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在红砖房学堂，女儿画素描一幅，我读书半本,李洁非《古史六案》读了《焚书坑儒与挟书律》、《失踪的皇帝》和《下西洋》三案。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奇《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说起来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但还是收获新知。

从商鞅、韩非到始皇三十四年，始皇颁布了李斯“焚书、禁书、禁言、禁学”的系统性解决方案“禁书令”和“挟书律”，某种意义上，后来两千年学术都在替始皇、李斯们放的那把火擦屁股。例如“禁学”，即只能“以吏为师”。这相当于说，教师这份工作，惟具官方身份的人可以做得，意即教育只准培养对当局政治有用的人才。这意味着教育事业严格服从国家意识形态，也意味着私学终结。先秦自孔子起私学勃兴，大量社会人才由私学造就，连韩非、李斯都是荀门弟子，没有私学勃兴便无“百家争鸣”之盛。显然，“以吏为师”等于对“百家争鸣”釜底抽薪。中国思想学术一段独特好时光就此结束，以后再不曾复还。（《焚书坑儒与挟书律》）2022年，各地教育局发文，要求民办中小学在校生人数占义务教育在校生总数的比例控制在5%以下，原则上不再审批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正史中关于建文帝的结局信息，止于两点：其一，朱允炆被宣布的死亡及死亡方式，都不是真的；金川门献降后，他并未死于南京紫禁城宫火，被葬尸体另属别人。其二，朱允炆虽未死于宫中，但怎样逃命、去往何地以及人生最终止宿，一切皆不可知。（《失踪的皇帝》）

人们现在力图忽略或淡化郑和下西洋的“踪迹建文”原由，背后为亟愿下西洋被“正名”为明王朝的一番远大抱负，以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辈争辉，从而证明在所谓“地理大发现”上，中国不特能和欧洲争其长短，甚而居一先驱地位。这是下西洋的当代话语核心。在对“地理发现”问题加以深究前，先要明确中西之间行为的三点不同：

其一，起因不同。郑和舰队之组建与出动，根本在于政治，欧洲人闯海起因则在于寻宝发财和打破地理束缚。

其二，难易迥然。下西洋举以倾国之力哥、达、麦虽各获西、葡国王首肯与委任，经费则非支诸国库，而由私人或团体赞助，藉契约方式分割彼此权责，实际是个人与国家间的一桩买卖。

其三，规模悬殊。七下西洋每次皆近三万人，并且下西洋的整个地理空间都笼罩在伊斯兰航海光芒之下，让两位“哈只”的后人郑和统领舰队，不论是航海经验还是外交之便，都有不容忽视的实际意义。而哥、达、麦所率人员数十至百余不等，船只少则三艘多则五艘，缺兵少药、乏粮断水，既要应对不测风云，又要抗命于残暴海盗剽悍土人，如麦哲伦即命丧南洋土著之手。

最终，哥、达、麦等所谓“地理大发现”，除了收获地理新知、打开贸易新路，重要成果还在于物种引入与传播，地球物种分布自兹大变，而下西洋无此建树，这结果的不同并不取决于动机，而在于所到为“未知”或“已知”。哥、达、麦既履以往隔绝未通之地，于是能得“新”物种；郑和舰队则于数百或上千年间阿拉伯人舟楫往来之地穿梭，故仅带回“麒麟”（长颈鹿）、乳香、胡椒之类，俱系过往已知之物。（《下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