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想知道自己从何处来，想知道今天之所以为今天，首先要做到的，便是回到过去……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浪漫之处，便在于穿越了古今、沟通了现实与想象。

公元前8世纪，秦人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国家——正是同一个时间节点，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亚平宁半岛上，罗马也正好进入王政时代。

秦和西汉是两个不同的朝代，但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延续性来看，其实秦汉一体。

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被称为皇帝，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也被译作皇帝，但两者却又不同。一个是天之子，要向上天和臣民负责；一个是民之首，要为元老和公民谋福。同时他们的权力都受到制约，前者是高级官僚集团，后者是贵族。

公元前后，世界版图上的超级大都市非长安和罗马莫属。这里集中了帝国范围内最多的人口、最华丽的建筑。

长安和罗马，两个帝国权力之巅的城市。一个追求“重威”，城市的规模和规格在当时都是最高的。而最中之最又是作为权力中心的皇帝，长安城的一切建设都围绕着凸显他的权威和卫护他的安全而进行。

另一个城市则追求“永恒”，而它也做到了永恒。世上没有哪一座城市像罗马2700多年来一直在同一个地方，同样的七丘和台伯河之畔，保存着如此之多过去那些时代里的古迹。

作为城的长安故去了。后来的唐朝都城虽然有着同样的名字，却已非同一个地方。长安是一座回不去，却又一直存在于梦里的城。

作为城的罗马还活着，徜徉在弥漫柠檬香气的城中，鸽子在石板上漫步，阳光洒过、海风吹过的风景，不经意就是十几个世纪的时光沉淀。

世界史研究里有两个著名的谜题，一个是中华帝国的超稳定结构，一个是罗马帝国的衰亡。中国的历史正如《三国演义》所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欧洲，再也没有出现一个能将欧洲大陆统一的力量。

周繁文《长安与罗马：公元前后三世纪欧亚大陆东西帝国的双城记》，是继陈凌《草原狼纛：突厥汗国的历史与文化》、成一农《欧亚大陆上的城市：一部生命史》、万翔《映像与幻想：古代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马健《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兴衰史》、尚永琪《莲花上的狮子：内陆欧亚的物种、图像与传说》、刘衍钢《上帝之鞭》、俞雨森《波斯和中国：帖木儿及其后》、杨军《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蓝琪《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和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中亚的中世》之后，读的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第十二种，2016年3月1版1印。2026年第34本，总阅读量第1649本。

“相邻而居的人家不仅是地缘上的邻居关系，还有互相纠察的法律责任，如果发现邻里触犯律法，要及时向官府举报。这种秦法‘连坐’的孑遗可能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好打听他人家事、人际关系无边界传统的由来。”（《居住·贵贱有别》）这个观点有趣。不过人际关系无边界何止是古代，现代也是如此。

人们现在了解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汉族或其他民族的记录。这些记录的形成，一般说来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既包含一部分事实的成分，也会夹杂民族的口传故事，还有叙述和记录者的理解与再加工。叙述者与记录者对于信息的保存，很大程度上还受其本身知识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在对异民族的文化书写方面，古人和今人一样，都不免带有无法完全克服的偏见。只不过，现代人或许对这种偏见有某种“自觉”，而古人则觉得理所当然。因此，能够多大程度上对这些记录的三个层次进行剥离，不仅仅是技术操作问题，更是处于理论上无法克服的循环悖论的尴尬境地。所以，那种宣称自己掌握“真实历史”的独断论式豪言壮语，无非是痴人呓语。我们所能谈论的，仅仅只是文本建构或再建构的“历史”。

我个人感觉，写通俗的小书要比写学术论著还难。把复杂繁琐的学术内容变成通俗易懂的读物，需要良好的语言驾驭能力和相当的学术素养。写研究论著，面对的是同行专家，很多东西是大家所熟知的，不用多费笔墨，比较好办。写通俗小书，中间还多一道化专业为简易的工序，讲多了累赘拖沓，说少了大家看不明白，掌握火候不容易。更麻烦的是，通俗不等于庸俗。想写清楚、说明白，研究得不深不透，不行。研究不深入、无所得，写出来的东西，不是杂菜拼盘就是“大话西游”。可是这两种素养偏偏都是我所缺乏的，要写好，实在没信心，只能是勉力而为。

