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来自民权，所以民权高于君权，这就是孟子的思想，也是他与诸子的区别；老子和庄子不要君权，也就无所畏民权；墨子和韩非主张集权，则君权高于民权。庄子喜欢讲故事，墨子喜欢讲逻辑，韩非则既讲故事又讲逻辑。

有一年齐国伐鲁，鲁国派孔子的学生子贡去进行外交斡旋。子贡滔滔不绝说了半天，齐人一句话就打发了他。齐人说先生你的话说得确实漂亮，但我们就是来抢地盘的，漂亮话管什么用？结果，齐把国境线划到了鲁国都城门前十里。于是韩非说，不要再扯什么仁义道德，扯什么兼爱天下，扯什么温良恭俭让，谁讲这些谁倒霉，因为时代变了。这个变化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韩非所处的战国晚期，历史已从贵族和君子的时代，变成了平民和小人的时代。理想主义成为绝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才是主旋律。所以人君最大的利益，是称王称霸；人臣最大的利益，是荣华富贵。只要协调好，让双方都实现利益最大化，爱不爱什么的，就都没关系了。

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荀子的学生竟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然而法家的独占鳌头只是昙花一现。汉初贵黄老，武帝尊儒学。此后历朝历代的治术，其实都是兼取儒法，杂用王霸。

韩非是被同学害死的。他的同学叫李斯，两人都是荀子的学生。

“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先秦”系列第六本《百家争鸣》，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1版，2016年6月4印。读过的“易中天中华史”系列第十三本，总阅读量第1602本。

春秋的争霸跟战国的兼并不同。春秋像黑社会扳手腕抢地盘，谁的小弟多，谁就是老大。小弟的想法也很简单，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大哥。战国，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灭掉一国是一国，吞并一家是一家。

战国的历史，是由士来谱写的。什么是士？

士在春秋，是最低一等的贵族。前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在秦汉和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的平民。后三级，是农、工、商。

战国的士，是精神贵族。所谓精神贵族，就是仅仅在精神上火精神领域是贵族。根本原因，是士没有不动产，也没有统治权。没有物质，便只有精神。他们有身份无地位，有义务无职务，有事业无产业。唯一的出路，是为更高级的贵族服务，因此不论是齐家、治国还是平天下，诸侯和大夫是老板，士通过帮佣换取俸禄或食田。

不过，春秋的老板和帮佣之间是有血缘关系的，在战国则是雇佣关系。士为了保证有口饭吃，甚至能够飞黄腾达，很可能放弃原则甚至投其所好，不顾长远而只顾眼前。春秋讲礼，战国急功近利，社会风气败坏，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好在事情总还有另外一面。在战国的国际关系中，士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那些重量级士人，服务某国该国就兴旺发达，离开某国该国就内外交困，正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简直就是核武器。这就迫使各国的王侯卿相不得不卑躬屈节，礼贤下士，以至于普天之下，尊贤成风。

毫无疑问，王侯卿相们的这种态度，是被残酷的国际竞争和权力斗争逼出来的，却在无意之中解放精神文明的生产力。我们知道，知识阶层最希望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一是衣食无忧，二是言论自由。有此两条，思想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文明的成果就会遍地开花。

于是战国二百年，就成了充满矛盾的时代；民众水深火热，士人备受尊崇；社会动荡不安，学术空前繁荣；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中华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动乱年代，变成了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

于是，儒家代表着文士，墨家代表着武士，道家代表着道士，法家代表着谋士，纷纷亮出自己的主张，力图影响历史的进程。这是当时最自由也最活跃的力量。因为自由，所以是百家；因为活跃，所以要争鸣。

“一部好的史书，史观是不能没有的，那时灵魂；史识是不能没有的，那时骨骼；史料是不能没有的，那是血肉；史感也是不能没有的，那时神采。没有神采就没有魅力，历史也就仍然是手术台上的木乃伊。”这段后记里的话，说出了我喜欢读这个系列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学校历史课那么无趣无聊的核心问题所在——教材内容拼拼凑凑；老师一味说教，只讲定论；学生不做讨论，没有想法；讲课的人讲看不到灵魂，听课的人听不到血肉，文本没有神采。

“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先秦”系列第五本《从春秋到战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1版，2016年4月2印。读过的“易中天中华史”系列第十二本，总阅读量第1550本。

“易中天中华史”系列，基本上一天可以读完一本，好看好读在好好说话，不上纲上线，不道德绑架，条条分析，丝丝呈现，缕缕相连，娓娓道来。以荆轲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刺客为例，书里是这样解读的：

“明星刺客”荆轲是卫国人，他流浪到燕国不走，只因热爱燕国的美酒和狗肉，以及杀狗的屠夫和音乐家高渐离。这并不能构成所谓爱国主义的要素。也就是说，燕国的存亡，其实不关他的痛痒。这也是他听了燕太子丹一番慷慨陈词后，愣了半天不说话的原因。事实上，荆轲刺秦并非主动请缨，是燕太子丹买凶杀人。而荆轲的排场之大，成本之高，所用之费十分惊人。徐夫人之匕首，樊将军之头颅；千金之礼品，督亢之地图；高渐离之击筑，田先生之筹谋。一切高成本又具有戏剧性的要素，在这里应有尽有，而且惊心动魄，光彩夺目。唯一没有作交代的，是不知道有没有过行动前的沙盘推演。

这就怎么看，怎么像演戏。

没错，演戏。包括燕太子丹的“催场”，包括众人“皆白衣冠以送之”，包括临别之际痛哭流涕慷慨悲歌，也包括十三岁就会杀人，但见了秦王就尿裤子的副使秦舞阳，都是必需的舞美、道具和伴奏。结果，荆轲的刺秦，就此变成了燕太子丹编剧和导演的一场大型演出。主题曲就是由高渐离击筑伴奏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此时已不是刺客，而是演员。此行荆轲多半也心里没底，迟迟不肯成行，恐怕就因为此。

