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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和愚蠢又深不可测

昨天四节课,有三节是连堂新课,事发突然没准备,全靠储备。

三节新课里,有两节是高中的中文课。汪博士因身体不适不能继续。从昨天开始,这个学期高中的中文课又是我来接盘了。之所以是“又”,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所以一开始上课,学生就叫我“接盘侠”。

昨天晚饭后花园散步,我对太座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在学堂这座山里,各博士、硕士学历的老师们是真老虎,在中学的中文领域我连猴子都不算,只是一粒跳蚤,所以我的全力以赴只为问心无愧。太座除了鼓励我,还提出一个担忧,如果绝大多数人上的是各种公立和私立收费公立教育的学校,女儿一直在幸福学堂上学,未来会不会像她爸爸一样无法融入社会或者为社会所不容?我说:“当绝大多数学校在沿用十九世纪的体制和二十世纪的知识教育二十一世纪的孩子时,我和孩子都去到和绝大多数学校都不一样的幸福学堂,就是想去学习不一样的学习方式。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但可以确定的是,不会是现在这样。”

昨晚九点半在床上看闲书,黎庶昌《丁亥入都纪程》,困得不行就干脆早早睡了。今早和往常同样时间起床竟还是觉得没睡醒。清早洗完衣服,把这周在布衣书局几乎一元一本拍卖得来的十几二十本书看了看大致分了一下,留下想看和可能会看的,另一半准备周一捐给学堂图书馆。

午饭后进城,太座去买菜,我和女儿去逛书店。自二十四书香书店开业以来,我就保持平均每周去一次书店,每次至少买一本书的良好习惯。感谢开书店的这些好人。书店的存在常常提醒我——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自己不知道的,我的所知极其有限,而无知和愚蠢又实在是深不可测。

今天买了一本米奇·阿尔博姆的《来一点信仰》,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八月一版一印,硬面精装,定价二十八元。因为护封缺失且封面略有污渍和破损,特价四折十一元两角。看过这位作者的《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不知道这本《来一点信仰》会不会是一本清鸡汤。

有容忍,才有自由

我常提醒自己,也对学生说过,一件事发生,它就是事情本身,只有当有了分别心,也就是立场不同,一件事才有了好与坏、善与恶。而分别心是这个世界上人人如影随形的。

例如一项工作任务,从社会人的角度和体制人、企业人的角度来看,都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并且都能做出一个孰优孰劣谁对谁错的判断。这就是俗话说的“屁股决定脑袋”,话糙理不糙。能做到没有分别心的,不是圣人就是已成佛。所以,立场,也就是价值观,是不可调和的,只有容忍,才有自由——想起一本买了很久但还没读的书——杂文集《容忍与自由》。据说这本胡适的杂文集文章都不深刻,只是一些常识。可是当下缺的,正是常识。我天天看书,也是寄希望于能找回一点早被抹掉的常识。

我现在每天上课,课前紧张、惶恐到要上两三次厕所——我为自己的才与德与教师这个角色的不匹配而惶恐——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课堂上我和学生很享受,甚至我都不知道原来自己知道什么,学生也常常要求再拖五十分钟的堂,把下节课连堂了;课后很后悔——课还是没备好,原本可以更好的。

周三,汪博士生病,我帮她又代了两节高中的中文课,讲了“七国之乱”和“丝线两端的帝国”两个主题。今天下午课间她送我一本《语文教育学概论》,是她所供职大学的教育硕士教材。对我来说,书是最好的礼物。尤其是这本书对我这野生的语文老师来说,就是一把篦子,更是基石,从概念到过程,从目标到方法,都能帮我梳理清楚并完善,但并不意味着我要拆掉自己对这门课程的理解的脚手架。用汪博士的话说就是“了解下教育体制内的学校都在怎么教”。是的,教育体制内与外,怎么教、教什么,还是屁股决定了脑袋。只是这需要时间细细读,慢慢学,缓缓用,而最稀缺的正是时间。

时间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我需要多少时间?我曾拥有过时间吗?这是我选择成为一名佛教徒所想弄明白的。当我说我是佛教徒时,不是说我比别人更具足智慧,而是我被太多的傲慢包裹,需要用谦卑来体味更浩瀚的世界。

读《贫穷的本质》记二

穷人所陷入的困境与我们其他人的困扰似乎是一样的——缺乏信息、信念不坚定、拖延。的确,我们并不贫穷,受过教育,见多识广,但我们与穷人的差别其实很小,因为我们的认知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少得多。

我们的真正优势在于,很多东西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的。我们住在有自来水的房子里,公立医院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让孩子接种疫苗,因为公立学校不接收未接种疫苗的孩子……我们几乎用不着自己有限的自控及决断能力,而穷人则需要不断运用这些能力。也就是说,如果穷人具备了我们的能力,他也只是维持现状而已,如果他犯错,情况就会变得更糟。穷人要怎样才能拥有超越自身认知的决断能力?通过接受教育吗?

