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应，当也。应试的应，在我看来就是应当的意思。所以，考试是应该的。检验一个人会不会开车，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他开车；检验一个人能不能、会不会写作，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也就是让他写作。
应试的应，在我看来，还有应对的意思。例如某次重大比赛前的集训，重要考试前的集中学习和复习，以及一个阶段的教学工作评估。所以，我认为应试应是应有之意，应有之试，但如果整个学习阶段甚至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应付、应对考试，这就是本末倒置。并且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一段时间内，一个人类群体高度统一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往往是错的。
太座给二娃喂奶时，从沙发靠垫后面抽出一本“读库”，翻开至夹了书签的地方继续读。女儿已经读完“哈利·波特”系列的前四本共一百多万字，蜷在沙发一角在读第五本《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我读完第二遍徐贲的《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在整理旁批、眉批和重读一些划了线的关键句子和段落。客厅里，伴随二娃吃奶、翻书、写字、敲键盘声音的，就只有小田和正的歌声。
上个月，我和女儿把客厅布置成了第二个书房，一面墙的书架上，是近一千本从我的书房和女儿房间的书架上搬来的书。我觉得，不能因为女儿才四年级就只给她对应程度的书，应该让书架上可供阅读的文本要有足够的多样性。因为一个人不可能知道他不知道的，了解他不了解的，阅读文本的多样性不但可以尽可能摆脱某一本、某一类书籍和思想的局限，还能够“从多样性的阅读经验得出对一些常见‘人文问题’的普遍概念（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人为何受苦、人死后会如何、人为何会对某些事情感到惊诧和敬畏），这是一种必须由每个人自己来归纳、总结的思考，也需要结合个人的人生观察和体会，在尽可能广泛的知识范围内，多角度的反思。”（P.25）“尤其是在知识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得的互联网时代，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P.8）因此客厅书房书架上的书除了漫画、戏剧、历史、小说，还有宗教经典、哲学对话、诗歌以及科学等种类的图书。但女儿最喜欢的书不是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亨利·哈格德的《所罗门王的宝藏》、马克·吐温的《王子与贫儿》、“网格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或精装珍藏版《科学的旅程》，而是一本我从旧书店淘回来的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五月一版一印《常用成语故事选》。她几乎每天都会抽出这本正体（繁体）字的书随便翻看两页又插回去，“我喜欢这种书，翻起来好像字都是活的，在动，这种已经变黄的书页让我感觉很舒服，家里有这些‘古老’的书真的很幸福。”她说。或许这就是人文知识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根本特征之一——“绝对新的人文知识是几乎不存在的。人文学科不能不，也必须不断地回到那些古人已经在讨论的基本人文问题上来：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理性和信仰？”（P.406）
现在，我们的客厅书房书架上，书的种类和数量依然每周都在增加。明天（年三十）新增的将是两本地图册，一本中国的，一本世界的，这也是给女儿的新年礼物。大前天晚上，女儿给我们看了她的梦想笔记本。在她的梦想计划里，要先去甘肃莫高窟、浙江杭州钱塘江、安徽黄山、四川九寨沟和黑龙江哈尔滨旅行，然后去美国、英国学习，目标是要成为一名“游戏家”。她在每天的“王者荣耀”时间后，要制定旅行计划和预算，需要最新版本的地图。虽然这些地图在互联网上就能看到，但她仍然想拥有纸质版的“真正的地图”。我们还讨论了如何像博多·舍费尔的《小狗钱钱》里12岁女孩吉娅那样去赚钱和理财，早日实现梦想。现在女儿已用学到的语文、数学、自然科学、艺术等学科的知识，为还不到五个月大的弟弟创作了三本毛边小绘本和一本立体书。陪伴女儿的这个过程，给我下个学期四、五年级阅读和写作课程的教学，提供了一些可能有用的方法。
