制和机制都出了问题。结果，不改则烂，变法则乱，改革和纠偏用力过猛则亡。何况北方还有人虎视耽耽，先是女真，后是蒙古，他们可不是已经变得和平的契丹，更不是菩萨。

风萧萧兮易水寒，丧钟已在刺骨的寒风中敲响。

宋，将漂浮在水面上，淹没在大海中。（易中天《王安石变法》第四章第六节《谁主沉浮》）

“易中天中华史”第四部“宋元”系列第二本《王安石变法》，三折淘来二手九成新，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3月1版，2018年4月8印。总阅读量第1432本。

宋有着与唐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和追求，那就是世俗、平和并雅致地活着。

无病呻吟的文人词，一碰就碎的细瓷器，宁静悠远的山水画，捉摸不透的禅，以及需要细细品味的茶。与汉唐相比，宋显得文质彬彬。

两宋的国土面积虽然小于汉唐，人口的总量、增长速度和密度却都远远超过前者。到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之时，全国人口竟然超过一亿，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大帝国，也是当时全世界城市最多也最大的帝国。早在太宗皇帝时期，开封就已是驻军数十万、居民上百万的特大城市。南宋临时首都杭州，人口应该在六十至一百万之间。其余如成都、苏州，北宋时的洛阳，南宋时的建康和泉州，人口都在五十万以上。这时欧洲的大城市，人口一般都还不到十万。并且，这个由军阀建立的王朝并不崇尚武力。相反，它的皇帝相信无论边境的和平，还是国内的稳定，都可以花钱购买，通过买卖来达成。而且，只要能够花钱买，能像生意那样谈的，也都不是问题。

两宋的富庶与科学技术有关，也与商品经济有关。商业是两宋经济的大动脉。可以说帝国的完整和政权的稳固，已经不仅靠军事力量和行政手段，实际上也考商业网络来维持。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统计数字是：北宋熙宁十年（1077）国家财政收入中，农业税和工商税的比例是三七开，农业税只占三成，工商税则占到七成。两宋商人的地位也是历朝历代最高的。商人不得骑马坐轿穿丝绸，商人子孙不得参加科举出任官员的规定，在宋代统统不再执行。就连一个开肉铺的屠户，只要生意做得好，也能被尊为“大官人”。

“易中天中华史”第四部“宋元”系列第一本《大宋革新》，七年前（2017年4月11日）读过，结果忘得一干二净。今天二刷。

《甲行日注》，明末文人叶绍袁（1589—1648）人生最后三年，遁入空门的流亡日记。甲行，取自《楚辞》“甲之朝吾以行”句；日注，即每日之记录。

叶绍袁，字仲韶，号粟庵，又号天寥道人，江苏吴江（今苏州吴江）人。明天启五年（1625）举进士，因不满魏忠贤阉党擅权，弃官归隐。弘光元年（1644），清军攻入苏州，地方人士的抗清军事行动失败，叶绍袁遂携子弃家为僧。《甲行日注》始于1645年8月25日（甲辰），是日，叶绍袁决定出家；止于1648年9月25日，内容仅止“丙戌。晴。”二日后叶绍袁在贫病、忧愤中离世，终年六十岁。

昨夜枕上开始读的《甲行日注》，为岳麓书社“明清小品”之一种，2016年1月1版1印，毕敏点校无注无释无解素本。不知道毕敏何许人，在《点校说明》中说这个版本“据《嘉业堂丛书》本，参照他本，标点付印。”对标点断句，我有几处有不同理解。如“二十六日”一则“有浪船人张安曾，贷余十金，以备樯帆，五六年矣。”句，我认为“有浪船人张安，曾贷余十金，以备樯帆，五六年矣。”似更为妥帖。

疫情开始那年，枯坐家中，随手翻《孽海花》，也是没有注释的素本，用四天校注了一遍。翻《甲行日注》，江南名士叶绍袁的文笔，清丽多姿。忍不住手痒，全本校注做不到，挑一则喜欢的试注试译以娱己飨己。