在大多数国家,上学是免费的,至少小学时如此。所以,大多数孩子都有学可上。然而,全球调查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儿童辍学率在14%—50%之间。辍学除了健康问题,还有孩子们并不想上学。发展中国家的学校对儿童不具吸引力,既不是因为入学难或缺乏人才需求,也不是家长拒绝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那么阻碍究竟源自哪里?

教育一直是政策之争的主题。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教育本身是好是坏,而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以及如何进行干预。

我们看到,学生们的确在公立学校里学到了东西,但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并不乐观。我们现在学校的课程及结构,常常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那时学校的目标是培养出当地的精英,成为殖民统治集团的有效盟友,建立殖民者与当地人不同的等级。所以,尽管每年都有学生进入学校,教师们仍然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为艰难的考试培养最优秀的学生。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教师的作用就是保证学生顺利进入下几个学年或大学学习。因此不仅家长们将希望寄托于孩子毕业考试的成功,整个教育体系也都包含着这种思想。这种思想及行为体系意味着,大多数学校体系都有失公平。有钱人家不仅可以去教学质量更高的学校,还可以在学校里享受很好的待遇。穷人家的孩子只能去教学质量较差的学校。当穷人家的孩子最终进入社会,他们的位置多半已经被一些平庸的人所占据,因为那些人的父母有能力用钱为其赚取每一个成功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有免费的公立学校,家长们仍会花费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将孩子送入私立学校的原因。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私立学校的课程与教学针对的都是精英,而不是一般学生,这也就是为什么私立学校在普通学生教育方面表现一般的原因。

目前的教育体系根本没有为大部分孩子提供任何机会。那些家庭不富裕,又对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不满意的孩子和家庭,这个占到了整个社会人群的大多数的群体,教育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要想建立一个能够向每个孩子提供机会的教育体系,首要的一步或许就是,认识到学校的服务对象是其现有的学生,而不是可能想要的学生。

当学生不再从老师获取知识

花开了。往年这个时候学生已经到校报名,下周一3月2日就是新学期的开始。现在疫情持续,学堂下周一开网课,不用到学校也上课。

继续放假,就让老师学生继续放羊或自学(自由学习)其实也不错,就当是来个“间隔月”。对我来说,我更关心变化——这是一种新的学习方式、新的思维模式和对技术的新要求,而这往往会推动社会新一轮的变化甚至是“进化”。

以SARS为分界线,中国的互联网从2003年起,真正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而很多人都从开始的被迫改变转为现在的享受这个变化,例如我那快70岁的母上大人每周都在用手机网购各种水果和添加了防腐剂、香精、色素奇香异色的零食(这也是代沟的一种——食品安全代沟)。这一次,我相信,也有很多人的人生会发生变化,首先变化的是对教育的认知和理解:什么是教育?如果“教育”是以到一个固定的建筑群或地址(校园)去向几位教师学习知识这个形式来界定,那坐在家里上网学习算不算教育?

互联网就是这个学校群,里面除了不同学校位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开设不同的课程,还有更多的老师,这就意味着更多的选择,你可以去上大洋彼岸一位从未谋面的老师的谋一堂课,也可以选择一位某领域专业人士的持续课程并拿到学分,这是不是“教育”?

如果抛掉去学校、进教室、师生见面、写作业……这样历经千年而不变的学习形式,那什么是学习?就像学堂昨天发给家长的信里所说,“如果学习就是完成知识的积累,网络完全可以让学生从1+1学到微积分。网络里的书籍浩瀚如海应有尽有。网络里的名师讲座、课程、视频数不胜数汗牛充栋。任何语言的学习,任何课程的学习都可以在网络找到。甚至网络课程的文凭也被世界各国教育部门认可。如果这就是学习,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学校,我们还需要学校吗?”恰好,前段时间翻过的法里德·扎卡里亚《为人文教育辩护》,这些问题和思考我有我(肯定不全面)的回答:

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们,包括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就是追寻真理。耶鲁大学于1828年发表了一篇报告,为经典科目辩护。报告指出,人文教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教授任何特定职业所需,而是为所有职业的共同点奠基”。要想了解一个问题,可以看书,或是直接用网络搜索。大部分事实都可以在网络上搜索到,没有必要占用脑资源来记忆。真正难以做到的,是学会用批判的眼光来阅读、分析、陈述自己的想法。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享受知性冒险,把思考作为家常便饭;最好的思考往往在不同的理念、领域和专业发生碰撞时出现。这就是人文教育的目的:允许你选择自己的道路,激发自己的想象力,由此实现独特的自我。