在我看来，幸福学堂的阅读和写作课，其实就是人文教育，就是如施特劳斯所说的：“人文教育是一种读写教育，一种用文字和通过文字的教育。”（P.208）“人文教育以阅读和讨论为本，目的是培养人的思考、提问、讨论、表述的能力——这些是包含在‘阅读’的知识范围之内，而不是外在于阅读的。所以可以说，人文教育是一门离不开‘阅读能力’的课程。”（P.23）但这门课并没有像语文、数学、社会科学那样的“国家标准”教材，课标的要求也很宽泛，我在为人文教育选择课本时，“一个重要的考量便是让学生们能在最大程度上将阅读与他们自己的生活世界进行联系，而这种联系最重要的枢纽便是人类普遍面临的伦理和价值问题。”（P.96）于是我将从纽伯瑞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中，选出十二部，和学生一起完成阅读、理解、分析、仿写和创作。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由美国图书馆儿童服务学会创设于一九二二年，每年颁发一次，以奖励上一年度出版的世界范围内的英语儿童文学优秀作品。这些获奖作品题材涵盖了自然、亲情、友情、探险，甚至战争，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门课对阅读文本多样性的要求。
“美国19世纪废奴运动领袖、人道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曾说过，‘你一旦开始阅读，也就会永远自由。’”（P.128）“没有思想的自由便不可能有自由的学术，也不可能有自由的教育，而人文教育则尤其离不开自由。”（P.388）“这世界上有不同的奴役，也有不同的自由，但是，借助独立思考和判断的阅读来摆脱奴役的路却是一样的。精神自由、意识自由、思想自由的道路都可以由这样的阅读来开启，作为自由教育的人文教育，它的经典阅读要起的正是与此类似的作用。”（P.128）
“人文教育的全部活动，至少是最主要的活动乃是把价值问题重新置于知识学习的中心位置，并以此使得知识有可能转化为一种虽不一定是智慧，但却随时都在亲近智慧和摆脱愚蠢的智识。”（P.14）“知识不等于智识，这并非在互联网时代才如此，但却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加突出。”（P.9）
“智慧的对立面是愚蠢，知识的对立面是无知。学习知识可以改变无知，但却不一定能改变智慧。人文的智识学习目标之一便是识别知识与智慧，并通过这种识别，尽量对愚蠢保持警惕，尤其是在碰到知识或权威人士的愚蠢时。”（P.11）因此，“互联网时代的人们最需要学习的是有积极价值导向和批判问题意识的思考能力，而不仅仅是获取被叫做‘客观知识’，其实不过是唾手可及的现成信息。以培养这种能力为宗旨的人文教育因此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专业教育可以让人知道‘是什么’和‘怎么做’，而人文教育则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和‘为什么’。唯有此，学习才能从‘求知识’提升到更有意义和更高一层的‘求智识’。”（P.7）人文教育也才有可能达成根本目标——“人的心智的解放和成长。”（P.3）
上周连续两天气温降到零度，还飘了一点点雪。我在黑板一角写了白乐天《雪夜》里的“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句。一学生在日记里写，在这样的天气里看到这句诗，就觉得美，是从唐朝延续到现在的奇妙之美。我在日记后面回复说，读诗，大概就是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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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这个学期从小学升上来的美美：“你觉得中学部和小学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中学部有你。”她说。
“啊？可是有没有我，学堂都会有小学部和中学部啊！”
“你上的课和你的作业要求，都和其他老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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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一位老师在朋友圈转发了一条“死记硬背学的知识在互联网时代唾手可得”断章取义的TED视频片段，并说：“一点没错！”我评论说：“有钱的人说，钱不是最重要的；有资源的人说，资源不是最重要的；有知识的人说，知识不是最重要的。于是什么都没有的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到大家都在上帝面前相见时，什么都没有的人发现自己仍然什么都没有，于是他去问前面三个人，第一个人说：“对！钱不是最重要的，前提是你要有资源和知识。”第二个人说：“没错！资源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还有钱和知识。”第三个人说：“如果你有了钱和资源，就算你没有知识，你也能找到有足够知识的人来实现你的想法，所以我说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拥有什么确实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已经拥有了它；因此更重要的是，你得拥有什么，然后它会给你带来什么。太座大人说我又开始尖酸刻薄了。“我只是想问，当我们在谈论教育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教育的历史？分类？定义？方法？理论？实践？还是教育这两个字本身？”我说。
