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全愈《教育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08本。

出版一年了，这本书在豆瓣只有封面、书名和作为全书所有信息展示的ISBN码，连作者姓名都没有。作为这本书的第五个读者，我补充了作者、出版社、定价等版权页信息。由于只有5人标注“读过”，因“评价人数不足”而没有评分。黄全愈在自序中说“实际上，这本书（《教育的基础》）是我《素质教育在美国》系列与《混血虎》，以及我儿子青少年时出版的《我在美国读初中》和《我在美国读高中》的精华荟萃。”《素质教育在美国》在豆瓣评分7.9，这本精华本却无人阅读，有点奇怪。

虽然大娃在上初中，二娃在上幼儿园，但两个娃都没有上过公立学校，我对当下教育的了解不多、不深，对美国的教育更可以算是一无所知。所以对书中大多数中美教育的比较没有多少感触，倒是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有一些共识和共鸣。

“Sage on the stage，可以意译为‘至尊的讲台上站着圣人’。这样把教师神圣化不利于培养学生‘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意识。”所以我在日常教学中，总是强调要挑战权威，尤其是教室里的权威——老师，大胆质疑，因为所有理论都可视为假设，都可被推翻。

“培养批判性思维，首先要分辨‘事实’和‘观点’，否则就会把‘观点’当‘事实’或把‘事实’当‘观点’胡乱批一通。这里讲的‘批判性’不是不问青红皂白地批判一切、否定一切，而是包含逻辑思考、信息分析、综合评判等高级思维的‘质疑—分析—审辩’——在阅读中发现自己的答案的过程。”分清楚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观点”，这也是我日常教学中的基本要求，否则讨论将很容易偏离事实和观点，变成相互的人身攻击——吵架。吵架越成功，说理越失败。而在生活中，但凡是分不清“事实”与“观点”者，也大可不必浪费时间与其讨论任何问题，因为道理只有和讲道理的人才有得讲。

“独立思考是批判性阅读的过滤网。只要经过独立思考，即使全盘接受阅读的内容，也是批判性阅读。批判性阅读的最高境界是读出作品中的自己——读者，而不仅仅是读出作品中的作者。”这也是我常常说的，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旦写就、出版，就不再属于作者，而属于读到它的每一个人。每一位读者从中读出什么，就是什么。

这一篇读书随手记，似也可看作“读出作品中的自己”？或者也可以换个说法：每个人都只能读出自己能理解的。所以是不是正因为如此才要去多读一些自己从来就不理解也没想过要理解的东西，这样才能一点一点破除自己的愚昧？

只有可以陶冶品格的教育才是真正完全的教育。

明恕是行为的标准，是应有的品格，是一切道德品性的总汇。能行明恕的先决条件，就是个人能自知裁节。

这种能行明恕的品格从何而来？一来自遗传，一来自教育。知明知恕不容易，能明能恕更难。也许两者是一样难易，也许照阳明学派的说法，根本是一回事。然而不论明恕，都先得学些制裁的功夫，做些虚一以静的功夫，这种功夫多少是带几分自我强制性质的，非运用坚强的意志不为功。孟子的“强恕而行，求仁莫近”，就是这个意思。《大学》的诚意正心，《中庸》的明善诚身，孟子的收放心，以志帅气，其实全是养志与自我裁节的功夫。

明与恕是品格教育的两大标准。明与恕都要我们待人放宽一步，不过在待人能放宽一步之前，先得律己收紧一步。放宽与收紧都是一种分寸与裁节的功夫。必须有善自裁节的个人于先，斯能有和谐与协调的社会于后。这原是中国礼教文化的中心精神，也是我们品格教育应有的鹄的。目前流行的各种思潮里，集体主义失诸不明，个人主义失诸不恕，而浪漫主义失诸不知裁制，实施品格教育以后，目前世界的文化潮流也才有澄清的希望。（潘光旦《论品格教育》节录。全文原载昆明《今日评论》第四卷第六期，1940年8月11日；辑入《自由之路》，商务印书馆，1946年9月）

潘光旦译赫胥黎《赫胥黎自由教育论》，收潘光旦译自阿尔杜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937年出版的Ends and Means一书第十二章《教育》和潘光旦教育评论三篇，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1版1印。不知购于何处。总阅读量第1488本。

自由的教育是与“填鸭子”的过程恰好相反的一种过程。自由的教育不是“受”的，也不应当有人“施”。自由的教育是“自求”的，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只应当有一个责任，就是在青年自求的过程中加以辅助，使自求于前，而自得于后。大抵真能自求者必能自得，而不能自求者终于不得。“自求多福”的话见于《诗》、《传》、《孟子》。孟子又一再说到“自得”的重要，政治之于民众如此。教育之于青年更复如此。孟子“勿揠苗助长”的政教学说也由此而来。先秦学人论教育，只言学，不大言教，更绝口不言训，也是这层道理。