以上两段，摘自《草原狼纛：突厥汗国的历史与文化》引子，我认为第一段是作者陈凌关于历史研究的真知，第二段不是他的自谦，而是大实话。因为这本书，原本可以写得有料又有趣的。还有全书引文，有的是史籍原文，有的不知道是不是作者自己对原文作的白话译文，作为历史学者来说，不够严谨。另外，校对还可以再仔细些，全书开篇的引子就有错。

陈凌《草原狼纛：突厥汗国的历史与文化》，是继成一农《欧亚大陆上的城市：一部生命史》、万翔《映像与幻想：古代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马健《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兴衰史》、尚永琪《莲花上的狮子：内陆欧亚的物种、图像与传说》、刘衍钢《上帝之鞭》、俞雨森《波斯和中国：帖木儿及其后》、杨军《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蓝琪《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和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中亚的中世》之后，读的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第十一种，2015年6月1版，2017年11月2印。2026年第33本，总阅读量第1648本。

1、紧张、忙碌，并不是城市生活的特质。

2、城市之美，不在于单一的字义，而在于定义之万千。

3、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不过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中华大地上的早期文明是“满天星斗”，中华文化应当是各种不同文化长期融合、发展的结果。

4、雅典是一座从未进行过整体规划的城市，因此很好地保持了早期希腊城市的一些特点。

5、除了公众活动的广场之外，罗马的城市建设还需要满足城市居民的娱乐需求。到了3世纪，罗马人每年平均的假日达到了惊人的200天。

6、莱昂纳多·达芬奇，这位涉猎众多的天才的一些城市规划思想也是非常超前。入1484年到1485年间，瘟疫导致米兰人口大量死亡，达芬奇将其归因为过度拥挤的城市和极其恶劣的卫生条件，对此他建议将米兰重建为一个低密度的城市，并将因此而过剩的人口分散到10座新城镇中。在他的理想城市构思中，他提倡多层分离的车辆和人行交通系统，并为重型货物运输提供特殊交通线路。这些天才的理念在几个世纪后才被付诸实际。

7、随着城市问题的日益加剧，一些学者开始对工业化进行反思，思考什么才是理想的城市以及城市生活。在各种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英国学者霍华德在他的著作《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提出的田园城市构想，这是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实质上是城和乡的结合体。

8、1937年，日军侵占北平。作为侵略者的日军对于这座历史名城，出于殖民统治的考虑，对北平开始编制规划方案，但最终这个规划没有得到完全施行……抗战胜利后，北平市政府于1946年完成的《北平都市计划大纲》基本上遵照了日本制定的北平规划方案主旨……这一规划此后虽然没有施行，但解放后在北京甚至全国城市规划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由梁思成提出的北京城市规划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仍参考了上述规划，或者说与上述规划不谋而合。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方案也未能得以实施，北京错失了一次既能保存旧城风貌，又能不受原城市建筑、布局局限建造一座新城的机会。改革开放后，北京城发展的步伐大幅加快，但是也越发凸显出当年没有采用梁思成方案的恶果……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确实能提供更多致富以及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但是为了得到这些，我们又失去了什么呢？这样的城市，真的是我们所希望拥有的城市吗？

成一农《欧亚大陆上的城市：一部生命史》，是继万翔《映像与幻想：古代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马健《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兴衰史》、尚永琪《莲花上的狮子：内陆欧亚的物种、图像与传说》、刘衍钢《上帝之鞭》、俞雨森《波斯和中国：帖木儿及其后》、杨军《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蓝琪《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和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中亚的中世》之后，读的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第十种，2015年4月1版1印。2026年第29本，总阅读量第1644本。

1、洪堡之后最杰出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1877—1878年出版的巨著《中国》中，最早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

2、与对斯坦因的评价相同，长期以来伯希和一直被认为是盗取中国文物的帝国主义者。然而伯希和对欧洲与中国汉学研究的推动，不仅远超过斯坦因，甚至可以说是开创性的，启发了中国几代学者的视野。

