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出门时，拿了《史记》又随手捞了书桌上的《战争与和平》放进背包。前者是下午在也闲书局听课用的，后者是地铁上的读物。

上了地铁，人一向的少，找了个门边的位置坐下，这样至少不用夹在左右两个人的中间，从背包里摸出《战争与和平》，翻开——纳尼！是下册！我上册才看到六分之一处——好吧，没关系，拿到什么就读什么。意外的是各种人名、地名，俄语、法语、德语用不同字体区分的译文也不再拗口和阻碍。
下午的《史记·高祖本纪》，向老师谭木声提出了两处猜想，不过最终都是错误。

一处是“乃道砀至城阳，与杠里秦军夹壁，破魏二军。”老师说“魏”应是“秦”字。我手上这个索隐版也是另注了一处，指“魏”为“秦”。我说，城阳、杠里二处战国时属魏地，这里如果说是刘季击败在魏地此二处的军队，似乎也说得通。老师说孤例不为证，除非能找到更多的例子来证明，并引其《巫蛊乱长安》中关于历史的合理猜想应符合逻辑为例。

一处是“沛公与项羽方攻陈留，闻项梁死，引兵与吕将军俱东。”我认为“引兵与吕将军俱东”或可断为“引兵，与吕，将军俱东”和“引兵与吕，将军俱东”，“将”读作第四声，作动词率领。这也就强调了沛公的领导力，才在次年怀王将项羽和吕臣兵权收归己用“自将之”时，却让沛公独当一面“西略地入关”。老师认为，这样断句没有改变文本陈述的“事实”，并且《史记》中称人有全名有名，却没有只称姓的。

所以，今天下午四个小时虽然天气热，又长途往返，但《高祖本纪》推进到项羽封诸王，还又学到两个新知。

这个暑假班，报名九人，上周实到七人，今天实到五人。天热，时间长，又是《史记》，这课对讲者和听者来说，都需要付出不小的努力。

带着二娃在超市生鲜区蔬菜称重台前排队。马上排到了，一位衣着干净清爽的大妈从队尾走到称重员面前，把手里拎着的一把小葱向我扬了扬，说：“师傅，我要去开车，就这一样，很快的，可以让我先称吧？！”

我说：“不可以。”

她可能没想到我会拒绝得这么干脆，有点尴尬，转身走了。

“爸爸，奶奶只有一样菜要称，我们有很多，你为什么不让她先呢？”二娃问。

“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排队是规则，人人都应该遵守，与要称重的东西多少没有关系；并且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人也在排队，如果我们让人插队了，就损害了其他排队的人的利益。”

昨天下午读完了50万字的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午觉起来开始读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20万字。单纯从字数来说，百万字不是什么障碍，人名才是。例如安娜·帕夫洛芙娜·舍列尔——玛利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后的女官和亲信；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安娜·米哈伊洛夫娜犹豫起来，“您和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库图佐夫很要好”；大家都在等候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阿赫罗西莫娃，她在社交界绰号叫恐龙；在童山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博尔孔斯基公爵的庄园里。这样的句子，也许每一句都要花一分钟才能读得清楚。

晚饭时对女儿说，《战争与和平》对阅读理解有更高的要求，但是值得，因为它是一座高山。不是说之前读的那些不好，而是除了学术性那些，其它的与《战争与和平》都不在一个层次上。人生中，一定要有高山，见过高山，才生敬畏，也才具有分辨能力。就算是拿来装，也能装一辈子。

晚上和Isaac在线上一起看了英冠一场球，雷克瑟姆2:1负于南安普顿。

九月开始的新一季也闲谈，要带中学生们读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所有汉译名著一样，《战争与和平》也有很多译本，其中也不乏名家。求助AI哪个译本最佳：

草婴译本语言通俗流畅，简化人名便于记忆，适合首次阅读的读者。但存在意译过度、省略文化细节的问题，部分段落对照原文可见语义偏差。非常不幸，家里书架上的就是这个版本。

高植译本是首个俄文直译版本，语言古朴且附带历史事件年表，具研究价值。但句式结构与现代汉语差异较大，阅读体验欠流畅。或许就是翻译腔过重。

于大卫译本语序贴近俄语原版韵律，但部分表达保留俄语思维逻辑，需读者适应。或可理解为直译过度，文学性较差。

刘辽逸译本翻译严谨，最大程度忠实于原著语言结构和历史细节，被学界公认为最具参考价值的译本。语言庄重典雅，保留托尔斯泰特有的哲学思辨色彩，适合深度阅读。

所以，最终选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刘辽逸译本，120万字。女儿看到我书桌上厚厚上下两册，说：“不是说读《巴黎圣母院》吗？”

“《巴黎圣母院》的体量，可以作为兴趣阅读。如果这辈子要认真读一本外国名著，那就读一本更值得的。”

《战争与和平》，三十多年前读过一次，时间太过久远了。下周努力完成二刷，再看一遍2016年版美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