可惜战场不是剧场。一旦图穷匕见，那就必须动真格的。然而正如武林高手鲁勾践所言，荆轲剑术不精，还不肯虚心学习。结果怎样呢？秦王近在咫尺，他却一败涂地。抓，抓不住；刺，刺不中；追，追不上；打，打不赢。最终，刺秦不过是一场血溅王廷的真人秀。

关于春秋时期“五十步笑百步”的战场礼仪：实际上春秋的战争更像竞技体育，只要决出胜负就各自收兵，因此时间很短，原则上就只有一天。因为礼，比胜负重要。讲礼仪，就要讲规则。第一条，不斩来使。使节无论职位高低，任何时候都神圣不可侵犯。第二，不以阻隘。就是不在险隘的地方阻击敌人，一定得在开阔地带堂堂正正地进行决战。第三，不鼓不成列。就是对方阵势摆好之前，另一方不能击鼓进军。第四，不重伤。就是格斗的时候，不能让同一个人重复受伤。第五，不擒二毛。就是不能俘虏头发花白的人，应该让他回去养老。第六，不逐北。就是敌人败退时，不能追。追也可以，五十步为限。所以在春秋，跑五十步的人是可以笑跑一百步的。因为跑五十步就安全了，跑一百步干什么？如此绅士风度，堪比奥林匹克。

“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先秦”系列第四本《青春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1版，2017年6月12印。读过的“易中天中华史”系列第十一本，总阅读量第1549本。

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周以前，从三皇五帝到夏，都是摸索；商，则是我们民族少年时代的顽皮和撒野。周以后就成熟了，也变得沉稳。国家制度，辛亥革命前只变了一次，时间在战国到秦汉。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则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这就是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前者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后者以纲常伦理为核心；而政治制度是封建，经济制度是井田。正是这四大制度，决定了我们民族及其文化和文明的精神气质。

封就是“爵诸侯之土”，意义在疆，所以叫“封疆”；建就是建国，它包括授土、授民、授爵。授土河授民，表示周天子才是全世界土地和人民的唯一产权人和法人；授爵表示他是所有邦国的最高统治者或世界性君主。主权和产权都是周天子的，诸侯只有财权和治权。

封建制，把当时的世界分成了三个层次。周天子是皇天上帝的“嫡长子”，也是天下子民的“总爸爸”。以下，诸侯是“二级爸爸”，大夫第三级，小民则是子女，所以叫“子民”。这个民族在西周叫夏，春秋叫华，后来合称华夏。

没有爵位可世袭，做不了大夫的贵族嫡长子外的子弟，就做“士”。士在历史上极为重要。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前期是诸侯的时代，春秋中后期是大夫的时代，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诸子百家，儒家代表文士，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隐士，法家代表谋士，都是士的代表。只不过，他们的追求、主张和方案各不相同。

秦汉以后，进入帝国阶段，废封建，行郡县，诸侯和大夫这两级贵族都被消灭。除了皇族，所有人都是平民。于是，士便成为平民之首，与其他阶层合称“士农工商”。从汉帝国到清帝国，官僚集团主要由士组成，甚至一度形成所谓“士族”。士，最终成为中国历史的主人，尤其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主人。

《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1版，2018年5月19印。总阅读量第1523本。

如果独立、自由、平等不是共同价值，那么，民主、共和、宪政就不会成为世界潮流。事实上，世界各民族对此都有追求。比如中国的墨家、道家和佛家，便都讲平等，分歧仅在实现平等的方式。儒家虽不讲平等，却讲对等，也讲独立和自由，只不过主张相对独立和相对自由。

那既然独立、自由、平等是共同价值，民主、共和、宪政又为什么会姗姗来迟，就连西方也走了一大圈弯路？

显然，国家必定还有秘密。

世界各民族的史前道路都一样，都是从氏族到部落再到国家。史前文化也是一样的，都有巫术和图腾。但进入国家和文明时代后就分道扬镳。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在罗马变成了法。原始文化脱胎换骨。

宗教是“没有国界的国家”，法律是“并非图腾的图腾”，它们共同实现的是身份认同。任何一种国家体制和国家道路，都不过是世界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安全、自由和身份认同所做的不同选择和探索。

这就是国家的秘密。也是国家的逻辑。

中华文明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巫术没有变成科学，也没有变成宗教，而是变成了伦理和艺术，即礼乐。图腾则既没有变成神，也没有变成法，而是变成了祖宗。从生殖崇拜，到图腾崇拜，再到祖宗崇拜，就是我们走过的路。

换句话说，其他民族的身份认同，或者靠神，或者靠法，或者靠信仰，靠观念，唯独我们是“认祖归宗”。有了祖宗崇拜，才有了家国体制，也才有了从夏商周到元明清的三千七百年文明史。就连什么叫“中国”，也得以弄清。所谓“中国”，就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中心”，夏商周是“三个代表”。他们前赴后继，不断探索，轮流坐庄，终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基础是牢固的，影响也是持久的。今天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那时，包括文字符号和文化心理，文明方式和核心价值。

因此，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哈拉巴、玛雅、波斯、拜占庭等先后毁灭、中断、消亡、失落的文明相比，也与不断更新的西方文明相比，我们的文明“超级稳定”。如何评价这种“超级稳定”，自然不妨见仁见智。

《易中天中华史：国家》，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1版，2018年1月15印。总阅读量第1513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