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末中国北方动荡的局势中，全真教发展迅速，成为北方民众信仰的支柱，同时也成为能够对北方局势施加影响的一股政治势力。作为全真教的掌门真人，丘处机接到过金朝和南宋皇帝的邀请，但他都婉言谢绝了，而是留在金、宋、蒙势力胶着混战的山东。可是，令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在接到成吉思汗的邀请后，丘处机却立即动身前往异域。

1220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十八，在自己73岁生日的前一天，丘处机带领十八名弟子，由山东掖县（今莱州市）的昊天观出发，开始了远赴中亚的行程。

1222年5月17日，在启程两年零两个月之后，丘处机终于抵达成吉思汗的驻地。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第一次见面，是短暂而冷淡的。成吉思汗问：“真人远道而来，又什么长生不老的药送给我吗？”

丘处机答：“我只有养生之道，没有长生之药。”

两人的第二次会面是在9月28日，从现在掌握的史料来看，这次会面依旧是平淡短暂的。

10月21日成吉思汗正式邀请丘处机讲道，丘处机万里西行，这时才算是走到了真正的终点，可谓“远行万里，只为一席话”！这次会面，丘处机非常清楚成吉思汗期望的是什么，所以他从养身修仙开始讲，接着劝成吉思汗行善止杀，最后是如何通过养生达到长生。

1223年4月12日，丘处机辞别成吉思汗，踏上归途。次年2月27日，丘处机回到燕京，住进长天观。1227年7月10日，道人王志明从秦州（今甘肃天水）成吉思汗处来到长天观，传达成吉思汗旨意，把北宫仙岛（琼华岛）改为万安宫，将长天观改为长春宫，诏告天下出家向善的人都归丘处机管理，并赐金虎牌，下令道家事一切仰“神仙”（成吉思汗称丘处机）处置，即诏请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8月20日，丘处机离世，时年80岁。五天后，成吉思汗在出征西夏的军营中去世，享年66岁。

一周半没有得到完整的时间读闲书，心里面空洞，面目也狰狞。今天读完《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虽然后半部几乎可视为《长春真人西游记》的译文，但所知得以印证外又添新知，从上小学时在金庸《射雕英雄传》中读到全真七子和丘处机，三十几年后的今天从历史角度回到这个故事，顿觉神清气爽，有趣有料。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不会被浪费。

杨军《丘处机与成吉思汗》，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系列39中之一，2014年4月1版，2016年4月2印。总阅读量第1512本。有点动心要收齐这套书了。

10月14日，花卷突然问我：“能帮我买一本法国历史的书吗？”当然！在我们家，买吃的和买书是同等重要绝不含糊的事。

选了柴田三千雄的《法国史10讲》准备付款时，发现这本书是“岩波新书·世界国别史十讲”系列之一种，这个系列目前共有五种，另四种是《德国史10讲》、《英国史10讲》、《意大利史10讲》、《西班牙史10讲》，于是一网打尽，收入囊中，生大欢喜。

书到后，花卷开啃《法国史10讲》，我挑了这本《德国史10讲》。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三国史有一个共同的部分，即日耳曼人建立的法兰克王国。我对法国古代史兴趣不大，就直接跳到一战、二战和分裂后统一的后半部分，终于帮我大概厘清了柏林墙倒塌始末。

1919年，作为一战的战败国，德国没能出现在谈判桌上，只是在战胜方的最后通牒下才被迫接受了《凡尔赛合约》。这个合约中，最出名的是最后定下堪称“天文数字”的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这个合约引发了北洋政府治下中国的“五四运动”，让我不得不联想到《辛丑条约》——这个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的条约规定，清政府向十一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1320亿金马克与9.8亿两白银哪个更多？一番查资料和计算下来，1金马克约等于0.36克黄金，根据资料中1900年左右汇率换算成白银，德国的赔款总额大约在220亿两—377亿两白银之间，是大清国赔款总额的22—37倍。当然，这笔赔款随着二战的爆发也就不了了之了。

