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庐山召开战局会议。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指定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国立长沙联合大学。1938年2月中旬，临时大学又迁徙昆明，4月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12月21日，西南联大第九十八次常委会议决：“自本学年起，本校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定为一年，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按年轮值。本学年本会主席应请由梅贻琦先生担任。”后因张伯苓、蒋梦麟均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在昆明，故实际没能实施轮值制度，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一直由梅贻琦担任，主持校务工作，直到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结束为止。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中华书局2018年5月1版，2021年6月3印，黄延复、王小宁整理的《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收录了梅贻琦从1941年到1946年在昆明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校务时期的日记（其中有间断和不少缺失）。日记要言不烦，只记天气、大事、人事和应酬，家事基本只限于孩子，偶有所感，也是点到为止，并不铺陈。但因所记录的时间正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八年的关键时期，所以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一样，是了解、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本日记具有很高的价值；从作为日常闲书来读，就大可不必苦大仇深，反而会从琐碎里面读出一些“人味”和有趣来。如：

“早九点后起，殊感不适，渐觉作冷。至午前十一点余，冷益甚，乃上床盖被三四重，尚不觉暖，而冷至发抖。至一点余，冷渐止，而烧作矣。三四点时，徐大夫来诊视，烧至三十九度余，嘱食Quinine，每次两粒。（繆云台夫妇约作旧年除夕宴聚，郁文携彬、彤同去。关雨东饭约亦谢。）”都病成这样了，还能记录下来几点烧到多少度，这不是自律，是“肌肉记忆”罢？！

“上午在联大办公处，至十一点出，赴梨烟村，郁文于五六日前感冒卧床，尚未痊愈，但热度已不过三十七度以内。天夕外出散步，斜阳映在远山上，红紫模糊，愈显可爱。回看村中，已在阴影，暮色苍茫，炊烟四起，坐河堤一大松树下，瞻顾留连，至天已全黑始返。”随手随处，皆是好景致。

“昨晚甚闷热，但上床即睡去。清早醒来发现帐中有二蚊，俱是满腹热血，惜贪食过多，飞转笨重，竟因口服而捐生矣。”两校的校长，经常跑警报不说，每天应酬频繁、校务繁重，竟在日记里“惦记”两只蚊子，足见真实。

昨晚睡前，给幸福学堂Y校长发了一条微信：“我今夜枕边书《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民国时人物，很多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尤其在非常时期的日常记录，虽然琐碎，但更显真实。现在也是“非常时期”，在公众号开一个“幸福日记”之类的“纪实”栏目，哪怕每天絮絮叨叨零零碎碎，会不会反而成为一个宣传和招生的“亮点”？毕竟，现在能好好说话不喊口号，有笔力又保持阅读和思考的校长，寥如晨星。”发者随心，回者随意。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总阅读量第1349本。

这几年淘到的二手书中，不乏品相全新的。十几二十年的“老”书就像上个月出版的。这样的书，我翻读时会刻意留下一些读过的痕迹，如勾画有所得或共鸣几处、批注几处并用彩色标签纸标记。因为没有人读的书是孤独的。我们互相等了这么多年才相遇，互相成全。

安德烈·纪德的《纪德读书日记》，刘铮译，商务印书馆“小书虫系列”之一种，2020年9月1版1印，我以定价的三折淘得。几乎是全新（我没有发现任何被翻阅过的痕迹）。用了两个晚上读完。发现写读书日记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1891年8月7日，纪德在日记里写：“此刻，我读完了《战争与和平》。从旅途的第一天开始读，在最后一天读完。我相信自己从未如此全身心地在书里生活过。”我忍不住在旁边批注：我的《战争与和平》何时开始？它一直在书架上等待，等待被拿下，翻开。

1894年10月，纪德在读莱辛的传记。他在日记里写：“我必须把他这些了不起的话抄下来：构成人的价值的，不是他拥有或他以为拥有的真理，而是他为赢得那一真理而做出的真诚努力。因为人不是凭拥有真理，而是凭追求真理，才增长了能力，完善了自己。”我在旁边写：我也想读这本书，但我知道我肯定读不完。

