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至秦汉统一的过程中，中华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也是在处理华夷关系中发挥作用的，作为中国思想基础的“天命思想”。其中，天的最大作用就是让有德者承天命来治理天下。

最早的时候，中国人虽然认为与异民族之间存在差异，但并不是太歧视他们。直到战国以后，“夷狄”在儒家经典中反复出现，成为了污蔑的对象，受到低人一等的对待。儒家思想强调“华夷之别”，认为夷狄与禽兽无异，被视为野蛮人，自此，“夷狄”的概念被确定下来，并且“中华”置于夷狄之上。

《明史》中对建文帝最后行踪的记载是：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或云帝由地道出亡。不管是自焚还是出逃，真想隐藏在未知的黑暗中，注定纠缠篡位的永乐帝一生。

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变”后永乐帝就急于编撰《永乐大典》，目的在于对内制造一出“永乐盛世”来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在。在外交上，利用朝贡制度谋求国际秩序的确立则是第一重要的，因为他要树立起天子的形象，四夷来朝是为自己正名。这个体制的特征就是把周边诸国对中国物资的需求作为筹码，将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推广遍及东亚及全域。若周边诸国想要与中国建立商贸往来，就必须要置身于明朝制定的华夷秩序框架中，受其规范。明朝禁止民间的海外交流，而将其限定在国家间的朝贡贸易中，旨在与周边诸国之间建立起国际性的政治经济秩序。

赋予皇帝权力，皇帝使用权力统治社会、维持秩序，这是中国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中国皇帝的权力随着时代的发展愈加强化。每当秩序崩坏之后，权力都会被身为秩序统治者的皇帝再次集中，明朝专制国家的产生就是权力集中的结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明朝专制国家是中国社会的“体制性归结”，那么，当然可以说，明朝体制是一种“牢固”且具有“统治性”的体制。这是中国史的一个归结点，也是新时代的出发点，而永乐时代达到了旧时代的一个顶峰，也可以把它视为新时代萌芽的分界点。此后，中国社会在明初体制的制约下，向着中国式的“近代”迈出了缓慢的一步。

檀上宽《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鲤译丛”系列之一种，2015年12月1版，2016年1月2印。总阅读量第1527本。

《十三行小字中央》，收江弱水六年里的二十二篇“既不算‘随笔’或‘散文’，也不算‘小品’的文章，因为从造句到谋篇，既不随便，也不散漫，反而很多算是‘大品’。”小品也好，大品也罢，于我而言，都是“千钧重量的微言一克”，大有收获。随手录几段以作读后纪念：

1、所谓“十三行”，是晋王献之所书曹植《洛神赋》，残帖仅存十三行，共二百五十字，故名。这十三行小字历来被认为是“小楷极则”，在书法史上地位极高。它有两个传本，晋麻笺本和唐硬黄纸本。唐硬黄纸本上有柳公权的两行题跋，被认为是他临写的本子。晋麻笺本北宋时儒内府，徽宗曾刻石，拓赐近臣。靖康之后，这麻笺本及其刻石的下落，众说纷纭。（《十三行小字中央：朱彝尊的风怀诗案》）

2、黄侃自嘲学问“屑微已甚”，杨树达自号“积微”。训诂学家从不废话一吨，总是微言一克，但这一克微言却是从偌大的古籍库中一本一本一页一页一行一行细读下来再精炼出来的，这就有了千钧的重量，动它不得。（《微言一克的重量：从郭在贻的训诂谈杜甫诗的校注》）

3、郭在贻《释“努力”》一文，令人称绝。古诗《行行重行行》：“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努力”一词，各选本均不加注，显然认为是“用力”“勉力”的习惯用法，“努力加餐饭”就是劝君能多吃点就多吃点。但郭氏说，除此义之外，自汉魏到隋唐，“努力”还有“保重”“自爱”的意思。《三国志》卷九裴松之注引《魏末传》，有“好善为之”与“努力自爱”对应的话。郭氏还举了杜甫《别赞上人》为例证。（《微言一克的重量：从郭在贻的训诂谈杜甫诗的校注》）