二战德国战败。1945年，盟军占领下的德国被分为了四个占领区，美、英、法、苏四国占领军的驻军总司令掌握各自占领区的统治权，德国由此进入军官状态。然而未过多久，这种占领体制便陷入僵局。围绕战后的世界秩序，东西世界的对立也影响到了德国的占领政策，特别是战后赔偿问题打乱了四国共治的步伐。苏联由于战争受损惨重，将获取战争赔偿放在首位，而美英两国考虑到“一战”战后处理的失败教训，主张以复兴德国经济为先。不同的诉求导致1947年，美英两国将各自管理下的占领区合并为“双占区”，之后法国占领区也加入，这样，西侧的三个占领区与苏占区形成了对峙。随后，西占区推动的货币改革，成为了德国最终走向分裂的导火索。

1949年5月生效的《基本法》（基于联邦制及议会制的新宪法），标志着以莱茵河畔小城波恩为首都的西德，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

1949年10月，苏占区新宪法生效，标志着以东柏林为首都的东德，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

自此，两个德国登上了历史舞台。然而截至1961年，从民主德国（东德）迁到联邦德国居住的“逃脱者”多达250万人。于是在1961年8月，民主德国修筑“柏林墙”，阻断了这个普通人从民主德国逃往联邦德国的唯一通道。

德国的统一不仅仅是德国的问题，是事关外交乃至国际关系的问题。当一个大国要重新出现在欧洲大陆时，四个占领国为首的欧美各国政府的善意态度是其中的关键。如果不是老对手法国不计前嫌，放弃德国威胁论，转向支持德国统一；如果不是苏联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后任总统，这是另一个故事）认可民主德国改弦易辙，投入西方世界，那么两德的统一是无法实现的。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990年年10月3日，两德统一。

坂井荣八郎《德国史10讲》，中国工人出版社“岩波新书·世界国别史十讲”系列之一种，2021年5月1版，2023年4月3印。总阅读量第1511本。

对我来说，好的文笔有两种：一种能让我从头到尾跟着文字波澜起伏顺流而下，一种让我走不了几步又回头舍不得读完。虹影《饥饿的女儿》是前者。一下午看完20万字的小说。

“这个社会，既得利益者组成一个统治集团，一个新的特权阶级。我们老百姓只想在公共厕所加一个茅坑，当干部的，不管小官还是大官，他们有自己专用的抽水马桶、浴室、电话、佣人、奶妈。饥饿时期哪听说饿死过一个干部？这些人的第一条准则是巩固特权集团的共同利益，并且传给自己的子女；第二条是在这集团中往上爬。这第二条经常与第一条产生矛盾，由此闹出祸及老百姓的政治变乱。”

“有两个文革。第一个文革是干部们互整，不被人整倒，也会整别人。既然吃政治这碗饭，就得手拎着脑袋瓜，既然享受特权，就得冒被整的风险。有什么可抱怨的？本来这就是他们选择的。不管是当事者，或是当事者的后代们，现在如何愤恨写文字控诉文革，受造反派迫害，都太可笑了。另一个文革是老百姓的文革，他们借毛主席在党内与刘少奇等人抢权的机会，做了造反派来发泄报复。但是造反派在69年就挨整，整了十一年，现在干部们还要整胆敢造反的老百姓。”

“大舅妈是村子里头一个饿死的，大表哥从读书的煤校赶回去吊孝。到忠县前的丰都县，饥饿的惨状便不忍目睹，插着稻草卖儿卖女的，举家奔逃的，路边饿死的人连张破草席也没搭一块，有的人饿得连自己的娃儿死了都煮来吃。过路人对他说，小同志，别往下走了，你有钱有粮票都买不到吃的。

“他这个孝子回学校后一字未提母亲是饿死的，一字不提乡下饥饿的惨状，还写了入党申请书，赞颂党的领导下形势一片大好。他急切要求进步，想毕业后不回到农村。家里人饿死，再埋怨也救不活。只有顺着这政权的阶梯往上爬，才可有出头之日，千部说谎导致饥荒，饥荒年代依然要说谎，才能当干部。”

虹影《饥饿的女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5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10本。

1、“汉学在中国学术圈里是门显学，但在世界学术圈里并不是，于是一方面中国汉学圈内自己做自己的研究，自以为做出一些系统来；但另一方面我们做的系统与解释，很难与外界沟通。”在我看来这不只是学术圈的偏差，而是从中学就开始的。学中国历史时，不提世界变化；学世界史时，不谈中国的发展，于是同一个世界，两条互不相干的历史线索相火车铁轨一样永远平行推进，从不交叉比较，学习者除非自己能够在两者间建立联系，否则只能死记硬背，学得苦不堪言。