3、作为西方作家想象中的“赛里斯”，航海者未曾抵达的“秦奈”，原本其实都是未曾存在的国家。尽管当今学者们会追溯它到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某一民族甚至某种特定的商品，但它们只不过是作为历史当中某种存在过的真实事物的映像而被记录下来。这两个名词并不是“史实”（Geschichte）而只是“史载”（Historie）。它们的东方原象河西方映像之间，甚至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因而离奇的幻想，也难免在充满威胁与机会、险阻与诱惑的丝绸之路上羼杂其中了。

翻书随手记。

万翔《映像与幻想：古代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是继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马健《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兴衰史》、尚永琪《莲花上的狮子：内陆欧亚的物种、图像与传说》、刘衍钢《上帝之鞭》、俞雨森《波斯和中国：帖木儿及其后》、杨军《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蓝琪《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和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中亚的中世》之后，读的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第九种，2015年8月1版1印。2026年第28本，总阅读量第1643本。

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荷兰船队从爪哇抵达澳门，运走中国绿茶，1610年转运到欧洲。从此，欧洲人爱上饮茶，茶、咖啡、可可是当时欧洲最流行的三种进口饮料。饮茶之风盛行，中国茶叶源源不断地被输往欧洲各国，贸易额逐年上涨。仅仅过去了30多年，欧洲人就饮茶成瘾……乾隆年间，茶叶已在对荷兰的商品输出中占据主要地位。此后英国逐渐取代荷兰，至道光年间，茶叶成为英国从广州运出商品的最大宗，通过英国，茶叶被转运至欧洲各国。

饮茶在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当下午钟敲四下，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停止。”享受下午茶，已成为英国人每天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没有一天可以省略。如此贵族风格的下午茶，最初却是在英国乡村兴起的，农妇们为下午劳作的人们准备茶点小休，随后这种饮茶文化随着茶叶贸易的浪潮席卷了整个英国。

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一本中国外销瓷史河小百科全书，是继马健《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兴衰史》、尚永琪《莲花上的狮子：内陆欧亚的物种、图像与传说》、刘衍钢《上帝之鞭》、俞雨森《波斯和中国：帖木儿及其后》、杨军《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蓝琪《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和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中亚的中世》之后，读的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第八种，2014年5月1版，2016年11月2印。2026年第27本，总阅读量第1642本。

根据动物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家马的驯化可能最早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的欧亚草原西部，大概位于今天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西部的草原。当时驯化的马还没有用于驾车和骑乘，而是像牛羊一样，为人类提供乳制品和肉食。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欧亚草原上的居民逐渐意识到马有很强的爆发力和奔跑能力，于是发明了马车，将马用于战争和交通。

大概又过了800年，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游牧人逐渐掌握了马的习性，他们开始骑上马背，驾驭马匹。直到这时，马的灵活性及奔跑速度才被充分地发挥出来。随后，这种技能迅速在欧亚草原上普及开来，骑马成了男女老少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而这一“发现”，人类用了近3000年。

马健《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兴衰史》，以斯基泰人考古发现为主要线索的，以器物串起来的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兴衰史，所以如果图片再大点，再清晰点，会更好。可与刘衍钢《上帝之鞭》互为补充。

马健《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兴衰史》，继尚永琪《莲花上的狮子》、刘衍钢《上帝之鞭》、俞雨森《波斯和中国：帖木儿及其后》、杨军《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蓝琪《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和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中亚的中世》之后，读的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第七种，2014年1月1版，2015年8月2印。2026年第24本，总阅读量第1639本。

五台山是佛教圣地，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佛寺。文献记载，汉明帝派蔡愔西行求法，同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返回中原后，在五台山建立大孚灵鹫寺，也就是今天的大显通寺。到北朝时期，佛教在五台山有了充分的发展。北齐时，山上有寺院两百多所。

但是五台山并不是从有佛寺开始就被认定为文殊菩萨道场的，而是跟《华严经》的译出有关。《华严经》是420年翻译出来的，其卷99《菩萨住处品》有这样一段：“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曰清凉山。过去有善菩萨住址。彼现有菩萨曰文殊师利菩萨，有菩萨眷属一万，长为说法。”这只说了文殊师利菩萨住在东北方的清凉山，至于清凉山到底何在，并没有具体所指。唐代译出的《文殊师利法宝陀罗尼经》则有了更明确的记载：“东北方有国名大震那，其国中有山号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为众生说法。”