4、柳永《望海潮》写杭州“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我们多半也想当然地认为，“参差”是形容房屋密集却又高低不齐的样子，但郭在贻说“参差”是唐宋诗人习见的俗语词，含义颇为复杂，但这里应该训为“大约”，是说杭州当时有大约十万户人家。（《微言一克的重量：从郭在贻的训诂谈杜甫诗的校注》）

5、要说外语是打望世界的窗，方言便是安顿灵魂的床。只会说普通话的人，怎么看都像个塑胶人，来历不明，去向可疑。而方言给人底气，指向你生长的那一方水土。所以，四川话里头有花椒味，山东话里头有大蒜味，陕西话里头有臊子味，闽南话里头有蚵仔味。（《栀子花茉莉花》）

6、文学的诗意是怎么失去的？可以说，自从文学找到了意义，就失去了诗意。要怪文学研究缺乏诗意，首先得怪文学缺乏诗意……我们都清楚，给一篇文章归纳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初中生都干得来。而能够敏感文心，细查文脉，没有的精微的体会和辨识是不可能的。此所以现在研究文学，有个中等资质就够了，而有诗意的文学研究，非才智之士莫办……赏析其实是一种珍稀的能力，是一切批评研究的入门，也是极文章之壸奥的不二法门。没有高人指点，你就是捧着作品一字一字的读，也无由窥见其室家之好、宗庙之美……身心整个儿沉浸在作品的世界中，手触摸到文本的机理，与作者同呼吸，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情绪被裹挟进去，而每每又跳脱出来，为你一一指证其得失所在，真是快意而过瘾。总之，文学研究需要敏感、洞察，以及最重要的热情。对你的研究对象，你得爱，或者恨，也许是惋惜。（《文学研究中的诗意》）

7、中国传统诗学的好处是精辟，缺点在空疏；西方诗学则以分析见长，而有繁琐之弊。这两种阐释模式，各自利病鲜明，合则双美。（《顾随先生的讲堂》）

江弱水《十三行小字中央》，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1版1印。总阅读量1526本。

虽然这本书文笔弱，线条粗，配图随意，尤其是后三章说教太盛，配不上“细讲中国历史”这个丛书名头，但开卷有益，我对春秋时期的“天下”拼图又得以完善。

我一直以为齐桓公是春秋第一个霸主，但其实郑庄公才是。郑庄公的“小霸”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大事变。言其“小”，那是因为它是一个小国之“霸”，与较后的晋、楚、秦这样的大国之“霸”比较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然而郑庄公称霸的时间长达四十五年之久，威势达到华夏全局，更重要的是郑庄公的“小霸”完全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开拓出了一个从西周王权统治到春秋诸侯争霸的新时代。

郑国的子产在郑简公三十年（前536）“铸刑鼎”，这是中国历史上由秘密法阶段向法典时代过渡的标志事件，子产的这一行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在晋顷公十三年（前513），晋国的大夫赵殃、荀寅铸范宣子刑鼎这事传到鲁国，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却大骂一通。看来这位“圣人”也没有什么法治观念。

鲁襄公十一年（前562），鲁国发生了一件标志性的大事：三桓“三分公室”，鲁公从此完全丧失了军事权力，成了三桓的傀儡。三桓专鲁政是好事还是坏事，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但当时登台的卿大夫为了夺取政权、稳定政局、赢得民心，确实做了一些值得一书的好事。不止三桓如此，春秋时期各国当政的卿大夫也如此。通过春秋时代三百年历史可知，没有实力，没有战略战术，单靠“仁义”，什么用都没有。这也是孔子周游列国而不得用的根本原因吧？！

春秋时期，学派蜂起，其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是儒、墨两家。墨翟不姓墨，考之于史书，在春秋之前也根本没有一个人姓“墨”。从原本意义上来说，“墨”可能指的是肤色，惠施说：“墨子大巧”，所以墨子可能出生在贫穷的手工艺家庭，长年的劳作皮肤黝黑，所以称“墨”，就是黑孩子。墨子的兼爱比起孔子的仁爱来，心胸更坦荡，视野更开阔，不分亲疏，不分贵贱，不分贫富，兼而爱之，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陈雪良《大国争霸与士的崛起：春秋》，上海人民出版社“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之一种，2018年6月1版，2019年5月2印。总阅读量第1525本。