2、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归纳总结了若干古代文明的演变后指出，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索罗亚士德、犹太的以赛亚，以及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诸贤，几乎同时现身。他称这个时代为人类历史上的枢轴时代（或译轴心时代）。在这几个地区，中国、印度、波斯至希腊间的中东，人类的文化进入了文明，由此分化衍生，遂有后世的各种个别文明。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第一次突破，是人类历史的重要转机，几个文明都有人提出系统性的思考，对人类何去何从以及是非善恶问题，赋予了普遍性的意义。

3、历史上几大文明体系的主要贡献是在人文方面，在确定社会秩序与行为规范方面。

4、“愈是古时候，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就愈大，愈到后来，人文的影响就愈大。”所以我历来教学的实践都在于先建立地理认知，再到历史脉络，最后是文学的作品，三者互为影响，缺一不可。

5、“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在另一次文化突破的边缘，必须对这即将到来的第二次突破有所准备，有决心将未来由自己掌握。假如我们不这样做，将会看到的是冷酷、没有良知的国家机器，以及机械化的社会。在这里面活人会沦亡，因为那时活人已不会思考了。”

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鹭江出版社2016年1月1版，2016年2月2印，2024年10月13日购于也闲书局。总阅读量第1509本。

历史上曾经有一刻，当英国和中国因两种花木——罂粟和山茶——兵戎相见时，世界版图以两株植物的名字重新划分。

罂粟果实经加工提炼制成的鸦片，在18-19世纪的东亚作为麻醉毒品被广泛使用。鸦片的种植和加工均在印度——这片由诸多王公国家组成的次大陆，于1757年臣服在大不列颠的王旗之下。在英帝国的庇护下，印度鸦片的经销由东印度公司全权负责。

山茶叶经采摘加工可冲泡饮用，通称为茶。一直以来，中华帝国几乎完全垄断了这种“清澄碧玉”的所有产销环节：种植、采摘、加工、炒制及其他加工方式、批发、出口……一切一切，皆由此一国独享。
近二百年来，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出售鸦片并以所获利润购入茶叶；而中国反过来用在茶叶贸易中获得的白银，从印度的英国商人手中购买鸦片。

鸦片——茶叶贸易对于英国而言不仅仅是获利那么简单，它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取代的重要元素。英国政府每10英镑的税收中，就有1英镑来自茶叶的进口与销售，平均每个英国人每年要消费一磅茶叶。茶税被用于铁路和公路建设、公务员薪水支出以及一个蒸蒸日上的工业国家方方面面的需要。鸦片对于英国经济而言同样重要，它为印度——这颗维多利亚女王皇冠上闪耀的宝石——的经营管理提供了资金支持。尽管政府一直以来都希望印度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但19世纪中叶英国在印度西北边境发动的一系列扩张战争，却将它从这块富饶而辽阔的次大陆上所能获得的利益迅速消耗殆尽。植物商品的三角贸易是此时推动世界经济运转的原动力，帝国的车轮随作物的生长、加工与销售而转动：大不列颠从印度鸦片和中国茶叶中均分得一杯羹。

19世纪中叶的中英外交是一部不幸的悲剧。北京城内高高在上、贵为天子的皇帝于1729年下诏“严禁”在中国销售鸦片，然而持续了数十年的走私仍使鸦片得以流入(值得注意的是，不列颠诸岛的鸦片贸易亦遭维多利亚女王禁止，然而她的法令却得到了广泛服从)。鸦片销量迅速而稳定地增长着，从1822年到1837年，销量增加了5倍。终于，在1839年，统领广州港的宫廷大臣(钦差大臣林则徐——译者注)为这些外国人的目无法纪以及民众吸食鸦片上瘾后的病态所激怒，扣押了夷馆区内的所有外国人，并要求以300名英国人手中价值600万美元(约折合今日的1亿4500万美元)的鸦片为赎金。当鸦片贩子们被迫妥协、人质获得释放之后，这位大人命令500名中国劳力对将近300万磅的毒品用盐和石灰加以搅拌，将混合物倒入珠江。作为回应，年轻的维多利亚派皇家海军出战，以武力使获利丰厚的鸦片——茶叶贸易得以延续。

