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座高峰，也是学人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这些机构的学人，他们大多诵读“四书五经”长大，随后到海外接受现代学术训练，崇尚科学精神。他们是荒野上的大师，新学术的奠基者，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当然，他们也是第一代世界主义者，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前言》）

在胡适最初推荐的名单中，并没有陈寅恪的名字。不过，由于章太炎拒绝加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吴宓便顺势举荐了老友陈寅恪。陈寅恪出身名门，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是“戊戌变法”时的新政重臣，父亲陈三立则与谭嗣同等人并称“维新四公子”。陈寅恪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留学十余年，却无意浮名，只是一味读书，没有攻读学位，也没有著述。因此，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坚持认为，陈寅恪没有资格做教授，研究院不能为了他而降低标准。吴宓却极力申辩，一般人留学海外不过四五年，而陈寅恪留学长达十八年，学识渊博，与国外的教授相比也毫不逊色。（《际会》）我架上《陈寅恪集》十四册吃灰久矣。当下经济不景气，但总有这几辈子都读不完的几千册书，好过大师“写出《元白诗笺证稿》，却连适合誊抄、修订的稿纸都找不到，只好给史语所的同事陈槃写信求助，请他设法寄一些旧式的稿纸来救急。这个‘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为了几叠稿纸，无比卑微地哀求：‘拙稿不过七万言上下，当费纸不多也，如何之处，乞作覆。近日纸贵。如太费钱，可作罢论，不该多费公帑，于心不安也。’”（《关山歧路》）

1934年，乐嘉藻出版了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中国建筑史》。他和梁启超是一代人，参与过“公车上书”和“辛亥革命”。他从未接受过建筑学训练，只是凭着兴趣四处收集资料，写出了三册建筑史。听说这部作品出版的消息，梁思成形容自己“像饿虎得了麋鹿一般狂喜大嚼”，但随即大失所望。他写下《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刊登在《大公报》上。他认为，作者“既不知建筑，又不知史”，而他之所以要耗费笔墨“辟谬”，是因为“良心上的责任”——当西方和日本的建筑学家仍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建筑时，国人却写出“连一部专书最低的几个条件都没有做到”的书，并以中国建筑史为名，这让他尤为痛心。（《山西：木构的温床》）

乐嘉藻是贵州黄平县人。举人出身。光绪二十一年（1895）参加“公车上书”，辛亥革命时曾劝促清贵州巡抚宣布独立。1914年初，中国政府决定参加巴拿马博览会时，乐嘉藻时任在天津成立的工商陈列所所长，全权负责陈列展出部份准备参会的商品。贵州茅台酒蜚声中外成为国酒，乐嘉藻功不可没。1934年，他出版了《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的母亲李蕙仙，是清末顺天府尹李朝仪之女，礼部尚书李端棻堂妹，贵州贵筑县（今贵阳）人。

中国营造学社几乎让创始人朱启钤耗尽家财。抗战爆发，营造学社被迫南迁，六十六岁的朱启钤送走梁思成、刘敦桢等人，自己选择留守故都。未来的七年里，他将一次次装病，被迫搬迁，拒绝与日伪合作；他还将指导留下来的旧日职员，在艰苦的环境里，为远在南方的梁思成、刘敦桢等人提供支持，抢救、整理、寄送研究资料。

乐嘉藻是贵州人，又和梁启超是维新同道，是梁思成父辈。不论乐嘉藻的《中国建筑史》专业性如何，都是中国建筑史学的开山著作。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为贵州开州（今贵阳市开阳县）人。梁思成又有贵州母系血缘。可说梁思成与贵州人有着很深的渊源。晚辈批评父辈和行业前辈乐嘉藻“既不知建筑，又不知史”，实在不厚道，甚至是尖刻。

《中国建筑史》，不论是乐嘉藻的还是梁思成的，都在书架上吃灰多年了，可能这就是开读的契机？

“于乱世求研究，本为逆流之妄举。”（杨铨）张泉《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1版，2025年4月13印。2026年读完的第77本，总阅读量第1692本。一本值得二刷，甚至三刷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