【原文】

十二日，庚申。晴，暖。午后迁安庐，自刘家桥上岸。儿辈学行脚僧，自担榔栗。余与昙津先行，可二三里，至华桐坞。凿山为址，三面皆峰，箬篱菁径，高下委折。主僧云：“此云栖惠文师所创。安庐榜，李长蘅书也。”屋西向供佛，北向为香积，南向听竹轩，二间居焉。修篁千竿，错以松桧枫梓；诸木夹荫，四围碧岫，如峨眉临镜；浮出黛痕半抹，在千重绿步障间，黄花四五枝，婀娜依人。佛前供香圆一盆，杳非日来想际。屋后流泉淙淙，如美人银甲挑筝弦，柔缓中作觱栗响。擘竹为筏，由山坳屈曲引下，滴之池盎。夜来天高月迥，空山无声，摩挲林影下，如在洞天，非人世矣。

【注】

榔栗：木名，可作手杖。典出唐·贾岛《送空公往金州》诗：“七百里山水，手中榔栗粗。”（《全唐诗》卷五七三）后用为手杖的代称。

箬篱：箬竹为篱

菁：草木茂盛

云栖：寺名，在杭州五云山西，明僧袾宏，号云栖大师曾结庵于此。惠文师，不知何人。

李长蘅：李流芳（1575—1629），字长蘅，南直隶徽州歙县（今安徽歙县）人，侨居嘉定（今上海嘉定），明代诗人、书画家。

香积：原指佛号、佛寺或僧道的饭食，此处应指饭桌。

岫：本意为岩穴、山洞，此处应指山峰。

香圆：应为香橼变种之一的佛手，有特殊的芳香气味，全年可多次开花，形状奇特似手，握指合拳的称“拳佛手”，伸指开展者为“开佛手”。

觱栗：长离的别名。长离为古代传说中的灵鸟。一说为神名。后用以比喻才德出众之人。也指琴名。

【译】

十二日，庚申。晴，暖。午后搬到安庐去住，在刘家桥上岸后，儿子和晚辈们学着像行脚僧那样拄杖而行。我和昙津先行了大概二三里，就到了安庐所在的华桐坞。安庐是在山壁上开凿而成，三面皆为山峰，门前以箬竹为篱，进出的小径两遍草木茂盛，高低参差。据这里的主持僧人说：“这里是云栖寺的惠文法师所修建的。“安庐”这个匾额是李长蘅所书。”在安庐屋子里，西面供着佛像，北面是吃饭的饭桌，南面是听竹轩，一共二间。门外竹林里夹杂着松树、桧树、枫树和梓树；这些竹和树生长在小径两旁，郁郁葱葱，四面山峰围绕，就像是峨眉山的景色一般。在这重重叠叠的绿树阴浓之中，探出黄花四五枝，就像在一片绿色中浮出的半抹女子的黛眉，美而不艳，婀娜依人。屋内佛前供着一盆佛手，寂静幽雅与之前所认为的景致大为不同。屋后流泉淙淙，如美人银甲挑筝弦，柔缓中发出如同觱栗的琴声。用折断的竹子将山泉在山坳里沿着山势弯弯曲曲引至池中，滴滴盈满。夜来天高月远，空山寂寂，漫步于月下林影中，犹如仙境。

自2021年7月23日确诊肺癌，至2023年5月26日（日志未写完），36篇半日志记录了伍祥贵自己这段人生的最后时光。

日志倒数第二篇《“为何是我”以及“为何不是我”》，“像我这种循规蹈矩的小人物，混在芸芸众生之中就跟细菌一样，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关注。但不知为什么我就被挑中了，而且基本上一击致命，让我毫无招架之功。这就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感觉有些委屈，不公。‘Why me？’为什么会是我？”这个问题我曾经也问过自己，不过转瞬就释然了，因为这是一个蠢问题——为什么不能是我？

“至于对死亡的态度，我更欣赏‘鼓盆而歌’的庄子和‘托体同山阿’的陶渊明，知生死之不二，达哀乐之为一，勘透了生死之间的界限，方能乐死而重生。病恹恹作乌龟状，即使长命百岁，又有什么意义呢？”（王志纲《序二：一代人的挽歌》）

伍祥贵《死亡日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30本。

今夜枕上书，明末虽仰慕时人反清壮举，却无勇气参加，携子遁入空门的叶绍袁人生最后三年的日记《甲行日注》。岳麓书社无注无释无解素本，应该是在也闲书局买的，当时哪里来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