1909年12月3日，纪德在日记里写：“体面的人和恶棍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体面的人变成恶棍这一事实，即可怕又真实。在通往‘罪恶’的道路上，只有跨出第一步是艰难的……要是我停止了愤怒，那就是我开始老了。”我在旁写：我见过道貌岸然的往往衣冠禽兽，满嘴男盗女娼的往往纯良。我的愤怒之火，已熄灭了大半。

1914年7月11日，“天热得要命。别的什么也干不了，只能读《呼啸山庄》，今晚我差不多就读完了。”这个读书的借口，委实可爱。

1914年8月22日，“在散步时读叶芝为布莱克诗集写的序。”多像我们在散步时，边走边刷着手机。
边读边批注，就像是一场穿越一百多年与纪德的对谈。

他娘的二娃在困觉，他娘在收拾乱得每天像被台风过境数次的客厅，大娃在房间读书，我在搓衣服。生活不止是诗和书，还有被正午的太阳烤得颈根毛焦火辣，和满手新鲜鲜黄艳艳的，二娃的屎㞎㞎。

昨天去了也闲书局。从门口看进去，书局就是一张在嘶喊的嘴巴，新进的堆山的书是喉咙里的扁桃体，还肿大。我觉得店长最近可能也一样毛焦火辣，否则正在南京过六十岁生日，每天花天酒地赏名胜访名人的局座秋蚂蚱，也不至于被在贵阳的店长“跨省”让写一篇推文，给重启读者群一个说法。

要重启读者群，是因为“理想中的读者在群中遭到阻击”而解散了之前的读者群。这话说的，好像新建一个群，读者就不会被阻击一样。真是太理想了。

终于，还是又建了读者群，“有老读者的要求，更多的是书店导购的需要。”从年龄来说，我应该是老读者，我也需要书店的导购，因为我相信他们的眼光和品味足以引领我。于是再次，主动进群，潜水，不敢说话。

孟子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就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都讲了是售书群，但还是有人在群里分享自己不成熟的作品和不健全的观点，都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我还是又想起了杨笠。

今天群里推荐了三本书。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周国平《人与永恒》，周立民《躺着读书》。“他称钱钟书为‘天下第一等尖酸刻薄之人’；他讽刺老舍给夫人‘约法两章’其内容放到今天是会被送到精神病院去的。其书中的大人物描写让人体会到人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总是有些恶趣味。被这段推荐语吸引，在也闲书局的微店里买了《躺着读书》，定价四十八元，微店售价二十八元八角，才六折，比会员价还划算。想来拿作枕边书，就真是躺着就有书读了。书先暂存在收银台，等个把月鸡零狗碎又买了十几二十本，肉身还是要去一趟。就像昨天，去取了上个月买的十几本书，还淘到中华书局繁体竖排一九六一年版《太平广记》一套十册中的第四、九两册，顺便看了看店里各位未来同事。毕竟这关系到我退休后精神生活的高、宽和厚度——作为图书管理员，我的领地已经沦陷了，因为书架上只能出现指定的100种书。书架变成了思想的牢笼，阅读的自由和自由的阅读已不存在（好像它们存在过似的）。

我的规划是这样的：等娃娃大了，我也退休了，就去也闲书局打工罢。搬书、拆书、理书、卖书、包书，学奥威尔写日记不荐书，专门吐槽老板和同事，吐槽买书挑三拣四的顾客、看书不买书的伪君子和那些除了教科书就只阅读诸如什么路牌啊，头发护理说明啊，快递收、寄件人地址这些，以及罚款单上的小字却在教书的老师。至于报酬，每天发我一百元原价购书抵扣券就行。喜欢的书我就抵扣来回家躺着读，读完翻旧了就塞回店里的二手旧书区去卖。

要过上这样的人类高质量退休生活，书店就必须活得比我滋润且久长才行。要想书店活得长久，就要有人读书、买书，而且要越多越好。好在处处遭到阻击的读者，还拥有像也闲书局这样不多的几处避难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图自也闲冬梅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