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的文明程度本来就远远不如宋，再加上不重视知识分子，文化的建树和输出便都乏善可陈。明清两代更是闭关锁国，海上丝绸之路被自己切断，陆地上的商道则因成本太高和动荡不安而被废弃。明承元制，清承明制，都选择性地继承了不该继承的东西。帝国进入溃而不崩内部坍塌的时代，又岂能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汉唐之辉煌，两宋之绚丽，再难一见。

欧洲文明的变化则是中心向西北方向转移。此前，从古希腊罗马开始，直到罗马公教与希腊正教对立之时，欧洲文明的中心一直在地中海。然而君士坦丁堡沦陷以后，地中海就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内湖。结果，基督教世界的西边一半虽然躲过了蒙古人的征服，却不得不面临伊斯兰扩张的凌厉攻势，大西洋西岸开始变成新的中心。此后，西方现代文明将在那里兴起，并在那片海洋的东西两岸持续发展至今。

大西洋取代地中海，中亚变成绿化带，中华帝国在变大的同时也不再光芒四射，文明的格局已被洗牌。

这可真是当惊世界殊。

变化常常是意料之外的。比方说，由于奥斯曼帝国控制红海，截断了欧洲与中国的贸易通道，逼迫欧洲人向西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便间接地导致了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又比方说，由于蒙古军队造成黑死病（Black Death）即鼠疫的流行，欧洲人口急剧减少，教廷控制能力减弱，新的思想开始崛起，又间接地导致了文艺复兴。

毫无疑问，这并非成吉思汗的初衷。（《铁血蒙元》第四章）

“易中天中华史”第四部“宋元”系列第四本《铁血蒙元》，二折淘来二手九成新，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3月1版，2021年11月24印。总阅读量第1434本。

事实上，徽宗在他统治期内是善待才子的，甚至堪称帝国最大的艺术赞助商，比如创办画院。尽管这不过是圈养御用文人，但也说明徽宗对自己的审美品位充满自信。毕竟，此人好歹也是一种书体（瘦金体）和画风（工笔画）的创始人。如果让他担任大宋的文化部长，“称职”二字恐怕毫无悬念。千不该万不该，是当了皇帝。徽宗一朝，皇帝骄奢淫逸，官僚文恬武嬉，举国腐朽不堪。徽宗，可以说是北宋最糟糕的皇帝。北宋亡在他手里，也不奇怪。

在中华文明走到历史岔路口的此时此刻，尽管北国已是铁血，南宋却兀自风流，理宗一朝甚至出现了中兴气象，尽管这很快就成为过眼云烟。但不管怎么说，两宋文化的繁荣精致都登峰造极。尤其那余音绕梁三日，让人回味无穷的词，绝不会随着宋的灭亡而消亡，反倒会流传千古，历久弥新。

崖山一战，随着陆秀夫背着的小皇帝一起跳进海里的，除了不愿做亡国奴的将士，还有中华文明浴火重生的另一种可能。事实上，明清两代选择的是闭关锁国，最后变成万马齐喑的死水一潭。因此，当我们向那些死难者表示崇高敬意之时，难道不该再多一点反思吗？

“易中天中华史”第四部“宋元”系列第三本《风流南宋》，三折淘来二手九成新，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1版，2020年10月16印。总阅读量第1433本。

现在，似乎已经可以总结出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由此造成之最严重后果，则是北宋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建设起来的政治文明、商业文明和社会文明不同程度受到冲击，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徽宗的乱政和亡国。事实上，从熙宁变法到靖康之难不过五六十年，顷刻间便山河破碎，可谓惨不忍睹。

这当然是只能从长计议的话题。要说的是，王安石变法四大问题暗含着一种倾向，那就是专制主义，或者走向专制的可能。因为崇尚国家主义，相信政府万能，就难免从集权走向专制。尽管在熙宁年间，这还只是苗头，这苗头也要到忽必烈他们把两宋文明彻底摧毁之后，才会在朱元璋父子的鲜血浇灌之下长成参天大树。当然，是别人的血。

但，王安石仍然难辞其咎。他的儿子王雱不是扬言要把韩琦和富弼的人头挂在街上吗？自己不也五次三番提醒皇帝尧舜处死了鲧吗？他的保甲法不也像商鞅，散发着法西斯的味道吗？凡此种种，请问离专制主义又有多远呢？

留下的教训，更是惨痛而深刻。毫无疑问，王安石是改革家，他的变法也是改革，而且是必要的改革。这让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和许多同情，尽管某些同情不但可笑，还很廉价。幸运的是，王安石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以为改革就好，还要看为何改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如果没有想清楚这三个问题，那就只能算盲动；如果像王安石那样弄错了答案，更得咽下苦果。