古代印度称中国为“大震那”，由此，在山西境内的五台山因为气候凉爽，并且有五个台顶，自然而然便被附会认定为文殊菩萨道场清凉山，印度、狮子国直至新罗等国的僧人都纷纷前来朝拜。文殊菩萨的坐骑为青狮子，代表佛的智慧。

尚永琪《莲花上的狮子：内陆欧亚的物种、图像与传说》，“以狮子东来之路为主要线索，将雄猛的狮子与宁静的莲花相牵，将智慧与慈悲相连，讲诉欧亚文化交流中宽厚相容的一面。”一本关于狮子与文化演变的有趣的书。我最喜欢的还是关于狮子与佛教的最后两章，“佛教菩萨造像中的狮子”和“狮子与佛陀的莲花世界”，凶猛的狮子，是怎样成为佛菩萨的慈悲示现的。另，想去五台山。

尚永琪《莲花上的狮子》，继刘衍钢《上帝之鞭》、俞雨森《波斯和中国：帖木儿及其后》、杨军《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蓝琪《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和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中亚的中世》之后，读的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第六种，2014年5月1版，2015年5月2印。2026年第23本，总阅读量第1638本。

阿提拉几乎将（东罗马帝国）整个欧洲推倒，使其化为尘土。447年的匈人入侵持续时间并不长，但造成的破坏极其猛烈，所过之处，留下一片几乎空无一人的废墟。基督徒们认为这是神借这些残暴蛮族之手惩戒世人的堕落与罪行——阿提拉由此获得“上帝之鞭”的绰号。

453年，阿提拉在准备再次出征之前娶了一个女子。婚礼当晚，阿提拉喝得烂醉。次日侍从破门而入发现阿提拉早已死亡。死亡原因可能是，阿提拉的鼻子经常会流血不止，大醉仰卧，鼻血没有从鼻孔流出，反而倒灌入咽喉。阿提拉遂在醉乡中窒息而亡。

匈人和阿提拉在欧洲民间传说中具有强韧的生命力。因为匈人留下的恐怖回忆经久不灭，他们的形象遂不可避免融入各民族的传说中，成为最经典的文化因素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传奇故事流传于日耳曼与北欧诸族，最著名的作品，首推德意志民族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尼伯龙根或尼弗龙最初指传说中曾生活在莱茵河地区的侏儒种族，后来泛指勃艮第人。《尼伯龙根之歌》内容的主线是尼伯龙根人的毁灭。

《尼伯龙根之歌》可算是现存主题最为阴暗的史诗，它探讨了人性的错综复杂与黑暗难测，力图展现情欲、财富、权力、野心、仇恨与嫉妒等对人的腐蚀，人性的弱点不仅摧毁了众多伟大的英雄，也毁灭了伟大的民族和伟大的王国。这部史诗对于后世德意志人精神和文化的塑造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刘衍钢《上帝之鞭》，继俞雨森《波斯和中国：帖木儿及其后》、杨军《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蓝琪《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和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中亚的中世》之后，读的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第五种，2015年9月1版，2018年3月2印。2026年第22本，总阅读量第1637本。

我们对图兰朵的原型——忽秃伦公主的了解基本来自《马可·波罗游记》。这位中世纪欧洲旅行家绘声绘色的描述，很容易让读者相信他曾经目睹过那场1290年发生在中亚的比武招亲。然而，历史学家考证出的史实却得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自1275年以后，马可·波罗再没有踏足中亚地界。因此，他笔下活灵活现的忽秃伦的罗曼史都得自他旅居波斯伊利汗国期间的听闻。（《从图兰女儿到中国公主》）

帖木儿不是第一个使用中国瓷器作为餐具的穆斯林君主。中世纪时，从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到印度的德里苏丹国，几乎所有穆斯林权贵的理想餐具都是中国瓷器。这样的风潮并非仅仅关乎奢华或时髦，而是在比较了各种材质的餐具之后得出的明智选择……可是，要想获得一套中国瓷器，在中世纪无疑是极为艰难的。从中国到撒马尔罕路途遥远，商旅们需要花费极大的心力才能将易碎的瓷器运抵目的地，其数量应该颇为有限。正因如此，中国瓷器才能成为宫廷显贵们乐于炫耀的奢侈品，甚至成为各国之间流通的外交礼物……自宋元起，中国海舶和伊斯兰海舶即往来贸易。中国以瓷外销，形成一条区别于路上丝路的海上丝瓷之路……青花，曾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象征，可它却从始至终都与波斯有着密切的渊源。青花以白色高岭土为胚，以钴蓝为色料，前者原产中国，而后者则是郑和时代进口自波斯。郑和是一位生于中国的穆斯林，他的祖先是元朝初期来自中亚的色目人……明永乐、宣德时期烧制的青花瓷堪称一流，代表了青花烧造的最高水平。（《瓷厅》）

