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夜航船》，大为有趣，欲罢不能。如天文部“映雪读书”条：“孙康家贫，好学，尝于冬夜映雪读书。”不是记录者矫情，就是孙康矫情了。雪霁如有月，有无雪均可勉强识得书；雪夜如无月，有无雪也读不得书。如在雪点灯读书，则矫情过盛。如地理部“明两直隶十三省”条，“山东六府十四州九十县，赋二百八十五万一千”，“河南七府三十三州九十县，赋二百四十一万二千”，“云南十四府四十一州三十县，赋一十四万”，贵州最末，仅“六府四州六县，赋四万七千”，尚不及东部一省的零头。东西发展不均，东富西贫，古亦然。

手上这本《夜航船》，是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二〇年七月一版一印。布脊精装，繁体竖排，六百五十七页，四十三万八千字，定价一百二十八元。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九十六元从布衣书局微店购得。书前衬页有点校者郑凌峰于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签名钤印，并题“敬请伸脚”四字；书名页及后衬页各钤据张岱印蜕摩刻的“陶庵”和“张岱之印”各一枚。

郑凌峰题“敬请伸脚”，语出《夜航船》序中故事：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拳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这则故事，我收录在了《三近斋摭录·卷一》中。

不论是《太平广记》、《夜航船》还是《清稗类钞》，这类从天文地理到文学艺术，从三教九流到神仙鬼怪，从政治人事到典章沿革的古代百科全书，应用到中小学的人文课程来说，都是绰绰有余。

我还是想要买一套《太平广记》。

他娘的二娃在困觉，他娘在收拾乱得每天像被台风过境数次的客厅，大娃在房间读书，我在搓衣服。生活不止是诗和书，还有被正午的太阳烤得颈根毛焦火辣，和满手新鲜鲜黄艳艳的，二娃的屎㞎㞎。

昨天去了也闲书局。从门口看进去，书局就是一张在嘶喊的嘴巴，新进的堆山的书是喉咙里的扁桃体，还肿大。我觉得店长最近可能也一样毛焦火辣，否则正在南京过六十岁生日，每天花天酒地赏名胜访名人的局座秋蚂蚱，也不至于被在贵阳的店长“跨省”让写一篇推文，给重启读者群一个说法。

要重启读者群，是因为“理想中的读者在群中遭到阻击”而解散了之前的读者群。这话说的，好像新建一个群，读者就不会被阻击一样。真是太理想了。

终于，还是又建了读者群，“有老读者的要求，更多的是书店导购的需要。”从年龄来说，我应该是老读者，我也需要书店的导购，因为我相信他们的眼光和品味足以引领我。于是再次，主动进群，潜水，不敢说话。

孟子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就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都讲了是售书群，但还是有人在群里分享自己不成熟的作品和不健全的观点，都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我还是又想起了杨笠。

今天群里推荐了三本书。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周国平《人与永恒》，周立民《躺着读书》。“他称钱钟书为‘天下第一等尖酸刻薄之人’；他讽刺老舍给夫人‘约法两章’其内容放到今天是会被送到精神病院去的。其书中的大人物描写让人体会到人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总是有些恶趣味。被这段推荐语吸引，在也闲书局的微店里买了《躺着读书》，定价四十八元，微店售价二十八元八角，才六折，比会员价还划算。想来拿作枕边书，就真是躺着就有书读了。书先暂存在收银台，等个把月鸡零狗碎又买了十几二十本，肉身还是要去一趟。就像昨天，去取了上个月买的十几本书，还淘到中华书局繁体竖排一九六一年版《太平广记》一套十册中的第四、九两册，顺便看了看店里各位未来同事。毕竟这关系到我退休后精神生活的高、宽和厚度——作为图书管理员，我的领地已经沦陷了，因为书架上只能出现指定的100种书。书架变成了思想的牢笼，阅读的自由和自由的阅读已不存在（好像它们存在过似的）。

我的规划是这样的：等娃娃大了，我也退休了，就去也闲书局打工罢。搬书、拆书、理书、卖书、包书，学奥威尔写日记不荐书，专门吐槽老板和同事，吐槽买书挑三拣四的顾客、看书不买书的伪君子和那些除了教科书就只阅读诸如什么路牌啊，头发护理说明啊，快递收、寄件人地址这些，以及罚款单上的小字却在教书的老师。至于报酬，每天发我一百元原价购书抵扣券就行。喜欢的书我就抵扣来回家躺着读，读完翻旧了就塞回店里的二手旧书区去卖。

要过上这样的人类高质量退休生活，书店就必须活得比我滋润且久长才行。要想书店活得长久，就要有人读书、买书，而且要越多越好。好在处处遭到阻击的读者，还拥有像也闲书局这样不多的几处避难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图自也闲冬梅姐高

我阅读的效率似乎又提高了，但之前的几本书却读得很慢。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张弛之道”。

从前天到今天中午，两天半时间里，重读了《笑林广记》《小窗幽记》和《随园诗话》，把每本书里适合课程的内容都用彩色标签贴做了标记。这样一来，三本书头上都是密密麻麻几十张五种颜色的标签贴。但读完就觉得这课程内容太书卷气，太文弱了。一时又没想好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午饭后进城，去也闲书局取最近买的书。有喜欢的，时不时买一两本；也闲老板秋蚂蚱推荐，觉得不错的，买一两本；没读过，不了解，但评价还不错的，也买一两本。一段时间下来，也不太记得自己买了些什么书。今天到店一码出来十几本，马上觉得自己应该先把家里买的书读完，至少是大体翻翻，再买新书。然而，没用的。一看到店里新进堆积如山的书，这么多好书还没读过啊！不过今天终于忍住了，没买新书，买了两本旧书。这两本旧书，解决了我国庆节过后要上的中文课的大问题。