佛陀说修习行法有八万四千法门。如果“真理”是我们追寻的最终目标,那这个追寻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条条大路通罗马,抵达真理的道路无穷无尽,每个人自己都是其中一条路,独一无二的那一条,所以我认为教育的真理,就是成为独特的你。

所以,关于网课,我需要把已经按照传统面对面交流模式备好的课推翻,根据学堂“学生感兴趣、与生活相关、与主题相关、能够课堂互动、能够引起思考、能够展示、能被评估、覆盖课程标准”的网络课程设计基本原则,重新来。怎么做,我想了两天,能够回答出来的只有三个字“不知道”,但这也正是吸引我的地方——任何方式都有可能是错的,也有可能是对的,并且我相信这就是趋势,不用太久,两三年后我的女儿可能除了体育、戏剧等团队协作课程和阶段性学习评估,其他时间都在家里进行他的学习。在做这所有一切的基础,还是我那句口头禅——做好自己。怎样才是“做好自己”?我要先思考一个问题——当学生不再需要从老师这里获取知识,那老师将(还能、还要)提供什么?

如果唐代有互联网,玄奘还会西行吗

一月两箱半

每个月固定要加三箱油才能维持。一箱400元左右,三箱在1200元上下。两箱汽油饮车,半箱饮我——每个月买书的钱大概也是半箱油钱。

受疫情影响,年前买的书,今天还没发出来。还好家里有“存货”,否则就要等米来下锅。手边三本“古诗十九首”的书,都是这几年东一本西一本不知道怎么就闲散来的,还派上了正经用场。看完“古诗十九首”,就要到唐诗,书架上王力的《诗词格律概要》和《诗词格律十讲》,不晓得能不能读懂,之前随便翻了翻,困难。金圣叹选批的唐诗六百首和杜诗,还有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是必须要读的;还有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伦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也有必要读。读不完!怎么办?

最好先读点其他的缓解一下紧张和焦虑。

法里德·扎卡里亚《为人文教育辩护》,新星出版社2015年11月1版,2018年6月2印。我把读库出品的这种10万字以内,小巧轻便一册,半天就可以翻两遍的“通勤口袋书”叫做“读库本”。前段时间还看过另一本“读库本”——莉迪亚·派恩《书架》。读库出品的“读库本”,知识性、趣味性和思想性兼顾,而且比“企鹅小黑书”还要更“冷”,我会留意旧书市场。话说,淘到的三辑“企鹅小黑书”通勤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货。

之前看过一本书,好像是《大书特书》,乔·昆南说有的出版商和作者反感旧书市场,因为旧书的买卖让出版商和作者无利可图,甚至利益受到损害——这笔钱本来会用去买新书。现在我很难去分析清楚到底是先有读者再有的作者和出版商,还是反之,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但我知道的是,旧书交易让更多的人读到了更多的书,也让更多的书被更多的人读到,这好事一件。当然,在这一点上,电子书也做得很好。

现在读电子书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读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抵制电子书常被视为守旧、不合时宜。不过还是有两点让人欣慰:也是在前段时间看的一本书里写的,虽然看电子书的人越来越多,但总体的比例并不大,没有超过20%,纸质书仍然大有市场;老的死掉了,年轻的加入了,看书的人数大概还是维持在一个数字上下,但因为人口总量变大了,所以显得好像这个群体的人数变少了。以前一条巷子里住了10家人,怎么样都会碰面点个头打个招呼,见面次数多了偶尔也会聊一聊。现在还是那一条巷子,但层层叠叠住了200家人,就谁也不认识谁了。

法里德·扎卡里亚《为人文教育辩护》,大概五万字,我翻了两遍,并且以后可能还会再读,并推荐给其他人(除非有人要求,否则我通常不会这么干)。这本小书读完,大体留下如下几句脚印:

1、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们,包括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就是追寻真理。

2、耶鲁大学于1828年发表了一篇报告,为经典科目辩护。报告指出,人文教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教授任何特定职业所需,而是为所有职业的共同点奠基”。

3、查尔斯·艾略特认为人文教育应该允许你选择自己的道路,激发自己的想象力,由此实现独特的自我。但很多人认为(学校里)有些科目不值得教授。艾略特的办法是,让教师提供学生所需,而学生则选取他们所爱。

4、要想了解一个问题,可以看书,或是直接用网络搜索。真正难以做到的,是学会用批判的眼光来阅读、分析、陈述自己的想法。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享受知性冒险,把思考作为家常便饭。

5、大部分事实,都可以在网络上搜索到,没有必要占用脑资源来记忆。最好的思考往往在不同的理念、领域和专业发生碰撞时出现。

这两周在拟新学期图书馆增补书单。现在疫情依旧紧张,百业凋敝,要不要把“企鹅经典小黑书”列入学堂新学期图书增补申请单里?什么时候能开学还是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