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动物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家马的驯化可能最早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的欧亚草原西部，大概位于今天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西部的草原。当时驯化的马还没有用于驾车和骑乘，而是像牛羊一样，为人类提供乳制品和肉食。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欧亚草原上的居民逐渐意识到马有很强的爆发力和奔跑能力，于是发明了马车，将马用于战争和交通。

大概又过了800年，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游牧人逐渐掌握了马的习性，他们开始骑上马背，驾驭马匹。直到这时，马的灵活性及奔跑速度才被充分地发挥出来。随后，这种技能迅速在欧亚草原上普及开来，骑马成了男女老少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而这一“发现”，人类用了近3000年。

马健《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兴衰史》，以斯基泰人考古发现为主要线索的，以器物串起来的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兴衰史，所以如果图片再大点，再清晰点，会更好。可与刘衍钢《上帝之鞭》互为补充。

马健《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兴衰史》，继尚永琪《莲花上的狮子》、刘衍钢《上帝之鞭》、俞雨森《波斯和中国：帖木儿及其后》、杨军《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蓝琪《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和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中亚的中世》之后，读的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第七种，2014年1月1版，2015年8月2印。2026年第24本，总阅读量第1639本。

五台山是佛教圣地，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佛寺。文献记载，汉明帝派蔡愔西行求法，同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返回中原后，在五台山建立大孚灵鹫寺，也就是今天的大显通寺。到北朝时期，佛教在五台山有了充分的发展。北齐时，山上有寺院两百多所。

但是五台山并不是从有佛寺开始就被认定为文殊菩萨道场的，而是跟《华严经》的译出有关。《华严经》是420年翻译出来的，其卷99《菩萨住处品》有这样一段：“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曰清凉山。过去有善菩萨住址。彼现有菩萨曰文殊师利菩萨，有菩萨眷属一万，长为说法。”这只说了文殊师利菩萨住在东北方的清凉山，至于清凉山到底何在，并没有具体所指。唐代译出的《文殊师利法宝陀罗尼经》则有了更明确的记载：“东北方有国名大震那，其国中有山号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为众生说法。”

古代印度称中国为“大震那”，由此，在山西境内的五台山因为气候凉爽，并且有五个台顶，自然而然便被附会认定为文殊菩萨道场清凉山，印度、狮子国直至新罗等国的僧人都纷纷前来朝拜。文殊菩萨的坐骑为青狮子，代表佛的智慧。

尚永琪《莲花上的狮子：内陆欧亚的物种、图像与传说》，“以狮子东来之路为主要线索，将雄猛的狮子与宁静的莲花相牵，将智慧与慈悲相连，讲诉欧亚文化交流中宽厚相容的一面。”一本关于狮子与文化演变的有趣的书。我最喜欢的还是关于狮子与佛教的最后两章，“佛教菩萨造像中的狮子”和“狮子与佛陀的莲花世界”，凶猛的狮子，是怎样成为佛菩萨的慈悲示现的。另，想去五台山。

尚永琪《莲花上的狮子》，继刘衍钢《上帝之鞭》、俞雨森《波斯和中国：帖木儿及其后》、杨军《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蓝琪《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和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中亚的中世》之后，读的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第六种，2014年5月1版，2015年5月2印。2026年第23本，总阅读量第1638本。

阿提拉几乎将（东罗马帝国）整个欧洲推倒，使其化为尘土。447年的匈人入侵持续时间并不长，但造成的破坏极其猛烈，所过之处，留下一片几乎空无一人的废墟。基督徒们认为这是神借这些残暴蛮族之手惩戒世人的堕落与罪行——阿提拉由此获得“上帝之鞭”的绰号。

453年，阿提拉在准备再次出征之前娶了一个女子。婚礼当晚，阿提拉喝得烂醉。次日侍从破门而入发现阿提拉早已死亡。死亡原因可能是，阿提拉的鼻子经常会流血不止，大醉仰卧，鼻血没有从鼻孔流出，反而倒灌入咽喉。阿提拉遂在醉乡中窒息而亡。

匈人和阿提拉在欧洲民间传说中具有强韧的生命力。因为匈人留下的恐怖回忆经久不灭，他们的形象遂不可避免融入各民族的传说中，成为最经典的文化因素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传奇故事流传于日耳曼与北欧诸族，最著名的作品，首推德意志民族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尼伯龙根或尼弗龙最初指传说中曾生活在莱茵河地区的侏儒种族，后来泛指勃艮第人。《尼伯龙根之歌》内容的主线是尼伯龙根人的毁灭。

《尼伯龙根之歌》可算是现存主题最为阴暗的史诗，它探讨了人性的错综复杂与黑暗难测，力图展现情欲、财富、权力、野心、仇恨与嫉妒等对人的腐蚀，人性的弱点不仅摧毁了众多伟大的英雄，也毁灭了伟大的民族和伟大的王国。这部史诗对于后世德意志人精神和文化的塑造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刘衍钢《上帝之鞭》，继俞雨森《波斯和中国：帖木儿及其后》、杨军《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蓝琪《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和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中亚的中世》之后，读的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第五种，2015年9月1版，2018年3月2印。2026年第22本，总阅读量第1637本。

