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的文明程度本来就远远不如宋，再加上不重视知识分子，文化的建树和输出便都乏善可陈。明清两代更是闭关锁国，海上丝绸之路被自己切断，陆地上的商道则因成本太高和动荡不安而被废弃。明承元制，清承明制，都选择性地继承了不该继承的东西。帝国进入溃而不崩内部坍塌的时代，又岂能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汉唐之辉煌，两宋之绚丽，再难一见。

欧洲文明的变化则是中心向西北方向转移。此前，从古希腊罗马开始，直到罗马公教与希腊正教对立之时，欧洲文明的中心一直在地中海。然而君士坦丁堡沦陷以后，地中海就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内湖。结果，基督教世界的西边一半虽然躲过了蒙古人的征服，却不得不面临伊斯兰扩张的凌厉攻势，大西洋西岸开始变成新的中心。此后，西方现代文明将在那里兴起，并在那片海洋的东西两岸持续发展至今。

大西洋取代地中海，中亚变成绿化带，中华帝国在变大的同时也不再光芒四射，文明的格局已被洗牌。

这可真是当惊世界殊。

变化常常是意料之外的。比方说，由于奥斯曼帝国控制红海，截断了欧洲与中国的贸易通道，逼迫欧洲人向西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便间接地导致了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又比方说，由于蒙古军队造成黑死病（Black Death）即鼠疫的流行，欧洲人口急剧减少，教廷控制能力减弱，新的思想开始崛起，又间接地导致了文艺复兴。

毫无疑问，这并非成吉思汗的初衷。（《铁血蒙元》第四章）

“易中天中华史”第四部“宋元”系列第四本《铁血蒙元》，二折淘来二手九成新，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3月1版，2021年11月24印。总阅读量第1434本。

事实上，徽宗在他统治期内是善待才子的，甚至堪称帝国最大的艺术赞助商，比如创办画院。尽管这不过是圈养御用文人，但也说明徽宗对自己的审美品位充满自信。毕竟，此人好歹也是一种书体（瘦金体）和画风（工笔画）的创始人。如果让他担任大宋的文化部长，“称职”二字恐怕毫无悬念。千不该万不该，是当了皇帝。徽宗一朝，皇帝骄奢淫逸，官僚文恬武嬉，举国腐朽不堪。徽宗，可以说是北宋最糟糕的皇帝。北宋亡在他手里，也不奇怪。

在中华文明走到历史岔路口的此时此刻，尽管北国已是铁血，南宋却兀自风流，理宗一朝甚至出现了中兴气象，尽管这很快就成为过眼云烟。但不管怎么说，两宋文化的繁荣精致都登峰造极。尤其那余音绕梁三日，让人回味无穷的词，绝不会随着宋的灭亡而消亡，反倒会流传千古，历久弥新。

崖山一战，随着陆秀夫背着的小皇帝一起跳进海里的，除了不愿做亡国奴的将士，还有中华文明浴火重生的另一种可能。事实上，明清两代选择的是闭关锁国，最后变成万马齐喑的死水一潭。因此，当我们向那些死难者表示崇高敬意之时，难道不该再多一点反思吗？

“易中天中华史”第四部“宋元”系列第三本《风流南宋》，三折淘来二手九成新，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1版，2020年10月16印。总阅读量第1433本。

现在，似乎已经可以总结出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由此造成之最严重后果，则是北宋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建设起来的政治文明、商业文明和社会文明不同程度受到冲击，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徽宗的乱政和亡国。事实上，从熙宁变法到靖康之难不过五六十年，顷刻间便山河破碎，可谓惨不忍睹。

这当然是只能从长计议的话题。要说的是，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暗含着一种倾向，那就是专制主义，或者走向专制的可能。因为崇尚国家主义，相信政府万能，就难免从集权走向专制。尽管在熙宁年间，这还只是苗头，这苗头也要到忽必烈他们把两宋文明彻底摧毁之后，才会在朱元璋父子的鲜血浇灌之下长成参天大树。当然，是别人的血。