自由的教育，着重在自求自得，必然的以自我为教育的对象。自由的教育是“为己”而不是“为人”的教育，即每一个人为了完成自我而教育自我。所谓完成自我，即用教育的方法，把自我推进到一个“至善”的境界；能否到达这个境界，到达到一个何种程度，一个人不能不因才性而有所限制，但鹄的只有一个。自由教育下的自我只是自我，自我是自我的，不是家族的、阶级的、国家的、种族的、宗教的、党派的、职业的……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不要这许多方面的关系，不要多方面生活所由寄寓的事物，乃是说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在完成一个人，而不在造成家族的一员，如前代的中国；不在造成阶级的战士，如今日的俄国；不在造成一个宗教的信徒，或社会教条的拥护者，如中古的欧洲或当代的建筑在各种成套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组织；也不在造成一个但知爱国不知其它的公民，如当代极权主义的国家以至于国家主义过分发展的国家；也不在造成专才与技术家，如近代一部分的教育政策。主要的目的有了着落，受了尊重，任何次要的目的我们可以不问，不论此种目的有多少，或因时地不同而有些斟酌损益，我们也可以不怕——不怕任何一个次要目的的畸形发展。

自由教育既以自我为主要的对象，在方法也就不出两句先秦时代的老话所指示的途径，一是自知者明，二是自胜者强。先秦思想的家数虽多而且杂，在这一方面是一致的。明强的教育是道家、儒家、法家一致的主张。更有趣的是，西洋在希腊时代所到达的教育理想也不外这两点。太阳神阿普罗的神龛上所勒的铭，一则曰“认识你自己”，那就是明，再则曰“任何事物不要太多”，如用之于一己情欲的制裁，那就是强。就今日的心理常识言之，自明是理智教育的第一步，自强是意志与情绪教育的第一步，惟有能自明与自强的人方才配得上说自由。认识了整个的世界，全部的历史，而不认识自己，一个人终究是一个愚人；征服了全世界，控制了全人群，而不能约束一己的喜怒爱憎，私情物欲，一个人终究是一个弱者：弱者与愚人怎配得上谈自由？这种愚与弱便是他们的束缚，束缚是自由的反面。话说到这里，我们口口声声说自由，实际上就讲到了中庸。说到了自知自胜，也就是等于说自由教育的结果，不但使人不受制于本能，更进而控制一己的本能，以自别于禽兽。至于自明自强之后，再进而了解事物，控制环境，整饬社会，创导文化，所谓明明德之后，再进而新民或亲民，那都是余事，无烦细说了。自求自得的教育，亦即以自由为目的的教育，大意不外如此。至于从事于教育的人，对青年所适用的努力，只能有侧面启迪的一法，而不容许任何正面灌输的方法，亦自显然，勿庸再赘。（潘光旦《自由、民主与教育》，原载昆明《自由论坛》第二卷第六期，1944年8月1日；辑入《自由之路》，商务印书馆，1946年9月）

《赫胥黎自由教育论》，是由潘光旦译自阿尔杜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937年出版的Ends and Means一书第十二章《教育》，1946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年9月和次年3月再版。这本商务版《赫胥黎自由教育论》是据1947年版改排。

这个赫胥黎不是那个写《天演论与伦理》（即严复所译的《天演论》）的赫胥黎，那个是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不过这两个赫胥黎有很密切的关系，一位是祖父，一位是孙子。

即便是写于1937年的教育论，现在读来也毫不过时。如：“大多数的教育专家，在理论上承认，单单一次的考试，无论内容如何综合，命题如何允当，也并不能测出一个人的才能，判定一个人的优劣。有不少的教育专家不但在理论上承认这一点，并且实际上已经放弃这种一次考试的方法，而采用分期陆续测验的方法，其所测验的内容包括智力的发展与知识的累积在内，同时对于教师和视察员的分期报告也是十分重视。如此不断地观察，不断考核，往往经过好几年，才下判断一个儿童的才能如何，其与别的儿童比较又如何。”在我看来，我曾经每天课后的“上课记”和“观自在”当日课堂观察记录，每周给需要的家长的课程和学生观察简报即是这种“分期报告”。

“大多数的教育家自身便是旧时代的人物、旧教育的产品。有谁来教育这些教育家呢？这问题的答复当然是简单得可以叫人痛心的，就是，没有别人，系铃解铃，还是教育家自己。人的世界原是大串因缘果报缀合而成的东西，种什么因于前，食什么果于后；如果既种恶因于前而想不食恶果于后，想跳出这旧因果恶因果的循环，那唯有以强大的智慧运用坚决的意志一法。前人讲革故鼎新，动辄用‘锐意’、‘立志’、‘发宏愿’等自励鼓人的说法，我实在也觉得除了更善用我们的意志而外，更无第二条路径。”所以还是那句老话，能改变一个人的，唯有他自己。

“不役于物或不凝滞于物的生活理想是不容易的。在情绪方面，它责成我们要慈悲，能怜悯。但只是悲天悯人是不够的，它责成我们在理智方面要有智慧，而这智慧要能洞见一切行为的前因后果，一切行为的涵义与可能引起的影响，要能看到一个人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的诸般关系。前者多少事时间的，后者多少事空间的，在这时空两间之中，一个人运用他智慧的结果，也要能发现他自己所处的是怎样的一个地位。就这一点讲，我认为佛教的教义，绝对的要高出基督教之上。在佛教的道德里，愚蠢、迟钝或觉悟的缺乏是一种主要的罪孽。同时，佛教又向皈依的人提出警觉，要他们对于所在社会的治安福利，必须负一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