在14-15世纪的波斯和中亚，苏菲派在伊斯兰世界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苏菲派的修行方式和正统的伊斯兰教教法有很大区别。苏菲们的修行方式，往往超脱常人。他们不看重文字，而是借助神通来吸引信众，被称为“海兰答儿”修行者……中亚是海兰答儿最早开始出现的地方，随后这种修行方式开始遍布波斯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关于他们的故事和传说，在中亚民间非常流行，中国人最熟悉的阿凡提就是一位海兰答儿。在不同的地方，他又有不同的名字。在中亚，他的名字是著名的阿凡提；在伊朗和土耳其，他又被尊称为毛拉·纳斯尔丁或者纳斯尔丁·霍加，甚至在印度的民间故事中也有他的踪影。据说，他是一位生活在12-13世纪的真实人物，但这一点显然已经无法确认了。充满智慧的阿凡提乐于助人，不畏强权的形象，正是苏菲派曾经流行伊斯兰世界的证明。（《萨满与苏菲》）基督教中的“密契”修行者也强调通过内在的灵性体验，实现人与上帝的直接合一，注重冥想、静默、爱的沉思与灵魂的净化，其深度与精神性可与苏菲派的“人主合一”或禅宗的“明心见性”相类比。

俞雨森《波斯和中国：帖木儿及其后》，继杨军《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蓝琪《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和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中亚的中世》之后，读的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第四种，2015年5月1版，2017年4月2印。2026年第21本，总阅读量第1636本。

武川镇，一个大漠边缘不起眼的小城，从6世纪起却成了掀起中国史甚至是亚欧大陆史的巨大风暴眼。鲜卑族的精锐甲士与铁骑、内地汉族的亡命豪族与浪人、柔然的彪悍猛士与降人，一起在这片不起眼的土地上混合成了一股巨大的、改变历史的新力量——北周、隋、唐，三个王朝的开国帝王均出自于此。

杨坚在北周武帝之后登上了这一鲜卑帝国的权利顶端，改国号为“隋”，其国运依照五德为火，瑞兽为凤凰。高句丽国王对亚欧大陆的新霸主——隋，一面假惺惺上表称臣，一面徘徊观望，伺机扩充实力。与父亲杨坚性格截然相反的隋炀帝杨广，在得知高句丽竟然越境与早已臣服的突厥可汗交接，无法忍受高句丽的不臣之举，决计挥师东进。而这一举动就如导火索，把隋王朝和自己焚烧殆尽，真真切切、名副其实变成了一只“炎凤凰”。

隋唐之际，高句丽一直孤军奋战隋唐帝国的大军；百济最初号称要做隋唐大军之先导，但战事一开，却采取静观其变的中立态度；新罗，则努力越过高句丽和百济，试图与大唐帝国建立直接的联系。
661年，唐高宗李治将年号“显庆”改为“龙朔”。韩非子说，龙有“逆鳞径尺，人有撄之，则必杀人”。对于屡次触犯大唐帝国“逆鳞”的高句丽来说，势必会被发威的朔龙一举吞噬。

总章元年（668），平壤城破，大唐帝国高句丽旧地五部100余城划分为九个都督府，于旧都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统辖之，虎将薛仁贵成为第一任大都护。至此，安东、安北、单于、北庭、安西、安南六大都护府建成，大唐帝国东至朝鲜半岛大部、南至中南半岛东部、西至西亚、北至西伯利亚南部的广袤地域均实现了羁縻统治。

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中亚的中世》，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系列39种之一，2014年7月1版，2016年4月2印。购于也闲书局。总阅读量第1516本。在我，于隋唐史有补。