张恒寿《孔子》，北京人民出版社“承自上世纪60年代吴晗策划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的“新编历史小丛书”之一种，2020年2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24本。2025年读完的第一本书。

虽是5年前出版的新书，但不论是对历史还是对人物的观察角度、评价标准，都相当过时、狭隘，或者说具有上个世纪60年代的鲜明时代特征，在豆瓣上只有不足10人标记“读过”且无评分也就不足为怪了。例如书中认为，为百家争鸣“铺平了道路，开创这个局面的，正是孔子和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这个观点我不赞同，太过绝对了。儒家也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并且成为百家之首是在汉武帝时，也跟内法外儒的政治需求有关。还有“孔子学说中，进步成分占主导地位，还是保守成分是主要的？孔子学说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还是代表地主阶级？”这样的阶级斗争论调，本就是将历史和人物的复杂性简单化、教条化的错误方法。

不过开卷有益，这本书也补充了我孔子这块知识拼图的缺漏——虽然缺失的知识拼图缺漏仍然很多。
“孔子虽没有对仁下明确的定义，但‘爱人’一语，可以作为对仁的简要概括。爱人就是对别人又同情心，有关心他人的真实感情。”提到孔子，讲到儒家经典，总无法避开“仁”这个概念，但怎么解释都觉得不够准确。现在，至少我又多了一块关于“仁”的拼图。

“孔子离陈后，就到了原属蔡地而当时已成为楚地的负函（信阳），这是楚国的卿相沈诸梁正出镇叶城，称为叶公。”这个叶公，就是小学课本里“叶公好龙”中的叶公，但这里的“叶”不读yè，而读shè，地名。

“（孔子）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完全的人格、高尚的品德，来担当爱人济世的历史使命，所以把德行一科，放在政事、言语、文学等科之首，但在知育方面，也没有轻视放松……在教学方法上，他注重启发，反对灌输，更有一套‘因材施教’的办法。比如对于弟子们提出的同一问题，他根据个性不同予以不同的回答。”现在看到一些民办学校的创新教育把品格、个性放在培养学生的重要位置，但中国私学的祖师爷孔子在2500年以前就在这样提倡和践行，这样的创新其实是炒祖师爷的冷饭，而且又还没有炒好，是既没有“创”也不“新”。

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周以前，从三皇五帝到夏，都是摸索；商，则是我们民族少年时代的顽皮和撒野。周以后就成熟了，也变得沉稳。国家制度，辛亥革命前只变了一次，时间在战国到秦汉。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则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这就是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前者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后者以纲常伦理为核心；而政治制度是封建，经济制度是井田。正是这四大制度，决定了我们民族及其文化和文明的精神气质。

封就是“爵诸侯之土”，意义在疆，所以叫“封疆”；建就是建国，它包括授土、授民、授爵。授土河授民，表示周天子才是全世界土地和人民的唯一产权人和法人；授爵表示他是所有邦国的最高统治者或世界性君主。主权和产权都是周天子的，诸侯只有财权和治权。

封建制，把当时的世界分成了三个层次。周天子是皇天上帝的“嫡长子”，也是天下子民的“总爸爸”。以下，诸侯是“二级爸爸”，大夫第三级，小民则是子女，所以叫“子民”。这个民族在西周叫夏，春秋叫华，后来合称华夏。

没有爵位可世袭，做不了大夫的贵族嫡长子外的子弟，就做“士”。士在历史上极为重要。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前期是诸侯的时代，春秋中后期是大夫的时代，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诸子百家，儒家代表文士，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隐士，法家代表谋士，都是士的代表。只不过，他们的追求、主张和方案各不相同。

秦汉以后，进入帝国阶段，废封建，行郡县，诸侯和大夫这两级贵族都被消灭。除了皇族，所有人都是平民。于是，士便成为平民之首，与其他阶层合称“士农工商”。从汉帝国到清帝国，官僚集团主要由士组成，甚至一度形成所谓“士族”。士，最终成为中国历史的主人，尤其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主人。

《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1版，2018年5月19印。总阅读量第1523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