进店，照例先逛旧书区。在书架下层，翻到三本中华书局繁体竖排《太平广记》，是一套中的第四、七、九册。套书版权页通常在第一册或最后一册，所以不知道这套书一共多少本，哪年出版。淘书遇到这样的事最让人纠结。要还是不要，抽一本来读读看。抽出第四册，随便翻开读了几则，合上书就去问店里有没有新书成套的。回答说之前是有一套，卖了。

“好事。好事。”我说。虽然我没有买到想买的书，但对一家书店来说，进的书总是能卖出去，这实在是没有比这更好的事。

回到旧书区，挑了品相还将就的《太平广记》第四、九两册到前台付款三十六元。回到家，一下午读完第四册，彩色标签标记了适合课程的薛道衡、骆宾王、王维、元载、哥舒翰篇目八九处，这几篇（则）篇幅不长但有故事，有风尘气，有烟火味，课程内容文弱的问题完美得到解决。

晚上在网上查这两本书的版本，应是一九六一年版的。继续读第九册，应该还有好故事。

也闲书局的高姐在朋友圈晒店里新进的一大批书，满坑满谷的，说买书抵御通胀。我觉得这话有那么一点点道理，因为书又不像蔬菜水果，至少保质期相对要长得多，并且账户里的基金股票每日动辄就跌没几千，除了一声叹息也是一点办法也无，于是蠢蠢欲动。正好在董宁文编，岳麓书社二〇〇六年六月一版一印《我的书缘》里，读到文洁若写的《我和巴金的书缘》，里面有一段说一九一六年，文洁若的祖父客死北京，将灵柩运回贵阳安葬后，其父考上驻日大使馆高等文官。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件”后，驻日大使蒋作宾被召回，其父也就失了业，只能靠买书度日。但是我买的都是自己无事乱翻的闲书和上课有关的工具书，这种大路货是保不了值，更增不了值的，就算到了穷途末路，要卖这些书，也只能是当废纸论斤秤，度不了日子。于是作罢。只是每月将惦念了一段时间，实在是想买想读的书，抠抠索索买几本。

昨夜梦中，得周作人一九三一年北新书局初版《雨天的书》、一九三二年开明书店初版《看云集》、一九三七年宇宙风社初版《瓜豆集》等周作人签名钤印毛边自选集数种，喜极，迷迷糊糊起身想翻看，一片漆黑，看表，2:44。万籁俱寂，想起韦苏州的“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句。

倒下不知睡了多久，被如注的大雨吵醒，还是一片漆黑，看表，5:04。

一位北大学生，黄昏时分，打北河沿走回沙滩。一辆汽车飞也似的从身边驶过，溅了他一裤泥水点子。心里立即充满着焰腾腾的怒火，一直到宿舍仍未有半分减弱。一走进宿舍门，他就大声地对正在埋首伏案的两位同学嚷着：“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

这晚他们都没怎么睡，几个人从贫富的悬殊谈到阶级的分化，以及国家是如何被“汽车阶级”所败坏。隔日，咒骂汽车的人把这些思考和讨论的结果写成了一篇札记，发表在北大学生自办的一个刊物上。文章里，他再次重复着那句充满怒气的话：“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

刊物名字，叫《新潮》。文章作者的名字，叫傅斯年。

“五四”是北京大学等新式高校培养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第一次现场参与国家事务，是他们与政治的初恋……用北大领袖罗家伦的话说，这次游行的目的是在“唤醒民众”，而不是发动暴力革命。

清华学校的学生离城远，没有能参加5月4日当天的行动，不过，他们很快参加到北京高校的罢课游行行列中，而且，比别的学校更激进，曹汝霖的小儿子在清华读书，立即被驱逐出校，宿舍物品打得粉碎……一位清华学生目睹游行的清华学生焚烧挡路汽车、捣毁张宗祥之子（那是他的舍友）床铺等举动中发现了“群众心理的可怕”，从而一生与激进的思想绝缘。

三十年后，写文章骂汽车的傅斯年和目睹掀翻汽车的梁实秋都到了台湾。傅斯年创办了台湾大学，一年后猝死。梁实秋在台湾师范大学当教员，平平安安地活到了八十五岁。

以上关于“五四”的内容，综合自杨早《说史记》中《五四》和《汽车》两篇。这一百多年过去了，也没有看到民众有被唤醒过的迹象。对我来说，“五四”到底只是一个知识分子曾经努力过的象征而已。“历史教科书的功能之一，就是将原本偶然的事件说成必然，原本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原本多义的事物说出本质，终于将历史变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相较于历史教科书，杨早在《说史记》的新版序言里说这本书在“事件和情节必须有史料记载”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历史想象力”，“用小说法，而以记史”。

读罢《说史记》，猜杨早的《野史记》也大概如此，就不再读了。或许《民国了》无事可以看看。都是晚清民国史，与喻血轮的《绮情楼杂记》和大华烈士（简又文）的《西北东南风》比，《说史记》胜在“历史想象力”，但弱在“小说法”。杨早写的是历史故事，没有想象力就没有故事。喻血轮写的是眼见耳闻，时代之下，其中浮沉的个体，都是传奇，这经历就是“小说法”。

书架上还有上下两册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黄濬多次向日本人传递抗日战场军事部署和蒋介石出行机密，差点使蒋死于日军之手。设局抓住黄濬及其长子黄晟和十余同党的，是有“现代中国宪兵之父”之称的贵州省安顺人谷正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