昨天四节课，有三节是连堂新课，事发突然没准备，全靠储备。
三节新课里，有两节是高中的中文课。汪博士因身体不适不能继续。从昨天开始，这个学期高中的中文课又是我来接盘了。之所以是“又”，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所以一开始上课，学生就叫我“接盘侠”。
昨天晚饭后花园散步，我对太座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在学堂这座山里，各博士、硕士学历的老师们是真老虎，在中学的中文领域我连猴子都不算，只是一粒跳蚤，所以我的全力以赴只为问心无愧。太座除了鼓励我，还提出一个担忧，如果绝大多数人上的是各种公立和私立收费公立教育的学校，女儿一直在幸福学堂上学，未来会不会像她爸爸一样无法融入社会或者为社会所不容？我说：“当绝大多数学校在沿用十九世纪的体制和二十世纪的知识教育二十一世纪的孩子时，我和孩子都去到和绝大多数学校都不一样的幸福学堂，就是想去学习不一样的学习方式。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但可以确定的是，不会是现在这样。”
昨晚九点半在床上看闲书，黎庶昌《丁亥入都纪程》，困得不行就干脆早早睡了。今早和往常同样时间起床竟还是觉得没睡醒。清早洗完衣服，把这周在布衣书局几乎一元一本拍卖得来的十几二十本书看了看大致分了一下，留下想看和可能会看的，另一半准备周一捐给学堂图书馆。
午饭后进城，太座去买菜，我和女儿去逛书店。自二十四书香书店开业以来，我就保持平均每周去一次书店，每次至少买一本书的良好习惯。感谢开书店的这些好人。书店的存在常常提醒我——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自己不知道的，我的所知极其有限，而无知和愚蠢又实在是深不可测。
今天买了一本米奇·阿尔博姆的《来一点信仰》，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八月一版一印，硬面精装，定价二十八元。因为护封缺失且封面略有污渍和破损，特价四折十一元两角。看过这位作者的《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不知道这本《来一点信仰》会不会是一本清鸡汤。
我常提醒自己，也对学生说过，一件事发生，它就是事情本身，只有当有了分别心，也就是立场不同，一件事才有了好与坏、善与恶。而分别心是这个世界上人人如影随形的。
例如一项工作任务，从社会人的角度和体制人、企业人的角度来看，都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并且都能做出一个孰优孰劣谁对谁错的判断。这就是俗话说的“屁股决定脑袋”，话糙理不糙。能做到没有分别心的，不是圣人就是已成佛。所以，立场，也就是价值观，是不可调和的，只有容忍，才有自由——想起一本买了很久但还没读的书——杂文集《容忍与自由》。据说这本胡适的杂文集文章都不深刻，只是一些常识。可是当下缺的，正是常识。我天天看书，也是寄希望于能找回一点早被抹掉的常识。
我现在每天上课，课前紧张、惶恐到要上两三次厕所——我为自己的才与德与教师这个角色的不匹配而惶恐——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课堂上我和学生很享受，甚至我都不知道原来自己知道什么，学生也常常要求再拖五十分钟的堂，把下节课连堂了；课后很后悔——课还是没备好，原本可以更好的。
周三，汪博士生病，我帮她又代了两节高中的中文课，讲了“七国之乱”和“丝线两端的帝国”两个主题。今天下午课间她送我一本《语文教育学概论》，是她所供职大学的教育硕士教材。对我来说，书是最好的礼物。尤其是这本书对我这野生的语文老师来说，就是一把篦子，更是基石，从概念到过程，从目标到方法，都能帮我梳理清楚并完善，但并不意味着我要拆掉自己对这门课程的理解的脚手架。用汪博士的话说就是“了解下教育体制内的学校都在怎么教”。是的，教育体制内与外，怎么教、教什么，还是屁股决定了脑袋。只是这需要时间细细读，慢慢学，缓缓用，而最稀缺的正是时间。
时间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我需要多少时间？我曾拥有过时间吗？这是我选择成为一名佛教徒所想弄明白的。当我说我是佛教徒时，不是说我比别人更具足智慧，而是我被太多的傲慢包裹，需要用谦卑来体味更浩瀚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