另一个教训便是应该怎样看待理想，看待道德。有理想的人无疑值得尊敬，尤其是同时还有道德。但，如果他掌握了公权力，还要用这公权力来实现理想，就有可能变得恐怖和必须警惕。要知道，道德是用来自律的，道德高尚不等于认识科学决策正确，社会理想的实现更是只能靠全民的共识和践行。一旦动用公权力强制推出，就一定是悲剧。

问题是，以当时的情况，王安石不改革，行吗？改革而不动用公权力，不依靠政府部门，行吗？也不行吧？

这恐怕就是更深层次的悲剧了。是的，中华帝国发展到两宋，一方面是文明程度到达了顶峰，另一方面是整个体制和机制都出了问题。结果，不改则烂，变法则乱，改革和纠偏用力过猛则亡。何况北方还有人虎视耽耽，先是女真，后是蒙古，他们可不是已经变得和平的契丹，更不是菩萨。

风萧萧兮易水寒，丧钟已在刺骨的寒风中敲响。

宋，将漂浮在水面上，淹没在大海中。（易中天《王安石变法》第四章第六节《谁主沉浮》）

“易中天中华史”第四部“宋元”系列第二本《王安石变法》，三折淘来二手九成新，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3月1版，2018年4月8印。总阅读量第1432本。

宋有着与唐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和追求，那就是世俗、平和并雅致地活着。

无病呻吟的文人词，一碰就碎的细瓷器，宁静悠远的山水画，捉摸不透的禅，以及需要细细品味的茶。与汉唐相比，宋显得文质彬彬。

两宋的国土面积虽然小于汉唐，人口的总量、增长速度和密度却都远远超过前者。到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之时，全国人口竟然超过一亿，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大帝国，也是当时全世界城市最多也最大的帝国。早在太宗皇帝时期，开封就已是驻军数十万、居民上百万的特大城市。南宋临时首都杭州，人口应该在六十至一百万之间。其余如成都、苏州，北宋时的洛阳，南宋时的建康和泉州，人口都在五十万以上。这时欧洲的大城市，人口一般都还不到十万。并且，这个由军阀建立的王朝并不崇尚武力。相反，它的皇帝相信无论边境的和平，还是国内的稳定，都可以花钱购买，通过买卖来达成。而且，只要能够花钱买，能像生意那样谈的，也都不是问题。

两宋的富庶与科学技术有关，也与商品经济有关。商业是两宋经济的大动脉。可以说帝国的完整和政权的稳固，已经不仅靠军事力量和行政手段，实际上也考商业网络来维持。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统计数字是：北宋熙宁十年（1077）国家财政收入中，农业税和工商税的比例是三七开，农业税只占三成，工商税则占到七成。两宋商人的地位也是历朝历代最高的。商人不得骑马坐轿穿丝绸，商人子孙不得参加科举出任官员的规定，在宋代统统不再执行。就连一个开肉铺的屠户，只要生意做得好，也能被尊为“大官人”。

“易中天中华史”第四部“宋元”系列第一本《大宋革新》，七年前（2017年4月11日）读过，结果忘得一干二净。今天二刷。

宦官制度扎根最深、影响最大是在中国，闹得最凶是在汉、唐、明，明代的宦官之祸令人发指，而唐代第一个炙手可热的宦官是高力士。高力士是个聪明人。他得宠却不骄横，得势却不专断，顺从却不阿谀，直言却不触犯。为人处世，可谓有原则，有底线，有技巧。再加上识大体，顾大局，并不以权谋私，结果皇帝始终信任，朝臣也不反感。作为玄宗最贴身的人，高力士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只是皇帝的家奴。中晚唐的宦官就完全两个样了。哀帝之前，大唐九个皇帝，只有两个不是宦官所立，却又都是被宦官杀掉的。宦官的势焰熏天，可谓无以复加。最终，唐代的宦官乱政是由一位野心家终结的。此人进入长安后，一口气杀光了所有宦官，顺手也灭了大唐。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并建立起文官制度，话语权就掌握在儒生手里。在他们的评价体系中，占第一位的是所谓的道德文章。然而唐末闹得沸沸扬扬，前后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牛李党争，其实无聊透顶。原本应该成为帝国中流砥柱的士大夫们，除了充当宦官的应声虫和附属品，便只能在结党营私和勾心斗角中发挥聪明才智，结果不但扼杀人才，而且消耗国力。因此，当内讧终于结束时，能够改变国家命运的内部力量已经荡然无存。虚弱衰朽的王朝甚至没有力气为自己挖一个坟墓，只能依靠外来力量合上棺盖。