我们对图兰朵的原型——忽秃伦公主的了解基本来自《马可·波罗游记》。这位中世纪欧洲旅行家绘声绘色的描述，很容易让读者相信他曾经目睹过那场1290年发生在中亚的比武招亲。然而，历史学家考证出的史实却得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自1275年以后，马可·波罗再没有踏足中亚地界。因此，他笔下活灵活现的忽秃伦的罗曼史都得自他旅居波斯伊利汗国期间的听闻。（《从图兰女儿到中国公主》）

帖木儿不是第一个使用中国瓷器作为餐具的穆斯林君主。中世纪时，从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到印度的德里苏丹国，几乎所有穆斯林权贵的理想餐具都是中国瓷器。这样的风潮并非仅仅关乎奢华或时髦，而是在比较了各种材质的餐具之后得出的明智选择……可是，要想获得一套中国瓷器，在中世纪无疑是极为艰难的。从中国到撒马尔罕路途遥远，商旅们需要花费极大的心力才能将易碎的瓷器运抵目的地，其数量应该颇为有限。正因如此，中国瓷器才能成为宫廷显贵们乐于炫耀的奢侈品，甚至成为各国之间流通的外交礼物……自宋元起，中国海舶和伊斯兰海舶即往来贸易。中国以瓷外销，形成一条区别于路上丝路的海上丝瓷之路……青花，曾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象征，可它却从始至终都与波斯有着密切的渊源。青花以白色高岭土为胚，以钴蓝为色料，前者原产中国，而后者则是郑和时代进口自波斯。郑和是一位生于中国的穆斯林，他的祖先是元朝初期来自中亚的色目人……明永乐、宣德时期烧制的青花瓷堪称一流，代表了青花烧造的最高水平。（《瓷厅》）

在14-15世纪的波斯和中亚，苏菲派在伊斯兰世界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苏菲派的修行方式和正统的伊斯兰教教法有很大区别。苏菲们的修行方式，往往超脱常人。他们不看重文字，而是借助神通来吸引信众，被称为“海兰答儿”修行者……中亚是海兰答儿最早开始出现的地方，随后这种修行方式开始遍布波斯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关于他们的故事和传说，在中亚民间非常流行，中国人最熟悉的阿凡提就是一位海兰答儿。在不同的地方，他又有不同的名字。在中亚，他的名字是著名的阿凡提；在伊朗和土耳其，他又被尊称为毛拉·纳斯尔丁或者纳斯尔丁·霍加，甚至在印度的民间故事中也有他的踪影。据说，他是一位生活在12-13世纪的真实人物，但这一点显然已经无法确认了。充满智慧的阿凡提乐于助人，不畏强权的形象，正是苏菲派曾经流行伊斯兰世界的证明。（《萨满与苏菲》）基督教中的“密契”修行者也强调通过内在的灵性体验，实现人与上帝的直接合一，注重冥想、静默、爱的沉思与灵魂的净化，其深度与精神性可与苏菲派的“人主合一”或禅宗的“明心见性”相类比。

俞雨森《波斯和中国：帖木儿及其后》，继杨军《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蓝琪《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和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中亚的中世》之后，读的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第四种，2015年5月1版，2017年4月2印。2026年第21本，总阅读量第1636本。

武川镇，一个大漠边缘不起眼的小城，从6世纪起却成了掀起中国史甚至是亚欧大陆史的巨大风暴眼。鲜卑族的精锐甲士与铁骑、内地汉族的亡命豪族与浪人、柔然的彪悍猛士与降人，一起在这片不起眼的土地上混合成了一股巨大的、改变历史的新力量——北周、隋、唐，三个王朝的开国帝王均出自于此。

杨坚在北周武帝之后登上了这一鲜卑帝国的权利顶端，改国号为“隋”，其国运依照五德为火，瑞兽为凤凰。高句丽国王对亚欧大陆的新霸主——隋，一面假惺惺上表称臣，一面徘徊观望，伺机扩充实力。与父亲杨坚性格截然相反的隋炀帝杨广，在得知高句丽竟然越境与早已臣服的突厥可汗交接，无法忍受高句丽的不臣之举，决计挥师东进。而这一举动就如导火索，把隋王朝和自己焚烧殆尽，真真切切、名副其实变成了一只“炎凤凰”。

隋唐之际，高句丽一直孤军奋战隋唐帝国的大军；百济最初号称要做隋唐大军之先导，但战事一开，却采取静观其变的中立态度；新罗，则努力越过高句丽和百济，试图与大唐帝国建立直接的联系。
661年，唐高宗李治将年号“显庆”改为“龙朔”。韩非子说，龙有“逆鳞径尺，人有撄之，则必杀人”。对于屡次触犯大唐帝国“逆鳞”的高句丽来说，势必会被发威的朔龙一举吞噬。

总章元年（668），平壤城破，大唐帝国高句丽旧地五部100余城划分为九个都督府，于旧都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统辖之，虎将薛仁贵成为第一任大都护。至此，安东、安北、单于、北庭、安西、安南六大都护府建成，大唐帝国东至朝鲜半岛大部、南至中南半岛东部、西至西亚、北至西伯利亚南部的广袤地域均实现了羁縻统治。

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中亚的中世》，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系列39种之一，2014年7月1版，2016年4月2印。购于也闲书局。总阅读量第1516本。在我，于隋唐史有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