但，王安石仍然难辞其咎。他的儿子王雱不是扬言要把韩琦和富弼的人头挂在街上吗？自己不也五次三番提醒皇帝尧舜处死了鲧吗？他的保甲法不也像商鞅，散发着法西斯的味道吗？凡此种种，请问离专制主义又有多远呢？

留下的教训，更是惨痛而深刻。毫无疑问，王安石是改革家，他的变法也是改革，而且是必要的改革。这让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和许多同情，尽管某些同情不但可笑，还很廉价。幸运的是，王安石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以为改革就好，还要看为何改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如果没有想清楚这三个问题，那就只能算盲动；如果像王安石那样弄错了答案，更得咽下苦果。

另一个教训便是应该怎样看待理想，看待道德。有理想的人无疑值得尊敬，尤其是同时还有道德。但，如果他掌握了公权力，还要用这公权力来实现理想，就有可能变得恐怖和必须警惕。要知道，道德是用来自律的，道德高尚不等于认识科学决策正确，社会理想的实现更是只能靠全民的共识和践行。一旦动用公权力强制推出，就一定是悲剧。

问题是，以当时的情况，王安石不改革，行吗？改革而不动用公权力，不依靠政府部门，行吗？也不行吧？

这恐怕就是更深层次的悲剧了。是的，中华帝国发展到两宋，一方面是文明程度到达了顶峰，另一方面是整个体制和机制都出了问题。结果，不改则烂，变法则乱，改革和纠偏用力过猛则亡。何况北方还有人虎视耽耽，先是女真，后是蒙古，他们可不是已经变得和平的契丹，更不是菩萨。

风萧萧兮易水寒，丧钟已在刺骨的寒风中敲响。

宋，将漂浮在水面上，淹没在大海中。（易中天《王安石变法》第四章第六节《谁主沉浮》）

“易中天中华史”第四部“宋元”系列第二本《王安石变法》，三折淘来二手九成新，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3月1版，2018年4月8印。总阅读量第1432本。

宋有着与唐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和追求，那就是世俗、平和并雅致地活着。

无病呻吟的文人词，一碰就碎的细瓷器，宁静悠远的山水画，捉摸不透的禅，以及需要细细品味的茶。与汉唐相比，宋显得文质彬彬。

两宋的国土面积虽然小于汉唐，人口的总量、增长速度和密度却都远远超过前者。到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之时，全国人口竟然超过一亿，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大帝国，也是当时全世界城市最多也最大的帝国。早在太宗皇帝时期，开封就已是驻军数十万、居民上百万的特大城市。南宋临时首都杭州，人口应该在六十至一百万之间。其余如成都、苏州，北宋时的洛阳，南宋时的建康和泉州，人口都在五十万以上。这时欧洲的大城市，人口一般都还不到十万。并且，这个由军阀建立的王朝并不崇尚武力。相反，它的皇帝相信无论边境的和平，还是国内的稳定，都可以花钱购买，通过买卖来达成。而且，只要能够花钱买，能像生意那样谈的，也都不是问题。

两宋的富庶与科学技术有关，也与商品经济有关。商业是两宋经济的大动脉。可以说帝国的完整和政权的稳固，已经不仅靠军事力量和行政手段，实际上也考商业网络来维持。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统计数字是：北宋熙宁十年（1077）国家财政收入中，农业税和工商税的比例是三七开，农业税只占三成，工商税则占到七成。两宋商人的地位也是历朝历代最高的。商人不得骑马坐轿穿丝绸，商人子孙不得参加科举出任官员的规定，在宋代统统不再执行。就连一个开肉铺的屠户，只要生意做得好，也能被尊为“大官人”。

“易中天中华史”第四部“宋元”系列第一本《大宋革新》，七年前（2017年4月11日）读过，结果忘得一干二净。今天二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