作为混血王朝，大唐与胡人有着不解之缘，安史之乱的前前后后更是番将轮流登场：粟特人安禄山造反，高丽人高仙芝被杀，突厥人哥舒翰战败，契丹人李光弼平叛，在帝国的伤口上撒盐的是铁勒人仆固怀恩，沙陀人李克用平定黄巢，但叛徒朱全忠灭了大唐。

折腾要钱，内耗要命。

备课的原因，这个假期至此，终于将《易中天中华史》第三卷（隋唐）的《隋唐定局》、《禅宗兴起》、《女皇武则天》和《安史之乱》四本书全部二刷了一遍。

木材商人武士镬的女儿武媚娘，做昭仪时生了李弘和李贤两个儿子，当皇后时又生了李显和李旦两个儿子，前面两个都是太子，后面两个都是皇帝。有唐一代二十一个皇帝，除了高祖李渊，两个是她的丈夫，两个是她的儿子，其余的都是她的孙子。八十一岁的女皇帝临终前，赦免了情敌和政敌，换上石榴裙，留下无字碑，做回了李家的媳妇。读历史，如果剥掉后世加在当中人物身上的所有评价，真正把一个人看做一个“人”，在时代的影响下，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个性面前，其实好多时候也就是“不得已”三个字而已。

不只是历史，当下也是一样。二刷《易中天中华史：女皇武则天》，不是没书看了，也不是对武则天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的故事有多感兴趣，也只是因为要备课，也是不得已。

我没有去过多少地方，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国家去看过世界的样子。但我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书，读书。一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以时间和空间而言，受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锢。他的生活是机械化的，刻板的；他只跟几个朋友和相识者接触谈话，他只看见他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自己这个身体监狱里是逃不出去的。可是当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会立刻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不但如此。还往往被书籍带进一个思想和反省的境界里去。书本里所叙述的事情变成一片景象，而自己变成一个冷眼旁观的人。所以，最好的读物是那种能够带我们到这种沉思的心境里去的读物。“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

《易中天中华史：女皇武则天》，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3月1版，2018年3月18印。

二刷《易中天中华史：隋唐定局》后，二刷《易中天中华史：禅宗兴起》。

《易中天中华史：禅宗兴起》一刷于2016年9月，当时为什么读这本书，不记得了；这本书讲了什么，也不记得了。重读获新知。

书名为《禅宗兴起》，但先从三大帝国的拜占庭开始讲基督教的诞生和传播，第二章讲阿拉伯的伊斯兰创教立国后，第三章才到佛教禅宗。这样把三大宗教做了一个横向对比，从发源、发展到分裂分化，各自经历了怎样的进程，做了梳理。这种世界文明框架和全球视野，尤其难得，也更加考验写作者的知识储备和分析、比较能力——

由于西周奠定的人本、现实和艺术三大精神，中华大地并不具备宗教土壤，因此只可能产生世界性的文明，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宗教，更不可能产生世界性宗教。这里面没有是否对错的问题，只不过是事实如此而已。

净土宗和禅宗都是中国佛教的宗派，也都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宗派。不同的是，知识界对禅情有独钟，一般民众则多修净土。净土宗的最受欢迎之处，是道理通俗易懂，方法简单易行。即使目不识丁，也能借此脱离苦海。可惜，净土宗无法解决佛教与中华传统，尤其是与儒家伦理的冲突。佛教要在中华大地上站稳脚跟，就必须要有一种与儒家伦理道德全无冲突又能自成体系的宗派，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于是禅宗应运而生。

实际上，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宗派，印度佛教并没有类似的主张。禅的本意是静虑，与定何为禅定，跟鲜花与微笑八竿子打不着，也没有什么“教外别传”的意思。因此，不但摩诃迦叶的故事是编出来的，就连将菩提达摩尊为中国禅宗初祖也颇有可疑。

禅宗法脉传到六祖惠能，就分为了南北两宗。北宗神秀主张“渐入佳境”的渐悟，惠能主张“立地成佛”的顿悟。

禅宗破执有三关：我执、法执、空执。我执，就是执着于我，不知“我由法生”。法执，就是执着于法，不知“万法皆空”。空执，就是执着于空，不知“空亦是空”。能破我执，就是罗汉。能破法执，就是菩萨。能破空执，就是佛。

六祖以后，法脉就不再一脉单传，甚至还各自开宗立派有五宗七家之多，并且为了与代表传统的儒家文化相结合，佛教实现了自身的儒学化——禅宗。禅宗就是儒学化了的佛教。所以，禅宗的兴起与科举的发展几乎同步——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而惠能成为六祖，南宗成为正统，怀海进行宗教改革，也正好在这三个时期。