在战争中，英国一举打垮中国，清政府粗劣不堪的木制帆船根本不是女王陛下以蒸汽为动力的现代海军的对手。作为和平条约(实为不平等条约——译者注)的一部分，英国人赢得了经一个世纪的外交恳请而不得，以至于无人再抱希望的对华特权：香港岛，外加大陆五处新通商口岸，或是说贸易港口。

自马可·波罗时代起，鲜有西方人得以窥探中国内陆地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的200余年间，英国船只被限制停泊于广州，一个珠江口贸易城市的港口。英国人无法光明正大地涉足所居货栈以外的场所，许多人甚至从未见过离商馆区仅200多码远的、25英尺高20英尺厚的广州城墙。而现在，挟战争胜利之威，中国的内地终于向大英帝国开放了一条缝隙——仅限贸易。

《南京条约》签订、五口通商后，英国商人做起了美梦：堆积在中国内地的华贵丝绸、精美瓷器以及喷香茶叶正等着被他们销售到广阔的世界。商人们开始构思一种可能：绕过难缠的中间人和控制广州货栈的商行直接与中国的生产商打交道。银行家则在幻想着无以计数的财富、矿藏资源、粮食谷物、经济作物以及梦寐以求的开花植物——一个遍地都是待装载商品的巨大国度。

然而，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所建立起的新秩序并不稳固。在英国坚船利炮的压力下签订的无法忍受的条约，令中国这一曾经骄傲自满的国度蒙受了彻底的羞辱。英国的政客与商人们担忧受辱的中国皇帝可能借鸦片本土生产合法化颠覆由协议建立起来的脆弱平衡，进而打破印度（也就是不列颠对罂粟种植的垄断。

伦敦方面现在坚持着一种意见：应该且必须保障对英格兰的茶叶供应。距鸦片战争爆发、拿破仑战争结束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然而那些曾奋战在特拉法尔加(Trafalgar)和滑铁卢(Waterloo)的勇士们却依然强势左右着英国的外交政策与舆论。亨利·哈丁(HenryHardinge)，一位曾追随纳尔逊勋爵与威灵顿公爵，协助他们战胜拿破仑的名将，在担任印度总督期间，曾针对目中无人的中国可能带来的危机做出如下警告：依我看来，北京政府完全有可能在几年内将中国的鸦片种植合法化，这里的土地已被证明像印度一样适宜这种作物的生长，可能导致（英国）政府目前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彻底枯竭，基于这种推断，我认为最理想的对策是尽可能地鼓励在印度进行茶叶种植。依我之见，后者（在印度种茶）从长远来看很可能为国家提供同等收益，并且是比当下鸦片的垄断销售更加保险的财政来源。假若中国真的将鸦片合法化了，那么在三角经济上将留下一个非常致命的缺口：英国将再无资金进口茶叶、支付印度战场的军费或承担本土的公共建设项目。中国的鸦片种植业将为两大帝国耻辱性的经贸依存或“由两种花木交易包办的不幸婚姻”画上句号，这种“离异”是大英帝国所承受不起的。

印度境内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与中国最好的产茶地几无二致。除坐拥喜马拉雅山的高海拔和肥沃土地之外，云山雾罩的环境使茶树在享受露水滋润的同时又遮蔽了骄阳烈日。经常的霜冻气候更为冲泡出的茶水增添一份醇香浓厚，令其口感更加丰富、浓郁、可口。

随着植物商品贸易顶破东亚贸易的资产报表，它们对于世界格局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研究它们的人们——曾经被大众视作区区花匠之流的人——摇身一变以植物学家的身份受到众人瞩目。到了19世纪中叶，植物学家已不再被视为戴着工作帽，穿着钉靴，躬身伺候着他们的鳞茎、花卉和灌木的体力劳动者，而是以勇敢的冒险家与世界的改变者闻名。他们采集各种对英格兰乃至帝国各地具有科学、经济与农业潜在价值的异国植物。移植成活植物群的新技术也发展得更为先进，使职业植物猎人们得以采集、运输越来越多的异国植物样本。

不再受限于中国最南端的沿海口岸，如今英国得以深入到茶叶的种植与加工区域。但若要茶叶产业成功落户印度，英国需要从最好的茶树上采集最健康的样本、成千上万的茶种以及中国顶尖茶匠传承了千百年的工艺。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必须是一个植物猎人、一个园艺学家、一个窃贼、一个间谍。

这个担负着大英帝国希望之人，名为罗伯特·福钧。

——《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