禅宗的中国化相当成功。他们岂止中国化，也是化中国。事实上，越到后来，禅宗就越是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唐诗、宋词、元曲、山水画、明清小说，处处可见禅宗的影子。

禅宗最大的正面意义，是丰富了中华智慧的宝库。他们强调的顿悟成佛，以及留下的机锋公案，都提供了一种看待问题的新方法和信视角，即不要执着，不要拘泥。这就在老子的反向思维和庄子诗性思维基础上又进了一步。

其次，禅宗让我们明白了智慧与知识的区别——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我们民族从此建立了一种对待外来文化的模式：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都必须中国化，否则就没有容身之地。然而正是禅宗创造的这一模式让我们错失良机，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和心理素质方面的巨额亏欠，直至今天都无法还清债务，补足功课，可谓成也萧何败萧何。

后面还有两本要二刷：“易中天中华史”系列第三部（隋唐）的《女皇武则天》和《安史之乱》。

3月新学期的文史地跨学科中文课要进入璀璨的隋唐，对应的自编教材内容是“唐人五十家”，即五十位唐朝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因此这新学期可称之为唐诗の学期。上一次讲这部分内容是2020年秋季学期，三年过去了，现在需要对这部分内容做一些调整和补充，这就要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

昨天和今天，在带娃间隙重读了两遍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隋唐定局》，上一次读是在8年前的2016年，重读主要是为了梳理清楚混血李唐王朝的家族血脉传承；二刷了谷川道雄《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上一次读正好是一年前。读日本人写的隋唐史是因为“中国史不是孤立的汉族历史，周边民族的发展也是其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的内部发展必然波及周边民族的世界，而后者的民族发展也会对中国社会产生历史性的影响。”两天的总阅读量约三十万字。

杨隋和李唐王朝，都是世界性的帝国，都是多民族的混血王朝。隋唐之前西魏的执政者，也是北周开创者的宇文泰，和隋朝的开创者杨坚、唐王朝开创者李渊，都属于关陇军事集团。鲜卑人宇文泰不但将“集团班子成员”的籍贯改为关中，还赐给他们鲜卑姓氏，比如杨坚的父亲杨忠被赐姓普六茹，所以杨忠的鲜卑名叫普六茹忠；李渊的祖父李虎被赐姓大野，所以李虎的鲜卑名就是大野虎。这名字听起来确实够野。

宇文和杨、李这三个家族都有血缘关系，而且都与一个胡人有关。这个胡人叫独孤信。

独孤信，有说他是匈奴人，也有说他是鲜卑人的，还有说他是突厥人。不管他的民族归属为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家族与北魏同时兴起，先祖叫伏留屯，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酋长。

独孤信可算是历史上最会嫁女儿的老爸。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的儿子北周明帝宇文毓，四女儿嫁给了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李昞，七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杨坚。三个王朝都是他家的女婿，如此岳父大人可谓空前绝后。

由此，隋文帝杨坚的独孤皇后是李渊的亲姨妈，杨坚的儿子隋炀帝杨广是李渊的表弟。此外李渊的窦皇后，他儿子李世民的长孙皇后，都是鲜卑人。长孙皇后祖上姓拓跋，因为担任宗室之长而改姓长孙，窦皇后的舅舅则是赫赫有名的北周武帝宇文邕。慕容、拓跋和宇文，都是鲜卑族大姓。可以说，隋唐两代皇族早就是世代混血了。

隋唐既不是作为少数民族渗透到华夏，也不是作为征服者入住中原。它们的统治者是混血儿，且又以华夏正宗自居。大唐天子更是兼具双重身份，对内是皇帝，对外是天可汗，对周边民族的态度既开放有包容。这样的王朝对中华民族来说意义重大，一种新的民族政策在贞观年间诞生，这也是一个世界性帝国诞生的基础——对各族人的任命、赏罚、安置和抚恤各方面，与大唐子民一视同仁。这是一个王朝和国家自信的表现。

比如在玄武门之变中力挺李世民的尉迟敬德，是于阗国的王族之后。把大唐搅得天翻地覆的安禄山据说本姓康，是康国人，后改随养父姓安，因此又算是安国人。据说这两国的国王本是同族，都是粟特人，而安禄山的母亲是突厥人。另外还有考上进士并留在大唐做官的外籍人士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新罗人崔致远和阿拉伯（大食）人李彦升。

一个王朝和国家，越是政权不稳统治动摇，就越是对内拼命钳制，对外顽固排斥。相反，如果相信自己的政权稳如泰山，自己的文化浩如烟海，那就会打开所有的门窗，对外来文化一视同仁的照单全收。以开放的姿态和兼容的心态面对现实，这就是唐创造出世界性文明，与拜占庭、阿拉伯并为三大帝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